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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张爱玲说,“旧上海的月亮,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旧时的月色怕是无缘重逢,但红黄的湿晕大抵可以想象,又是千年同此月,遗憾倒是可减几分。只是,这朵云轩的信笺,无形中却陡增了一些美意,怕是不同于今日常见信纸吧。
一“笺”字,表明了类属。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文人,写信是用“笺”的。纸质精美、尺幅较小的纸才称作笺。尺幅不大,精美却真精美,纸质洁白、匀薄、细腻、柔滑,上印有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等不一而足,别有国画的韵味。若材质里再添些颜料,则是真的古色古香了。故而也有“彩笺”、“花笺”、“锦笺”、“鸾笺”、“银笺”、“笺牒”等美名。
笺纸,一般每页八行。《后汉书》:“窦融玄孙章,与马融、崔瑗同好。融与章书,书唯一纸,纸八行。” 也俗称“红八行”,封套则以白绵或宣纸糊成长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竖写。这类笺纸、信封都已定型,市面都有出售;非同今日,全国信封统一形式,且由邮局监制出售,否则不予投递。
这笺纸,大抵随文人雅士间鱼雁往来、诗作唱和应运而生。古人看重自己的字,用纸颇为讲究。据称汉代蔡邕非纨素不肯下笔,北宋更有“择纸而书”之说。诗歌酬酢、鸿雁传书,精美的笺纸,既能抒情写志,又能悦人耳目,岂不锦上添花?
于是便有了写信的信笺、写诗的诗笺、作画的画笺、写谜面的谜笺。有文人学者以自己斋号制个人专用笺纸,是私人笺;有时文人不代表自己,而以单位的名义出面,遂又有印以机关、团体等名称的公用笺。将彩印笺纸辑成图册,遂又有了“笺谱”。
可以说每一枚笺纸,堪称一幅微型的国画或是钟鼎彝器的拓片。或清新淡雅,或古朴凝重,使得人们在阅读诗词或书信的同时得到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因此,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如同精美脱胎于庸常,笺纸的蜕变之路亦是如此。自东汉蔡伦以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以为纸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纸张的变化只停留在材质的更替上。直到南北朝,文风昌盛,古拙好雅,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五色花笺。此后,笺纸跳脱出“质”的藩篱,开启了她“形”美的蜕变。
第一个让笺纸名声大噪的是唐代薛涛。钱梅溪《艺能编》载:“书笺花样多端,大约起于唐宋,所谓衍波笺,浣花笺,今皆不传。” 正是薛涛发明了浣花笺。这薛涛,天资聪颖,八岁能诗。成年后虽是欢乐场上的风月女,但凭其美貌与才华,与诸名流赋诗弹唱,不让须眉。当时很多文人雅士和名流才子,像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之谊。
彼时唐诗辉煌夺目,承载这宗诗文的载体纸张——诗笺,名目繁多,五光十色。但薛涛究竟不是一般女子,对美苛刻,对诗笺的要求自然也挑剔。不但要求纸质细腻,还要有色彩、花纹。她遂在成都浣花溪百花潭畔办起造纸作坊,以浣花溪水、木芙蓉皮、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精美的小彩笺,这就是“薛涛笺”,也称“浣花笺”。薛涛用此笺,献酬名贤,裁书供吟,一时洛阳纸贵,文人墨客梦寐以求。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中曾云“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浣花溪畔留香笺,正是浣花笺开启了私人笺的序幕。许是薛涛笺还带着些许脂粉气,《天工开物》评价其“美在色”,或许男性文人还有更高的诉求?五代末后晋户部尚书姚顗的子侄们便是其一,他们研制出一种在笺纸上雕印山水花卉的砑光笺,让笺纸不仅有色的浸染,还有质的厚重。雕印用的是砑纸板,即在沉香木上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纹镂奇细,称作“砑光小本”。而后以彩色纸料薄而劲韧者,覆在线刻的画版上,用木棍或石蜡在纸背上磨砑,雕版上的花纹则浮现于纸上。砑光的笺纸,可以说是雕版印刷花笺的前身。
但还是有这样的男性文人,在薛涛笺的色彩上愈加沉迷,比如宋代谢景初。他制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色笺,人称“谢公笺”,也有称“鸾笺”和“蛮笺”的,比薛涛笺的芙蓉色就美艳许多。“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韩浦《寄弟蜀笺》)说的便是此笺。
元代制笺,在杂色粉笺上印有金银花饰,美则美矣,但终究文气不足。真正让笺纸发生质的飞跃,是在明代中后期。彼时,个性解放、文化优渥,整个艺术风貌,都呈现清嘉婉媚之势。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诗志的载体又颇显个性气质的笺纸,也呈现出清新的风貌。再加上经过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明代有了木板水印技术,此技术能将颜料融于纸而又不使其过于绮丽,又能将纹饰雕印于上又不使其过于凸显,做出的笺纸雅趣闲适、清新高绝,像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一样,颇合当时的主流文人——士大夫的心意。
