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铨耗尽毕生心血搜集五千件文物捐给国家

　　天津美术网讯 一生省吃俭用，历尽艰辛，把竭尽毕生心血搜集到的、流散于海内外的珍贵文物全部无偿地奉献给国家，而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他，就是生于清末民初的 收藏家杨铨。从1959年到1964年间，他总共运回广州文物8批次，共5542件（套），其中陶瓷3390件（套），铜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 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书画296件和一批文物图书资料；另捐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数百件文物。其捐献文物数量之大、品类 之多在当时广州尚属首例。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卢远芳 整理

　　英国上司指点入门，17岁开始各处寻找文物

　　杨铨先生 是广东省鹤山县人，生于祖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1891年。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乡背井到香港谋生。杨铨16岁那年亦到香港，随父在一位英国人开办 的太古船坞工作。其父是该船坞的一位小职员。初进太古船坞时，杨铨作为后生经常代父送件到英国人上司家里。这位英国人酷嗜收集中国古代文化遗物，古玩、字 画、陶瓷、雕塑、碑帖以及富有天然画意的大理石等都是他所爱好和悉心搜求的。杨铨看见他的客厅里到处摆满了古董、字画，感到十分奇怪。

　　有一 次，他忍不住问这位英国上司，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破又烂又旧，放在这么干净漂亮的客厅里有什么作用？英国人听了这位小后生的发问后哈哈大笑。 他走到杨铨身旁，操着一口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拍着他的肩膀说：“傻瓜！你不要小看它们，这是中国极其珍贵的东西，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收集、保藏。你今后如 果在哪里见到这类东西，就通知我或帮我买下来，这对你今后是有好处的。”杨铨听后点头应允。从17岁开始，杨铨就经常手里拿着这位上司给的钱，在送件之 余，到各处寻找中国历史文物。他在接触文物的过程中，由不认识到认识，以后渐渐产生了兴趣，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

　　向亲友东借西凑抢购唐代《文成公主降番图》

　　那时候，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出入于香港、澳门及中国内地古玩店、文玩档，打探各种行情，他像着了迷似的学习文物知识，收购各种文物。

　　有 一天，杨铨偕好友任真汉漫步街头（任真汉是个对古文物素有研究、经验丰富的画家）。他们看到在充盈街头的古董摊之间，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摆卖一幅古画。 杨铨与任真汉走上前去仔细欣赏，发现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德（阎立本的兄长）画的《文成公主降番图》真迹，乃是一幅稀世奇珍！但老人要价甚高，而且非要当时 最通行的“日本军票”不可。杨铨一时无法凑足这笔款，正在惋惜之时，突然走来两个问价的日本人，看得出他们还真的识货懂行。杨铨与任真汉担心这幅名画落入 日本人之手，两人商议下，决定赶紧允诺卖主的要价，并约定第二天成交。杨铨回到家里，立即四处向亲友求助，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笔款，把《文成公 主降番图》抢购回来。

　　望着这幅几经波折的国宝，他们难以抑制激动，整天像着了魔似的，把它打开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并翻书寻典，对画面的内容及落款题字逐字逐句进行对照、鉴别。

　　慧眼“捡漏”光孝寺五代贯休画的罗汉图

　　有 一年，杨铨到广州看广州市美画展，打听到有一位美术学校教务主任在旅行日本时，从一位日本华侨手上买回一幅唐人花鸟画，就想办法找到这位教务主任，仔细观 赏这幅画，并托人要求他转让。收购这幅画后，杨铨与任真汉从画的隐秘处找到了画家滕昌祐的落款署名，字体凝重，画迹也是晚唐方有，比宋画有更多的厚重感。 这幅画的原主，那位日本华侨，是为了不让国宝长流国外，才让这位教务主任带回广州的。

