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参与策划这个选题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周刊》副总编辑陈郁。曾是一名经济学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7岁就成了上海社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研究员。1980年代末，他翻译、出版了罗纳德·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以及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两位经济学家之后分别在1991年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直到现在，陈郁还记得诺思通过邮政信件给他和同事寄来的“中译版序”中，那些用老式铁壳手工键盘打字机打印的文字：“历史是至关重要的（historymatters）。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就像他不会忘记：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著名的“五四诗社”以及讲堂里往来过江之鲫般的著名艺术家和美术史家。

　　小时候学习西画的经历以及大学的熏陶，让陈郁很快对艺术品拍卖萌生兴趣。1980年代，他在朋友的影响下收藏了不少织绣。1990年中期，陈郁辞去公职，“把户口揣在了自己的口袋里”。拍卖行是当时最吸引他的地方。这种选择既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也夹杂着理性的考量：“我当时的考虑很简单，拍卖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市场，介入这样的市场，总是越早越好。”他对第一财经说。

　　文人气

　　在正式购藏之前，陈郁“看了两年热闹”。当时，中国书画在整个艺术品拍卖的经营范围中是绝对的主流。陈郁也是从中国书画开始收藏。除了自己收藏，他还帮一家机构购买书画。他记得，当时在朵云轩拍卖公司，一件李可染的《牧童与牛》的落槌价是11万，远远高于5万元的市场价，因为这幅作品有齐白石的款识，是他让李可染画给杨啸天将军的。

　　从近现代书画进入古代书画的收藏领域，是当时大多数藏家走过的道路。而陈郁的特点在于：他的收藏偏向文人气和艺术价值。比如，他从未购过一件清代宫廷绘画，这倒不是他不认可这些画的价值，只是在他心中，自有一根标尺：传统文人的审美取向。“（清代宫廷绘画）这类作品在民国时期都是张伯驹这些大藏家不玩的东西。”

　　2013年，“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在龙美术馆开幕。这199张扇面几乎囊括了所有吴门画派名家，包括沈周、吴宽、王鏊、祝枝山、文徵明、董其昌。这也是经过10多年收藏后，陈郁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藏品。他曾经在拍卖行拍下大量书画，其中有些作品是受机构所托购买。这些明代扇面则是他一段时间心情和审美取向的记录。“超过了《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所记载的瑛兰坡的收藏，甚至放在小万柳堂明清两朝书画扇中也不假多让。”艺术史学者范景中这样评价陈郁的这批收藏。

　　为了纪念这次展览，陈郁还将这些扇面辑录起来，印制了300套《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集》，分送友人。“讲难听点叫曲高和寡，说好听点是三五个朋友在一起玩玩，没必要搞得像畅销书，一下子印那么多。”他说。

　　购藏、书写、探访

　　相比于书画，扇面是一个小众的门类。“当时，我喜欢小中见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方寸之间能够见到大的景象和格局。”忆及当年集腋成裘收集扇面的经历，他这样对第一财经说。“扇面虽小，但并不比立轴差，它精啊。而且它比例难画，随着扇面的弧度，透视点就不断地变化，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它还不断在变化。好玩，这两个字，就是我个人收藏的乐趣所在。”

　　明人扇面之“好玩”还不光在扇面上的构图，让陈郁感兴趣的还有明朝文人高迈的精神世界及风雅的往来酬唱。这其中，有些人并不是文徵明、董其昌这样的大名头，却有趣、少见，通过翻阅典籍摸索它们的来龙去脉，这能给人以发现的快乐。

　　比如，他的收藏中有一件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王鏊所写的“七言诗扇页”，为2009年在北京匡时竞得。扇面上有这样一首诗：“天王出震万方新，草莽还能念老臣。浩钧紫泥衔凤嘴，服裁文绮换饯鳞。未嫌五马归朝趣，且喜双鱼入馔频。衰病自怜无补报，寸忠还仗达枫宸”。拍场上，这件作品竞拍激烈，他的考虑是：“王鏊书迹少见，此帧扇页开门见山，很难得。”经过几轮竞价，陈郁竞得这件扇面。之后，他在《CANS艺术新闻》的专栏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满心欢喜，甚为雀跃。”

