　　据野史传说，唐玄奘从西域取经回来，到了陕西铜川的黄堡镇，离长安还有数日路程，正逢初夏时节，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丽日当空，突然雷雨交加，他仓促间避入一处窑场。此窑场正是著名耀州窑的中心，更巧的是窑主也是一位佛教信徒。可以想像，一定热情地接待了他。那天，通宵听其讲经说法，毫无倦意。如此连续三天，窑主仍舍不得让他离去，为多留玄奘几日，得想个办法。因见玄奘近几日除了讲经外，就是将受潮淋湿的经文在日头下曝晒，边晒还边发出啧啧的叹惜之声。心里主意已定：“师傅，您到长安最少还需月余，现在又是多雨季节，总得找个避雨防水的容器来保护这些经文啊？”“施主所言极是！但一时到何处去找呢？”“这样吧，我帮师傅烧制一些瓷瓶，将经卷放入瓶中，只要把瓶口封住，就不怕刮风下雨过江过河了！”

　　窑主就设计了一种肚大、口小、身长的瓶，甚合玄奘心意。因此，也多留了三奘诸多时日。而这些瓶的确十分管用，平安无损地将600多份经卷带到了长安。当唐太宗接见玄奘时，也对那些瓶产生好奇，当听玄奘说明这些瓶子的来历后，才恍然大悟，并将这些装过经卷的瓶子分赐大臣们，以作纪念并赐名“经瓶”。几天后早朝，有一位好事的大臣悄悄对同僚说，他回家后将酒装入经瓶中，没想到酒味格外甘醇，此法一经流传，大臣纷纷效法，于是，此风很快刮遍长安城。过了一段时日，又有一位大臣别出心裁地将含苞的蜡梅插入瓶中，说不但形雅而优美，而且花香分外诱人，于是，众人又纷纷效仿，私下里开始呼它为“梅瓶”。

　　爱酒的文人雅士让梅瓶成诸瓶至尊

　　以上均是传说，只因传得优美动人，不妨信其为真！南宋赵德麟在《侯鲭录》一书中，提到梅瓶即经瓶，是一种储酒的容器，但缺乏实例引证，后来在大量出土的辽、宋、金、元等墓室壁画中得到了证实。如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室壁画；辽天庆元年（1111年）韩师训墓室壁画；山西洪洞县元泰定元年（1324年）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壁画等等都有梅瓶装酒的描绘。画中还有一种陈设，名酒置，类似狭长的案几，面上镂出空洞，将梅瓶插入其中，有插三件的也有插五件的，这在赵大翁壁画中的过道西壁下部可清晰看到。古代，官宦和文人雅士大多嗜酒如命，爱屋及乌，对酒的痴迷自然波及装酒的瓶，梅瓶成诸瓶至尊也顺理成章了。

　　到了元代，梅瓶作为盛水插花和装酒的功能尤为明显，为摆放沉稳起见，逐渐加大了足部的宽度。到了明宣德，梅瓶的底部更显得宽大壮实，大大加强了搁置的平稳性，故酒置之类的插入架也随之不再施用。到了清朝，梅瓶几乎只作为陈设器了，瓶形也趋于多样化，还别心裁地在其肩上加环、加辅首等等，口也出现五花八门的型制，有蒜头的，撇口的，敞口的等等，尤其亁隆时花样更多，少了唐宋时崇尚的简朴美。

　　到了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的元朝，其民族剽悍粗犷的个性对酒精的刺激甚为依赖，自然对盛酒的梅瓶在装饰和观赏上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到了元朝，梅瓶在观赏功能上有了一次更高的飞跃，特别是瓶身的绘画，颇为精致，除了龙凤花卉还绘上戏曲故事，潇洒流畅的笔触和传神的造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瓶体上，让豪饮者在醉眼蒙眬中欣赏酒具的美，这是最高的精神享受！

　　明中期后，梅瓶作为花器渐成时尚

唐寅采菊图

　　明代梅瓶虽仍被用作储酒的容器，如明早期山东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梅瓶，瓶内仍有储酒遗痕，但多为陈设观赏用器。到了明中期，基本作为插花器皿了。我们从唐寅的《采菊图》和陈老莲的《岁朝图》中均可清晰看到，前者，陶渊明身后的仆童双手捧着插着菊花的梅瓶；后者，为瓶花清供，瓶内插着水仙、山茶、玉兰、梅花等时令花卉。梅瓶插花格外典雅，极符合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由此可见自明代中期以后，梅瓶作为花器已渐成时尚，也是画家笔下的常见题材。

　　清代梅瓶基本上不再作储酒和插花的器皿了，只作陈设之用，因而康雍乾三朝都试图在梅瓶的器型和瓶身的画工上下功夫，但往往弄巧成拙，失去了昔日质朴素雅的风采。虽如此，梅瓶在瓶中的至尊地位始终屹立不倒！

　　梅瓶自诞生以来就和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深受他们的喜爱，在瓶类中有着其他瓶器所无法替代的地位。我们知道，古陶瓷界受人追捧的国宝级文物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现分别藏于扬州市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和北京颐和园，十几年前，早在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尚未创天价前，此梅瓶已被业内人士估价八亿元，这只是估价，真正的国宝是无价的！从梅瓶的诞生、发展到演变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细数所有的瓶罐演变史，没有一件可以和梅瓶相匹敌的，也从另一侧面证实，梅瓶的至尊地位无可替代！（蔡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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