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约1万余件，是我国收藏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是研究青铜器与铭文的一个重要平台。藏品绝大部分是清宫旧藏的传世品，一部分是 1949年后收购的，少部分是私人捐献和考古发现的。例如，在捐献的青铜器中，就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捐赠的西周水鼎、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捐赠的商代和簋等，更丰富了故宫所收藏的青铜器。

　　从历史角度考察，我国对青铜器和铭文的发现、收藏和研究由来已久。较早的先秦文献中的《墨子》、《礼记》、《左传》等书，对于制作铜器的目的和利用铭文内容作为修史的资料等，都有一定的阐述。以后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也有一些记载，如：《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时发现一件铜器，其上有铭，经李少君（西汉时期的术士）研究，此器为“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器”。汉梁孝王收藏有罍（léi）尊，值千金。许慎著《说文解字》一书，很多内容都采用了铜器铭文资料。宋朝的青铜器与铭文研究，属“金石学”范畴，这时有关专著应运而生，如：《考古图》、《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都是代表性著作。清代宫廷收藏青铜器很多，清高宗乾隆又极喜爱这些文物，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殿廷之陈列、内府储藏”之青铜器，命梁诗正等大臣奉敕编《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几部专著，其功不可没。

　　从一定意义上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与铭文，是清宫收藏之延续，但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藏品。从整体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器类丰富和齐备，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器、铜镜、度量衡器、工具与农具、符节玺印等。铭文内容丰富，有族徽、祭祀、策命赏赐、征伐、订契约等。从藏品的时代看，有上自商、西周、春秋、战国，中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以迄宋朝以后的青铜器。从藏品的性质看，有商周时代“明上下、别等列”的青铜礼乐器，两汉以后的生活用器，以及宋朝以来的仿古器，其中包括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不少珍品，如：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是传世品，由于时间久远有的对其来龙去脉也不清楚了，因而失去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但这门学问文化遗产丰厚，历代学者、专家都不同程度地作过贡献，为我们今天研究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都需加以学习和传承。今天研究青铜器和铭文，首先要注意历史、历史理论的学习和指导；其次研究中要依据科学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标准器和标准器群。再次是，传世青铜器在研究方法上，一定要遵循全面考察青铜器的各个方面，造型、装饰、铭文、铸造等，且不可孤立片面地只研究某一方面，以致造成结论的不准确性；第四，尽可能利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研究，如：对金属成分和比例的测定，可分析出合金技术之变化。用铅同位素分析法，可以确定青铜原料产地；用X光透视技术进行辨伪工作等。

　　为了利用和研究青铜器及铭文，首要的就是要保护好青铜器。青铜器因成分特点易生锈和腐蚀，这是因为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如：氯气和二氧化氮与空气中的水分起化合作用后，对青铜器有着极强的腐蚀作用，因而要对收藏铜器的处所采用自然通风和空调通风，并要注意调节室内的温湿度，特别要注意防止铜锈中的氯化亚铜的产生，这种粉锈状的铜锈，对铜器有着较强的腐蚀与破坏作用。

　　下面我们列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先秦青铜器和铭文中的若干典型作品，进行简明考释研究，从中可窥见其学术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商代三羊尊是青铜文物中的瑰宝

　　商代三羊尊，圆腹、广肩、高圈足，高52厘米，口径41厘米。属大型盛酒器。器身饰饕餮纹（现称兽面纹），双目凸起，有冷艳怪诞之感。器肩上三个羊首逼真。该器为二次铸造，即先铸好器身，在器肩上留下相应孔道，接上羊首范，然后再与器身浇铸在一起。从实物观察，还可清晰看到羊首压住了器肩上的花纹。该器是 20世纪50年代收购的藏品，当时仅认为是一件后作器，作为一件资料保存。但经深入研究后，尤其是与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小型三羊尊比较发现，平谷三羊尊与故宫三羊尊除大小有别外，造型、装饰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确认故宫三羊尊为真器。该器有着狞厉之美，审美价值极高，是青铜文物中之瑰宝。

　　商代弋阝其卣（yǒu），计三件，分别为商末纣王时期二年、四年、六年所铸。三件卣均属商代长铭器，其中四祀弋阝其卣42字，器作长颈圆腹状，饰兽面纹。三件卣铭文内容保存了商代贵族祭典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对三件卣的真伪历来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以几件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铸造等角度研究，器与铭均真。后来有人又提出四祀弋阝其卣为伪器、伪铭，此说不确。我们分析，该器铭文中有“文武帝乙”一词，无独有偶，1976年陕西岐山西周遗址出土的先周甲骨文内有“彝文武帝乙宗”一句，“彝”是祭祀之义， “宗”是宗庙，“帝乙”是帝辛（纣）之父，此是周人祭祀“文武帝乙”的卜辞，与四祀弋阝其卣上的“文武帝乙”的称号完全相同。可以说，再高超的作伪者也杜撰不出古人之语言。四祀弋阝其卣铭文，文通字顺，反映了先祭祀宴飨百官，最后是赏赐的程序。也有人利用现代科技方法辨别三卣的真伪，结果均确切证明了三件卣为商代真器、真铭。

　　西周格伯簋记载以物易田的历史

　　西周格伯簋，圆腹方座，二象鼻耳，腹与座饰直线纹，通高23.5厘米。簋是盛黍稷稻粱的器皿，器内底铭文8行83字。其中有几句特别重要的内容：“格伯（付）良马乘于倗生，氒贮三十田，则析。”大意是，格伯用四匹良马，换取倗生三十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十田等于三千亩），二人于是订了交换契约。从铭文可看出，从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到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性变革孕育发展演变的轨迹。该器属西周中期共王时器。1975年山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几件西周中期卫器铭文，也有以物易田的记载，同是研究奴隶制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史料。

　　春秋少虡（jǜ）剑，传以往出土于山西，属于晋器，长54厘米，宽5厘米。剑保存完好，锋、锷锐利。剑身两面有错金铭文20字，其中“吉日壬午，作为元用，玄镠镈（bó）吕”，“玄镠镈吕”，应为金属名称。“玄”，《说文》：“黑而有赤色为玄象”，“镠”字，《尔雅》：“黄金美者谓之镠”，这里的“玄镠”应指铅而言，《说文·金部》：“铅，青金色。”《书·禹贡》孔颖达疏曰：“青，黑色。”可见青有黑色义，与《说文》对“玄”的解释也基本一致，“玄”指铅而言，而这里的“镠”字，应解释为美铅。对“镠”字新的认定，还可补《说文》之不足。“镈吕”，在句中与“玄镠”为并列关系，金文中也可写作“（fǔ）铝”。金文中亦有“黄”、“赤”，从总的看都应指铜而言。对铭文中金属名的研究，也有助于科技考古的展开。

　　龙耳莲鹤铜壶，通高122厘米，宽54厘米。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是大型的盛醴（甜酒）器。器作椭方形，有盖。体四面饰纠结的夔龙纹和垂尾鸟纹。颈部饰二龙耳，器四角各铸一龙形怪兽。盖沿有镂孔莲瓣两层，盖中心有一板，板上铸一圆雕仙鹤，姿态优美，作展翅欲飞，引吭高鸣状。壶下部以双虎托壶体。该壶的铸造反映了春秋时的开拓创新精神，龙、兽、鹤采用分铸后才得到器物凝重活泼的艺术效果。

　　以上我们论述了故宫收藏青铜器和铭文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并列举数例藏品进行研究考证。科学研究是连续的，应不断提升它的研究水平，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新的文化理念相结合，对青铜器与铭文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