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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讯不甚发达、文化传播较为迟缓的早年,藏书家出现得早晚与多寡,乃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兴盛程度的标尺之一。因此,准确判定孰为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对研究天津文化史来说,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那么,谁是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呢?似乎应推张霖、张坦父子。
张霖是康熙年间“富甲三津”的大官僚与大盐商,在津创构了遂闲堂、问津园等园林,并与堂弟张霔、儿子张坦于中款接南北名流,招引国内著名文人赵执信、吴雯、洪昇、石涛等前来进行文化交流,同时还将黄谦、梁洪、龙震等一批本土文士首度做了团体性聚合,推促天津第一次出现文化勃兴。其子张坦,乃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曾分别拜两大诗坛领袖王士祯与赵执信为师,《天津县志》谓其“性嗜学,于书无不读,博览搜讨,叩之立应”。
既有财力,复多堂榭,又喜博览,这些无疑已构成张氏成为藏书家的重要条件。只是,旧时史志对其家只有“法书名画,充溢栋宇”之记载,未道及藏书情况。不过,通过寻绎张坦及其宾客诗集中的一些零星诗句,还是能够明显看出,他家的藏书量确实不少。
张坦作有《遂闲堂十首》。据诗前之序,知该组诗为遂闲堂刚落成时张坦敬献乃父之作,诗中道及自家藏书的句子,共有四处:一是“阁上拥缥缃”;二是“碧纱拥万书”;三是“把书糜不有”;四为“典籍为网罟”。“缥缃”,是古人对书卷之代称,因旧时常以淡青(缥)、浅黄(缃)丝帛为书衣,故名;“碧纱”,即碧纱橱,指书房隔断;“网罟”,为网罗搜纳之意;“糜不有”也就是无不有,乃言书类之繁全。在一组诗中,张坦如此频频言及自家藏书,足见他对藏书是如何看重与喜爱。
此外,还可举出问津园宾客吴雯《柬逸峰孝廉》一诗。这首诗是吴氏写给张坦(字逸峰)的,内有“履阁藏书一万卷,今古纷纭自凌缅”和“昨日相过深下帘,心爱锦轴排牙签”之句。“履阁”,指的是张坦的书斋(其有《履阁诗集》);“牙签”,系在书卷上作为标识,以便翻检的牙骨等制成的签牌,亦为书卷代称。吴雯到张坦书斋观其藏书,张坦要下帘遮阳,以避其光投晒,此细节,反映出主人对藏书是如何精心呵护。也是在这首诗中,吴雯还以“君家藏书称最多”之句,感叹其藏书之丰,并将之与江南著名的黄氏千倾堂藏书相提并论。显而易见,在吴氏看来,沽上张逸峰已完全可以进入国内藏书大家之列。而在此之前,天津还不曾有谁从事过如此规模的藏书活动。
正因如此,笔者才有理由判定:天津最早的藏书家,应推清康熙年间遂闲堂张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