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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卷轴。
熊秉明,《笔架》100×20×6.5cm雕塑。
熊秉明,《骆驼》39×46×17.5cm雕塑。
天津美术网讯 8月26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庄重而温暖的捐赠仪式。现场,杨振宁夫妇和朱奕龙各自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件熊秉明雕塑作品、3幅于右任的书法代表作,将“家藏”变成了“国宝”。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每场捐赠背后都会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对于94岁的杨振宁而言,这次捐赠不仅让自己珍藏多年的作品有了最好的归宿,也让他与雕塑家熊秉明长达70余年的友谊一并藏入了中国美术馆。
6件重要作品助力美术馆馆藏
当天,美协主席刘大为、书协主席苏士澍、雕塑家盛杨、艺术家范曾等艺术圈重要人士出席,馆长吴为山直言,“中国美术馆今天就像过节一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大家一起见证了杨振宁夫妇和朱奕龙向中国美术馆捐赠6件作品。
杨振宁及夫人翁帆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出自熊秉明的《笔架》《骆驼》和《马》3件雕塑。雕塑家吴为山表示,《骆驼》和《马》属于熊先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创作,“它们融汇了中国的写意精神和西方的抽象构成,体现出浓厚的哲学意味,彰显熊先生作为一名学者型艺术家的艺术精神”。而《笔架》则是杨、熊二人友谊的见证,“这是熊秉明先生专为杨振宁先生创作的,作品背面有两位先生的名字缩写”。
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则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幅于右任的书法精品,分别是《行书七言联》《草书轴》《行书信札》。捐赠现场,苏士澍直言这三件作品“不得了”,“文物出版社曾用14年时间,出了一部《于右任书法全集》,共六大函,很多作品都出自朱先生收藏。这三幅书法,从年代、落款还有形式来看,属于精中之精。”
吴为山:朱奕龙让我们作品随意挑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不断获得国际友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捐赠作品,作品中不仅有老舍、胡絜青、高二适、王临乙、王合内、滑田友、司徒乔、司徒杰等国内艺术大家的作品,还收藏了达利、珂勒惠支、法兰西艺术院众院士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吴为山向记者细数近年的捐赠名目时感慨道,“每一次捐赠行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次捐赠于右任作品的朱奕龙是收藏于右任作品的大藏家,“他有一个艺术馆,里面设置了于右任作品专厅”。当吴为山带着专家团进去选作品时,“他跟我讲,‘作品你们随意挑,我收藏的所有作品,可以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吴为山笑说,“这可都是朱先生的心血,我们哪忍心一次都搬走,我跟他说,‘慢慢来’”。
谈及杨振宁夫妇捐赠行为,也让吴为山颇为感动,“有一天,翁帆女士打电话跟我说,‘杨先生和我想把熊先生的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我当时听了,有点不敢想象”。他深知熊秉明作品对杨振宁的意义,“他们是70多年的老友,这次捐赠不仅让自己珍藏多年的作品有了最好的归宿,也让他与雕塑家熊秉明长达70余年的友谊一并藏入了中国美术馆”。
杨振宁:我与熊秉明是“总角之交”
此次捐赠的熊秉明的雕塑被杨振宁珍藏多年,它们都是杨先生的心头爱,“每次见到它们,都像是见到了我的老友熊秉明”。
杨振宁说,他跟熊秉明可谓是“总角之交”,“我父亲和秉明的父亲、数学家熊庆来是清华大学的同事,两家在清华园时曾做了8年的邻居,所以我和秉明很小就一起玩了”。杨振宁视熊秉明为他一生最知心的朋友之一。
在杨振宁看来,熊秉明是一位多方面均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哲学家、书法家,“他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学的是哲学,后来争取到留学的奖学金,去了巴黎。在巴黎不到一年,他就转学雕塑了”。上世纪50年代,熊秉明已饮誉法国雕塑界,“他在雕塑语言上,探索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即把铁片切割成小块后,再根据表现对象一一焊接起来”。杨振宁认为,这种雕塑方法的特点在于,“雕塑不仅仅是由铁片构成,铁片与铁片之间的空间也成为了雕塑的一部分”。
熊秉明一生创作了很多雕塑作品,其中不少让杨振宁印象深刻,“记得他为其母塑过一座头像,我第一眼看到时,便觉得这不仅是秉明母亲的形象,更是天下所有母亲形象的集中体现”。熊秉明最为大众熟知的雕塑无疑是《鲁迅头像》,“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作品”,杨振宁说,这尊雕塑的精髓在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鲁迅先生不肯妥协的精神。
盛杨:我与于右任的一面之缘
在捐赠现场,85岁高龄的艺术家盛杨“看到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作品很激动”。盛先生告诉记者,他不仅在多年前创作过于先生的雕塑,“还在七八岁时,与于右任有过一面之缘”。盛杨直言,“应该没几个在世者见过于先生了”。
盛杨回忆,那会儿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我还很小,辗转流落到了大后方,在一处深山小庙的慈幼院边劳动、边学习”。有一天,慈幼院来了一位老爷爷,“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只听老师说他是一位书法家”。老爷爷当时说了什么,盛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于先生当场为慈幼院所题写的“复兴民族、保卫国家是我们小朋友的责任”这句话,令他字字铭记于心。
盛杨后来才得知,在距慈幼院不远处的老林里,有一座古庙,庙里住着一位太虚法师,“当时于先生前往古庙拜访太虚法师,他路过我们小庙时,听说这儿有一群孩子们在读书,老人家很兴奋,拄着拐杖到我们这里来了”。
年少时候的盛杨并不懂书法,但那幅字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多年后,有人委托我做于右任像,我依旧很激动”。于右任雕塑做出来后,受到书法界和雕塑界的赞扬,不过,特别敬仰于右任的盛杨总觉得,“我还没有充分地体现于先生的那种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