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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明代天启年间,瓷器上出现过这样一种新奇的图案画面:一只鹰、一头狮,或者一只虎,盘踞在一个台子上。这个台子本身小小的,狮、虎之类的大型动物停在上面,看上去很别扭。这是在表演马戏吗?还是制作的动物标本?马戏、标本都是近现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事物,明代时并没有这种东西。那么这种瓷画在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这个品种的瓷画其实是一种比拟性的画面,即:将画中的动物比作道德败坏的官员,把它们放到一张台子上,寓意就是骂官场上的大员们是“一台禽兽”。因为天启朝正是明朝吏治最黑暗的年代,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专权,与奸臣结成阉党,排斥忠良,把整个官场搞得乌烟瘴气。
“禽兽”这个词组在明代的用法很特别。据一些专家考证,在明前期,它是个褒义词;但到明后期,它又变成了贬义词。讨论本文涉及的瓷画,对此不能不察。
明代洪武年间规定,文武官员的官阶等级,主要通过衣服上绣的补子图案来显示。文官九品的图案是禽: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九品的图案是兽: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当时为什么以“禽兽”来作官员级别的标识?这或许与皇帝、皇后以龙、凤为标识有关。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龙是兽之首,凤是禽之首,用其他禽兽作为官员的标识,对龙、凤是一种很好的衬托。
然而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到明代后期,文官贪钱,武将怕死,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衣冠禽兽”这样的词就发生转化,带有贬义了。明代嘉、万时期的剧作家陈汝元在其作品《金莲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可见,“禽兽”已成骂人的话了。
天启时将“禽兽”转化成形象,用到瓷画上来骂官场上的得志小人,是一个绝妙的创意!因为“禽兽”两字既是文武官员的代名词,又是骂人的脏话,一语双关。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题材瓷画的具体画法。
从“禽”来看,这个题材画的只有鹰一种。鹰不在文官补子图案的范围内。补子中的九种禽鸟都是文雅的“瑞禽”,不适合用来骂人。而鹰则让人联想到“鹰犬”,为虎作伥的“爪牙”。鹰在瓷画中也曾经用作褒义的比喻,寓“英雄”、“英才”、“独立”之义,但在此画中是“鹰犬”之“鹰”。
从“兽”来看,这个题材画的有狮和虎两种。狮、虎是武官补子图案中的动物,它们的凶猛既可以从褒义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贬义的角度去理解。在此画面中应当是贬义的凶恶了。值得注意的是狮子的画法,画师把它们头上的鬃毛画成卷曲状,像只宠物狗,可能含有影射“宠臣”的意思。
再来看看“禽兽”们身下的台子。这种台子在明代叫作“台几”。据文震亨的《长物志》所说:
“台几,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近时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属,最古。”
可见,台几在明代是用来放置“尊彝”之类古玩的。这种家具往往有上下两层,体积很小。瓷画师之所以要将“禽兽”放置在这么不成比例的家具上,完全是因为它叫“台几”,要用它的“台”字之义,凑成“一台禽兽”这一词组。以“一台禽兽”暗示在官场的台面上是“禽兽”当道。(作者 李熊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