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国家善本图书—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河东先生集》(柳宗元祖籍河东即今山西运城人，故称)，是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旧藏，后归入著名的“天禄琳琅” 清代皇家藏书。随着近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爆，“天禄琳琅”藏书引起越来越多人关注。这部《河东先生集》可以解开有关古籍的不少歷史谜团。

　　善本古籍“法统”象徵

　　善本古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正因此，古往今来的统治者、社会精英，都把搜集、保存善本古籍看得很重。鼎彝文物、古籍图书就不仅仅是文化或物质财富，而且成为国家“法统”的象徵。在古代统治者看来，得到它们似乎就代表着得到国家政权;得到它们越多，似乎就代表着其统治地位越合法。在知识分子看来，家藏万卷书，胜似拥有百座城，即成语“坐拥百城”。《史记》名篇《鸿门宴》中，说刘邦攻进咸阳后，“籍吏民，封府库”，把秦中央政府的物质财富、文化财富都封存了，其中当然包括图籍。从此，朝代更替之际，帝王们总是首先查封和抢夺前朝的金石书画、图书典籍等传世文物。

　　金人攻下宋朝京城汴梁，把宋徽宗藏书楼宣和殿的图籍、书画劫掠一空，拉到中都城(今北京)，拿不走的扔到御苑金明池里泡汤。金朝灭亡，元人又将金朝上述宝物移藏宫中奎章阁等处，故址大约在今北京城中心北海西岸老国家图书馆主楼一带。明初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攻下元大都城，随即“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分批运往首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又将这批宝物运回北京紫禁城，奉天殿(现太和殿)里有八口大龙橱，里面装满了三代鼎彝，表示定鼎北京;图书有一百柜，用十艘大船装载，由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后，先藏于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移到特建的藏书阁“文渊阁”里，由大学士、当时文化名人杨士奇主持清点、造册，编成文渊阁书目。清朝统治者继明朝入主中原，明朝内府宝藏顺利到手，到乾隆时大臣们检查内阁大库(即明代文渊阁)，发现里面的图书还有打着明初徐达的封条。清朝灭亡，国宝文物、图书典籍转归中华民国国有。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还不忘拉走故宫等处重要文物，也是这个原因。台北故宫现存文物六十万件，其中图书古籍、文献档案四十万件。

　　善本集结收官之作

　　清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谕令内阁翰林检阅内府藏书，挑选宋、元、明三代精善古籍进呈御览，在乾清宫东小院的昭仁殿设藏书阁，也是用唐代诗人张说“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典故。乾隆御笔题额：“天禄琳琅”。昭仁殿是康熙皇帝的寝宫。雍正起，皇帝寝宫移至养心殿。乾隆帝为表达对祖父的崇敬和纪念，把此处变为善本藏书处。“天禄”指汉代未央宫中藏书处“天禄阁”，萧何主持建造。“琳琅”本指美玉，引申指珍贵图书，恰恰出自柳宗元《答贡士沈起书》：“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宝甚厚。”因此，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在其间又有特殊意义。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大学士于敏中等奉命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收书共四百二十九部，其中宋版七十一部、金版一部、影宋抄本二十部、元版八十五部、明版二百五十二部。此时国博所藏这部《河东先生集》并不在其中。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乾清宫发生火灾焚毁，火灾殃及东小院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基本化为灰烬。当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痛心疾首之馀，下令重建昭仁殿，并令大臣彭元瑞等再辑内府珍藏善本藏于其中，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书六百六十四部。这是古代大规模善本集结的收官之作。至此，原属明代项元汴藏书的《河东先生集》，被收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代集部》。

　　风流云散“天籁阁”

　　古籍刻本作为印刷品，在成书之时都不是唯一的，同一块木刻雕版可以刷印多次。但是古籍刻本经过一代代藏书家鉴别、甄选进而收藏，最终留传下来，就成为善本典籍了。著名藏书家在书上钤盖藏书印，是其独一无二身份的证明。国博所藏《河东先生集》，就是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古籍。

　　此书的祖本，是唐代另一位诗人刘禹锡编辑的，南宋咸淳年间(一二六五至一二七四年)，廖莹中主持刊刻并校正。宋版书字体工美，后人称为“宋体”，精雕细刻，纸墨上乘，赏心悦目，乾隆时一页宋版书价至一两黄金。明代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典籍需求激增，弘治、正德时期兴起翻印宋版书热潮，嘉靖时期登峰造极。明政府曾下令严禁窜改旧版文字、行格，严格保护古籍原貌。这部柳宗元诗文集就是嘉靖年间，号称东吴郭云鹏“济美堂”的刻本。