　　在广州遇到古画的情况还不少，其中，最珍贵的，可算原 藏广州光孝寺的一幅五代画僧贯休画的罗汉图，可能是由盗贼偷出卖给古董贩子的。画上无落款，古董贩子不知此画来头大，要伪装成名人手迹，就找了个不易有画 迹留下的南宋画家的名字来做假款，在画的下边用小字写上“朱玉”两字，而在标题上则题作“南宋朱玉画大阿罗汉图”。杨铨见了此画后马上把它买回来，并请任 真汉一起鉴定。他们查出清初的诗人朱竹坨和广东诗人陈恭尹，曾用长诗咏述过他们在光孝寺欣赏贯休画罗汉时的情景。两人的诗皆详细记述了画中的形象神态：一 只巨猿持帚站在庭中扫落叶，一个高僧在窗内写经，一个侍者在高僧背后恭立，画中景物皆有诗句描写。诗与画相对照，即证明此画是光孝寺旧藏贯休画的三幅罗汉 图之一。据记载，它是苏东坡在遭贬海南时，留赠给光孝寺的。杨铨当时得此宝贝喜不自胜，立即把它珍藏起来。

　　1959年到1964年间共捐赠文物5542件

　　1958 年，原广州美术馆刚成立开放不久，藏品短缺，当时朱光（时任广州市市长）从黄新波（原广东省美协主席）、黄笃维（原广东省美协秘书长）处得悉杨铨收藏文物 的事迹，遂委托他们函请任真汉向杨铨商借一批古字画给当时的广州美术馆展出，声明展览结束后保证送回香港。杨铨很快同意了，并委托任真汉扶送200多件字 画回广州展出。1959年画展结束，借展的字画正待装箱运港时，朱光接到杨铨的来信表示：借展的字画不要送回香港了，我还有文物送回给祖国。不久，杨铨第 一批捐献文物运抵广州。

　　1960年春，杨铨第二批捐献文物运回广州，并附上给朱市长的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示：“愿将家藏文物全部无条件分 批捐献给祖国，供广大群众共赏。”从此以后，每年分一、二批每次数十箱捐献文物运回广州。每次装运文物前，杨铨为了保证文物运输的安全，都亲自备料，和雇 工一起制造囊盒，并随同文物前来广州，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开箱整理，清点入库。有时因赶时间，文物清点又不能操之过急，工作人员每天加班加点至深夜。那时生 活条件较差，工作艰苦，杨铨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时随文物带回一点糖豆供晚上工作的人甜甜口。到1964年捐献工作基本结束，总共运回文物8 批，5542件（套），其中陶瓷3390件（套），铜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书画296件和一批文物图书资 料；另捐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桂林博物馆数百件文物。其捐献文物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在当时广州尚属首例。

　　1967年，杨铨不幸病逝于香港。他为了大批国家珍贵文物不致四散流失，足足耗费了整整一生的心血。所庆幸的是，杨铨先生捐献的文物，全部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杨铨与郭沫若的交往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郭沫若居留香港期间与杨铨有所交往。杨对郭渊博的学识极为钦佩，而郭对杨的藏品也十分赞赏。有一次，杨曾十分感慨地对郭说：“假若有一天，国内出现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府，我愿意把毕生收集的各种文物和艺术品，全部捐献给国家。”

　　1949 年10月1日，神州大地一声春雷，杨铨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57年，杨铨的挚友任真汉应邀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到各地参观游览。返港后，任 真汉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告诉杨铨：大陆人民政府颁布了各项文物保护政策，地上地下文物都得到妥善保管，文物博物馆事业得到飞速发展，还公开展出让人参观、研 究。这一喜讯，像春风吹开了杨铨心头的冰霜，消除了他多年的疑虑。

　　郭沫若生前亦曾热情题词赞扬他：“以四十年间的搜集，捐献国家，像这种爱国主义的无私精神，十分可贵，值得我们颂扬和学习。”

　　（本文部分内容据吕雪萱《记香港已故文物收藏家杨铨》、苏乾《香港杨铨先生捐献文物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