　　此事还有下文。4年以后的一个夏天，陈郁在家整理古籍，偶然翻到《王文恪公全集》，在第八卷中，他看到了王鏊那件扇面上的诗。在将两者对比之后，他发现扇面手迹的释文与旧时刻本不同。他进行了整理，又梳理了《太原家谱》、《吴郡名贤图传赞》《续书史会要》《王文恪公传》等书籍，将王鏊写作此诗的来龙去脉一一钩沉。2014年夏天，陈郁又去苏州寻访了王鏊故居惠和堂。踏足明代青石板小路，看到了纪念王鏊科举考试的牌楼。相比于中国历史对书画家们的讲述，陈郁认为，西方社会艺术史的微观探讨能带来更为深刻和丰富的了解。“当今艺术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已打开眼界，放开手脚，为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能书善画的文人带来了可能。王鏊亦可作如是观，这是我读此扇页后的感受。”他在《王鏊，在嘉靖元年》一文中写道。

　　这种搜尽典籍探寻藏品内在奥秘的事，在陈郁的收藏过程中比比皆是。往往在收藏一件作品之后，他会查阅书籍，并尽可能到当地探访。“购买、写作和游玩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对他而言，许多书画，比如张大千作品，只要钱多肯定能够买到；有些作品虽然不那么有名，但少见、有趣，能够给他发现的快感和智性上的愉悦，这也是让他极为满足的。

　　收藏多年，在思考方式上，陈郁保留着学者的底色。比如，他找到一条线索就会探究到底，得出一项结论之前会寻找更多文献作为佐证。他的公寓似乎是一座书籍堆积的小城堡，除了墙上的书架，它们还依次占领了书桌、茶几，以及墙角。为了查一个人、一首诗的出处，他要寻找相关典籍；为了外出游历，他也会买许多地方志阅读。2014年，他为《CANS艺术新闻》写了一年的专栏，其中的10篇文章将被他收录在一本小册子《读箑小记》中。“收藏也是丰富自己，逼着自己去读书，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的填鸭式，要从感性出发。”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读懂碑帖

　　随着收藏经验的堆积以及书籍的热爱，2007年以后，陈郁的志趣转向金石碑帖。这个门类不仅小众，而且鉴别繁难，更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之后，至晚清，金石碑帖的收藏又至一高峰。晚清大藏家吴大澂就是一位集大成者。“收藏书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历史上的书画大家对金石碑帖是顶礼膜拜的，赵之谦就很强调临摹碑帖，他的艺术成就也是得益于此。”陈郁说。收藏碑帖之后，他还去山东访碑，行走途中，写了一本厚厚的日记。陈郁的收藏一直在大众与小众之间游走，在他心目中，历朝历代，金石碑帖的分量都是远超书画的。“当然我知道这很高深，也愿意接受挑战。后来越卖越多，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他说。

　　“有些观念是藏在心里的，遇到事情了，就会反映出来。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自然的，并没有想很多，有时候道理越朴素越好。如果做一件事情需要很多理由的话，我会怀疑，自己应不应该去做。”说到收藏路上的几次转向，陈郁说。

　　2007年至今，陈郁收藏的碑帖已有数百种。今年，他应上海书画出版社之邀编著了《嘉树堂碑帖录》，收录近90种碑帖，包括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金沂州普照寺碑、晋爨宝子碑等。碑帖之外，陈郁今年购藏的《宝印斋印式》（汪关印谱）两册颇引人注目。汪关是晚明最杰出的篆刻家之一，明朝人身前编订的印谱本就稀少。而汪关印谱存印数量颇多。“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的研究：汪关当时制作了20部印谱，目前所见，存世仅余四五部，其间，剔除重复，约收录1000方印章。这本印谱也使得汪关成为明代印人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陈郁说。如很多重要印谱一样，这部汪关印谱也是回流自日本。

　　陈郁毕业于北大经济系，为了读懂自己的收藏，2010年客居北京期间，他到北大历史系做旁听生。“做学术研究要科班出身，我不过就是去买一件东西，买了以后想怎么来读懂它。”

　　“刚刚开始收藏碑帖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辑录成书。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有了公开交易市场，信息也更加通畅，我们能够隔一段时间就见到一批好东西。”他希望用原大影印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这批碑帖。在他看来，古人辑录碑帖只有名目和简介，现代技术使得这些文物能够以更为全息的面目流传于世。

　　“子孙永保”这常常是古代帝王和大藏家收藏用印的印文，蕴含着古人将珍爱之物传之久远的心愿。陈郁说：“我们都是临时保管员。藏之名山，不如分享于当世。”当年，朱家溍家族将家藏碑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启功受朱家后人之邀为书籍撰写前言，其中就提到：对这些碑帖最好的保护就是将之影印出版。陈郁告诉第一财经，启功的这番话对他影响很大。“穷尽一生，哪怕几辈子，我也不可能把这些藏品进行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将这些资料分享出来，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有方式。”（作者孙行之）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