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其昌出身于上海的小地主家庭，在他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之前，家里仅有“瘠田二十亩”，为了逃避劳役弃家远遁。《南吴旧话录》曾记载了董其昌早年家贫，典衣质产以售名迹的故事。这个阶段他不太有经济能力购买书画藏品，还是以借观他人藏品为主。他发达后经济上得到改善，能够购买藏品，但是借观他人藏品在其一生中仍然很重要。等到财力丰厚，董其昌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逐步建构了自己的藏品体系。

　　较早年的如《龙宿郊民图》题跋所说，万历五年(1577)丁丑三月晦日，董其昌开始习画，便时往顾正谊家观摩古人画，元季四大家的作品多所赏心。中进士后，在北京的收藏家那里借画临仿，以宋人真迹、马、夏、李唐最多，元代人作品较少。二十年(1592)和二十一年(1593)，董其昌家居多暇，“与顾中舍、宋太学借画”临仿。

　　项元汴是嘉兴的大收藏家，其天籁阁收藏富甲天下。董其昌在《墨林项公墓志铭》中说自己与项元汴长子项德纯相善，在项家观看藏品，与项元汴相谈甚欢，被项氏引为同味，相见恨晚。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董其昌访项德纯，观天籁阁藏名家字画，并作《天籁阁观画记》。《石渠宝笈续编》第三十三册《董其昌临黄公望浮峦暖翠图一轴》有董其昌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五自题，称黄公望《浮峦暖翠图》为“元画第一”，他曾经向项元度借观此画阅半岁。董其昌一直与项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项圣谟手上，他还常去项家看藏品。

　　嘉兴的收藏家还有徽州人汪爱荆、汪珂玉父子。汪家有墨花阁与韵石斋，汪珂玉《珊瑚网》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丁巳二月，董其昌携《宋元宝绘册》至嘉兴，汪珂玉同项德新、项圣谟过舟中观看。翌日，董其昌又与雷仁甫、沈商丞至汪家斋中，更携黄子久画二十册与汪爱荆同观，并观看汪家藏品。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董其昌游嘉兴，再观项氏、汪氏珍藏字画，跋陆广《溪山清眺图》、项元汴《花鸟长春册》等作品。

　　董其昌的老师韩世能及其子韩逢禧精于收藏。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从韩世能那里借了褚遂良摹《兰亭序》，缩临为蝇头体。十九年(1591)春，董其昌在京中欣赏韩世能珍藏书画名迹，有陆机《平复帖》、《曹娥碑》等，又借临《洛神赋十三行》。此年十月十五日，董其昌与同僚在翰林院观韩世能所携李唐画、宋高宗书《文姬归汉图册》。万历二十五年(1597)，董其昌与陈继儒游苏州，同访韩世能，观其所藏颜真卿《自书告身》、徐浩《朱巨川告身》、赵伯驹《三生图》、周文矩《文会图》、李公麟《白莲社图》等作品。另外，据《石渠宝笈续编》第三十三册《董其昌临古帖三种一册》，董其昌曾向韩世能借唐拓《戎辂表》临写。万历三十一年(1603)董其昌刻制《戏鸿堂帖》，还向韩逢禧借杨羲《黄庭内景经》摹刻于卷首。

明董其昌跋《江山雪霁图》

　　董其昌好友冯梦祯居杭州孤山，藏有王维《江山雪霁图》与萧照《中兴瑞应图》。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董其昌写信求观，并为之题跋，次年又致函请求继续借观此作。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廿日，董其昌在杭州昭庆寺得疟疾，冯梦祯冒雨送三件藏品供其病中消遣，董氏再跋《江山雪霁图》，并观赏了萧照《中兴瑞应图》、米友仁《楚山秋霁图》。

　　杭州的高濂藏郭忠恕《摹王维辋川图》和赵令穰《江乡清夏图》。董其昌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奉旨持节封吉藩，在高家观看并跋这两卷画。一年后，他又过高氏书斋再观郭画。镇江的收藏家有张觐宸与陈从训。张家有培风阁，其藏品可以与项氏天籁阁相埒。陈家富收藏，詹景凤《东图玄览编》记载了陈氏所藏的“云林山水一纸轴”、“李成风雨图一大幅”、“宋僧惠崇画一卷”、“米元章多景楼诗一段”等名迹。万历十九年(1591)，董其昌为田一儁扶柩还乡，途经京口时在陈从训家里观看了米友仁的《雨景山水》。万历二十九年(1601)七月三日，董其昌在已藏赵令穰《江乡清夏图》的题跋中说起自己曾观看陈从训藏惠崇《江南春卷》。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民抄董宦事件”之后，董其昌避祸于张家，阅其古迹。《容台别集》卷三记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董其昌过京口张觐宸，观看杨凝式书、并为跋沈周《东庄图册》。《画史会要》卷五记载，天启元年(1621)，赵希远随董其昌往京口拜访张觐宸，观黄公望《浮峦暖翠图》。王时敏和王鉴也曾随董其昌拜谒张觐宸，获观黄公望《秋山图》。