其中以彩色套版精印成册,雅趣高绝,专供士大夫“清玩”者,莫过于《萝轩变古笺》和《十竹斋笺谱》了。
《萝轩变古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笺谱,卷内有画诗、博物、选石、仙灵、搜奇等主题的画笺共182幅,色彩古朴、静穆淡雅,拱花尤为精彩,孤本藏于上海博物馆,1981年上海朵云轩有复刻本印行。
《十竹斋笺谱》的编者胡正言酷爱竹筠,尝于寓所种竹十余竿,读书雅玩古董于竹窗下。后在南京鸡鸣山侧开一古玩店,因而取名,“十竹斋”。此笺谱内容丰富,包括历史故事、诗词意画、山水人物、商周铜器、古陶汉玉等等,笺谱诸图,皆纤巧玲珑,印制极工。若何多美呢?见过此笺的郑振铎曾说:“……人物潇洒出尘,水木则澹淡恬静,蝴蝶则花彩斑烂,欲习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纸面。”其精美大约只有亲见才能解馋了。
与晚明文人若合一契的是民国文人,皆有时代诉求,又葆守自我独立,文人们的笺纸在此时绽放了它最后的光芒。这多半与以文人画的兴起有很大联系。当时,姚茫父、陈师曾等声名鹊起,成为民初画坛领袖,他们两人均参与了笺纸的绘制,给笺纸的设计和制作注入了新的血液。随后,张大千、齐白石、傅心畲、王梦白、王雪涛、吴待秋、陈半丁等诸多画家均涉足笺纸,内容有山水、花鸟虫草、人物等,无论散叶,或已装裱成册皆精美绝伦,成一时之盛。
文人画取代作坊俚俗,笺纸整体风格细腻流畅、用色匀称妍雅,再加上独具文人个性的诗、书、画、印等,俨然是意趣盎然、清俊高雅的艺术品了。
像陶佑曾有陶报癖笺,上有双钩“祝君幸福”朱文隶书,下有“报癖自制”四小字,个性凛然;吴湖帆有“绿遍池塘草”笺,五个大字印于笺上,并附识云:“甲戌之春,静淑作《千秋岁》词‘绿遍池塘草’一语,为生平得意警句。今将手稿放影制笺纪念”,诗情满怀;张大千有画梅笺,自注“大千居士用元人法”,志趣在望;陈筱石有寿笺,中一“寿”字,下为“丙子五月庸叟制笺”、“时年八十”等朱文,耄耋咏志;徐仲可有蔡姜白所绘枯木顽石笺,上为珂字,下为徐字,边有仲可二字,姓名及字,皆在画中,独具慧心;俞平伯有曾祖父俞樾所制“俞园私笺”,两老翁对坐,题字“如相见”,颇有雅趣;郑逸梅和蒋吟秋有恋爱笺,郑逸梅集句、蒋吟秋书写,书作各体,有隶有篆,有横有直,或作弧形,或为环状,情趣盎然。
还有林琴南的山水笺、陈师曾的诗笺、戴伯和的鹤笺、李柏霖的花卉笺、王振声的动物笺、姚芒父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齐白石的人物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陈半丁的花卉笺……
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鲁迅,也有择笺寄意的温情。1929年5月15日,赴北平省亲的鲁迅,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不仅称呼柔情“乖姑!小刺猬!”,就连所选信笺也很特别:彩色的笺纸上,绘着枇杷和莲蓬,枇杷有三枚,两大一小,莲蓬有两只,一只饱含着莲子。原来许广平当时已经怀孕了,鲁迅选择的笺纸寓意不言自明。两页信笺所传达的柔情蜜意,或许比家书的内容还要丰富。
印制笺谱的店铺自然也不闲着,北方有北京荣宝斋、清秘阁、松寿堂、松古堂、淳莆阁、懿文斋等;南方有十竹斋、蕴玉堂、翠文阁、聚宝楼等。笺纸内容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等不一而足,使笺纸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赢得了名画、名店、名刻、名印四绝的赞誉。
越是美的,越容易流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笺纸在西方文具传入后,渐成衰落的趋势。为了拯救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鲁迅与郑振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抢救工作。他们收集北京琉璃厂荣宝斋、松华斋、静文斋、宝晋斋、上海朵云轩、九华堂等斋馆笺纸藏版,精选其中的331幅古今名人画笺,于1933年木刻精印了《北平笺谱》,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宣纸线装,色彩古雅,雕刻、印刷、图案三绝,图案内容丰富,珍贵异常,为当时的文坛艺林平添了传奇佳话。也多亏了鲁迅和郑振铎的超前眼光,否则,我们将很难见到民国年间笺纸的全貌。
如今还可见到的比较有名的笺谱有《芥子园笺谱》《荣宝斋诗笺谱》《十竹斋笺谱》《百花笺谱》《诗婢家诗笺谱》《博古图书叶子》《百花诗笺谱》。近几年艺术品拍卖会上,这些笺谱与笺纸常常出现,深受藏家钟爱,且价格不菲。再加上,木刻水印已经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知道这种工艺的人越来越多,技师却日渐减少,有失传之虞,所以笺纸的收藏市场还有上升空间。
中国古人就有这种能力,越是小的,越能赋予大的意义。所以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对于这笺纸,尺寸之间,诗书画印,无所不包,无情不含,怕也只有中国人能有此智慧了。王维曾以“咫尺之图,千里之景”来论画道,或许亦可作为笺纸尺短情长的另一种注解吧。(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