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纹样》背后的家国历史

　　天津美术网讯 今年4月，上海古籍翻译出版了英国19世纪末先锋艺术家及建筑师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经典著作《中国纹样》（Examples of Chinese Ornament）。在书中，琼斯精选一百幅取样于中国瓷器及珐琅器表面的装饰范例，展示令他震惊的华美中国艺术。在自序中，他评论道，“这些作品前所未 见，其夺人目者，不仅在工艺的精能，亦在色彩的和谐与装饰的通体之完美”。

　　然而此前，欧文·琼斯对于中国装饰艺术的评价却是极低的，更与本书中的溢美之词形成鲜明对比。在1856年出版《世界装饰经典图鉴》（The Grammar of Ornament，又译装饰法则）时，他仍在强调中国人完全没有想象力，尽管历史悠久，却在装饰艺术上鲜有进步。

　　仅仅几年后，他却一改最初的看法，更摹绘一百例经典的中国纹样，于1867年付梓出版，引起欧洲艺术界的震荡。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短短十年间，如此剧烈地冲击了琼斯的观点，导致他对中国艺术认知的巨大转变？

　　仔细观察琼斯所收录的图样，笔者惊讶地发现，其中的瓷器，绝大部分竟是来源于18至19世纪的清代皇家御器，而全然没有同时期外销欧洲的瓷器类型。

　　这批特殊的瓷器究竟源自哪里，又如何被琼斯看到，并将图样收入其著作？

　　在这里，首先要提及一位重要的英国收藏家，阿尔弗雷得·莫里森（Alfred Morrison）。这位在琼斯自序中花最多笔墨鸣谢的收藏家，又称放山居（Fonthill House）主人，他的收藏，被誉为欧洲19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之一。

　　莫里森是当时堪称英国首富的纺织业巨擘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 17901857）的次子，放山居亦是其父于1829年购置。

　　此书出现的纹样绝大部分取自清宫瓷器及珐琅器，这亦是莫里森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精髓。莫里森去世后，他的后人逐渐将这些器物散卖各处。

　　在流通于艺术品市场的放山居旧藏中，亦可见《中国纹样》一书所收录的瓷器图样。

　　由此可知，琼斯在《中国纹样》收录，并在自序中不吝赞叹的，正是莫里森收藏的这些官窑精品。而莫里森又如何得到这批瓷器呢？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位英国军人亨利·洛赫（Henry Brougham Loch， 1st Baron Loch，1827-1900）。

　　亨利·洛赫本是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及开普殖民地总督，他与中国发生关联，在于1860年，曾作为英国公使第八代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811-1863）的私人秘书和谈判特使前往北京。

　　第八代额尔金伯爵，是19世纪英国殖民地官员。1857至1859年间，被委为驻中国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作为英国谈判全权代表，随英军攻陷北京，与恭亲王奕欣谈判北京条约。也正是他在同年下 令，焚毁圆明园。

　　而此前，已经入园的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肆搜掠，至少有150万件珍贵文物在此后被运送出境，经欧洲流散向世界各地。

　　亨利·洛赫作为随行特使，借此机缘收入大量中国文物，并在1861年回国后，全部转卖于莫里森。因此，《中国纹样》中收录的皇家御器，当有相当的比例是来自于京郊的圆明园。而考察它们的年代，集中于雍乾嘉道，始于圆明园的大规模扩建，而终于其横遭劫难。

　　当我们再读《中国图样》中的琼斯自序，才终于发现其中颇有意味之处。如明清之际，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其中不乏精美者，琼斯却强调书中呈现的是“前所未见”的“新式纹样”，言辞间更充满震撼与赞叹。

　　又如他在开篇中简略提及，“中国新近的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使许多公共建筑或移为废墟，或横遭洗劫，大量富丽精美的装饰艺术品亦因此流入欧洲。”似乎是简单交待成书之背景，实际上却正指出他所接触的这些艺术品之来源：被洗劫、被移为废墟的建筑圆明园。

　　19世纪60年代，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早已重新洗牌。东方王朝动荡，官窑瓷器精雕细制，奇巧天工，却被迫在国难中逐波西去，令人 痛惜扼腕。与此同时，这段历史又意外造就了西方艺术家第一次领略清代皇家艺术的际遇。他们曾如琼斯般叹服于中国装饰的登峰造极，更倾注心血描摹记录它的华 美。

　　如今，琼斯的《中国纹样》在中国翻译出版，让这批遗珍重回我们的视野。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本书，一页页间，仿佛流动着一个半世纪的东西变迁、沧海桑田，然而这些中国图样，却仍如最初落笔时的缤纷可爱、富丽和谐。令人慨叹！

　　在时间的洪流中，唯有艺术得以永恒。

　　（作者 邓益伟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助理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