　　这部济美堂版《河东先生集》上第一个藏书印，是明代著名收藏家、画家项元汴的“项子京家珍藏”。项元汴(一五二五至一五九○年)，字子京，号墨林、墨林居士等，浙江嘉兴人，著有《墨林山人诗集》、《蕉窗九录》。他出身嘉兴名门望族，其先祖项忠明初为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衔。父亲项铨是成功商人，经营当舖，积累下巨额财富。其长兄、次兄均出仕为官，他以“岁贡”入南京国学为太学生，父亲去世后留在家中照顾母亲，打理家族产业，尤以图书、书画收藏宏富的“天籁阁”闻名于世。至今收藏于中外各著名博物馆的中国传世书画，例如晋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瞻近帖》、《行楷书千字文》，顾恺之《女史箴图》，唐韩干《牧马图轴》、《照夜白图卷》，韩滉《五牛图》、怀素《自叙帖》、《苦笋帖》，五代李唐《采薇图》，宋苏轼《阳羡帖》、《致梦得校秘尺牍》，米芾《清和帖》，元赵孟頫《道德经卷》、《鹊华秋色图》等等，上面都有他的收藏章。一时风雅之士均慕名拜访。后来的著名“吴门”(苏州)画家仇英，曾为其僕人，因而得以观摩所藏宋元名画真迹，终成大家;写意花鸟画宗师陈淳是他的老师，董其昌年轻时也在他的家做过家庭教师。

　　一六四五年，清兵攻陷嘉兴，千夫长汪六水率兵闯入位于嘉兴城南灵光坊的天籁阁，将其中珍藏劫掠殆尽。项元汴之孙项圣谟在《三招隐图》题跋中写道：“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后来到乾隆时期，这些珍藏大部分辗转进入皇宫内府。

　　乾隆帝情有独钟

　　这部《河东先生集》之所以成为“天禄琳琅”藏书，不仅仅因为其版刻精良，还因为它是项氏“天籁阁”旧藏。乾隆皇帝是项元汴的fans，对“天籁阁”所藏古籍书画魂牵梦萦。在六下江南过程中，八游嘉兴南湖，寻访天籁阁旧址，痛惜天籁阁及所藏几无所存，作诗咏道：“檇李(嘉兴古名)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楹。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于是下旨按“天籁阁”意境，在承德避暑山庄仿造一座“天籁书屋”。书屋建成后，命内府在宫廷收藏的原项氏旧藏书画中选出宋米芾、元吴镇、明唐寅书画各一幅移藏其中。

　　因乾隆皇帝对项元汴旧藏情有独钟，济美堂《河东先生集》被选入復建的“天禄琳琅”藏书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八第十三页对此书著录如下：“《河东先生集》四函，三十二册，唐柳宗元撰。书四十五卷，凡诗书四十三卷，《非国语》二卷;又《外集》二卷，《龙城录》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二卷，后续一卷。每页版心刻‘济美堂’，与《增广註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另本。檇李项氏藏本。‘项子京家珍藏’朱文，卷首。”此书归入“天禄琳琅”秘藏后，就成为《钦定天禄琳琅河东先生集》，钤上乾隆皇帝、嘉庆皇帝藏书印鉴。每册“天禄琳琅”书前后副页依次钤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每册首页上方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和嘉庆“天禄继鉴”白文方印; 末页上钤“天禄琳琅”朱文方印和“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钦定天禄琳琅河东先生集》自嘉庆二年冬始，一直存放在復建的昭仁殿内，直至晚清宣统年间。

　　清亡前夕被盗出宫

　　现存此书目录页被钤上“熙彦收藏善本”藏书章，说明熙彦是继项元汴、乾隆皇帝等之后又一位收藏者。

　　熙彦，字隽甫，满洲正白旗人，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进士，后在吏部任职，擢升民政部员外郎、内阁学士。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任商部右参议，不久调任农工商部左参议，后擢升为农工商部左丞、署左侍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袁世凯组阁，熙彦任农工商部左大臣。清朝灭亡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担任民国政府蒙藏院副总裁、总裁。一部在清皇宫中收藏的善本书，何故变成大臣的私人藏书呢?

　　从熙彦得到这部书后，将三十二册书每一册盖有乾隆皇帝藏书印的扉页换成白纸，换掉原来清宫天禄琳琅藏书封面，而改为极普通的蓝皮装订样式，可知他唯恐别人知道这部书真实身份和来歷。推测他是在清政府灭亡前夕风雨飘摇之际，浑水摸鱼从宫中盗出。

　　国家博物馆善本帐本上记载，国博是在一九七三年从中国书店购得此书入藏。它是在哪一年，从熙彦家辗转到了市场，目前尚不得而知。周览此书沧桑聚散，只有国家强大、天下太平，民族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得到保护。（作者孙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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