明董其昌跋《蜀素帖》

　　徽州地区收藏家很多，董其昌每游徽州便住在友人家中品赏书画。歙县溪南吴氏和董其昌颇有交往，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吴廷。吴廷收藏很丰富，有王羲之《官奴帖》，颜真卿《祭侄稿》，褚遂良《兰亭序》、《文皇哀册》，赵伯驹《桃源图》，苏轼《后赤壁赋》，米芾《蜀素帖》等。董其昌刻《戏鸿堂帖》与吴廷刻《余清斋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吴桢，字周生，董其昌游徽州，就寓居在吴廷或吴桢家里。吴桢家藏晋唐法书甚多，以《澄清堂帖》最著，董其昌崇祯癸酉(1633)有《重跋澄清堂帖》。吴怀贤，字齐仲，吴其贞族兄，所藏最著为《周文矩文会图》大绢画，其匣盖有董题。万历己酉(1609)二月，董其昌游黄山，住吴怀贤家两月，题《宋元明集绘一册》。程季白，名梦庚，休宁榆村人，侨居嘉兴，董其昌在程氏那里观赵佶《雪江归棹图》、李成《晴峦萧寺图》等。

明董其昌跋《雪江归棹图》

　　二、购置藏品

　　董其昌中进士后家境明显好转。董其昌购藏书画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按照书画史观念访求。但是董其昌对藏品没有著录，因此很难知道他收藏的全貌与藏品的流动，以下仅举数例分析。

　　董其昌曾入莫氏私塾读书，又向顾正谊学画，而莫与顾皆习黄公望之名手。推崇以黄公望风格为代表的元四家，进而推崇“南宗画”，是董其昌主导的山水画史观点。黄公望学习的主要对象是董源，董其昌理所当然地上溯至董源，以探画理究竟。又因米芾、汤垕等人将董源与王维衔接，从而形成了“南宗画”鼻祖王维，经董、巨而下的表述。

　　万历十九年(15 91)，董其昌请告归里，大力搜访元四家的作品，以之“一以北苑为师”。顾正谊曾藏黄公望《阳明洞天图》，后他携此图至北京，被四川籍的郭姓官员购买回川，顾氏深为惋惜。二十年后，董其昌的朋友从四川买回此画，但此时顾正谊已经去世。董其昌收藏到黄公望《陡壑密林图》后，在题跋中说顾正谊所藏大痴画后来都归他所有，唯独保留了这件不给。《陡壑密林图》的入藏，意味着他最终将顾藏黄公望作品悉数购得。

明董其昌跋《潇湘图》 (己亥年[1599]跋)

　　董其昌毕生所得共有四幅董源作品最称真赏，他专置“四源堂”庋藏。最早得到的是董源《溪山行旅图》。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告假在家的董其昌常向顾正谊借画临摹。一次与友人在顾家饮酒，顾氏告诉他有此名画。随后刚到北京就从吴廷手上得到此作，即沈周、文徵明曾藏“江南半幅董源真迹”。

　　在董其昌大力搜集元四家遗墨的辛卯年，他得知冯梦祯收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他于十月十五日跋《江山雪霁图》，借禅宗为喻梳理了王维而下的谱系。他以皴法形态作为最基本的判断，将赵孟的《雪图》定为学习王维的风格。董氏之前对王维已经很关注，他看过项元汴藏《江干雪意图》和高濂所藏《辋川图》。他自己只藏过《雪溪图》，但很快题跋后就出售了，因为此画并不很好。

　　就在董其昌沉迷于探讨王维的风格时，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他奉旨持节封吉藩，取道泾里，华中翰帮他和会购得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董其昌题跋赞美此卷是黄公望生平最得意之作。是年冬，董氏又买得江参《千里江山图》，曾是严嵩的藏品，而江参在画史上也是学习董巨风格的名家。

　　次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董其昌鉴藏的丰收年，他连续获得了两幅董源的作品。先是六月，从松江返回北京的董其昌马上得到了一幅董源的作品。这幅画得自彭孔目家，有文彭题，但董源名款却残损了。董其昌认为《宣和画谱》所载宋画大多“选诗为境”，此画便符合“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诗意，因而定名为《潇湘图》。

　　十月三十一日，董其昌已经从江西绕道杭州，在高濂家中观赏郭忠恕摹王维《辋川图》并作题跋。冬至日，陈继儒携董其昌未完成的《婉娈草堂图》回访，希望董氏完成赋色。结果他们整日都在欣赏新得到的李成《烟峦萧寺图》与郭熙的《溪山秋霁卷》，竟未及给《婉娈草堂图》设色。《溪山秋霁卷》曾是莫是龙的藏品，后归其婿潘光禄。这年冬，董其昌又从潘氏手中得到董源《龙宿郊民图》。这幅绢本设色山水画高四尺九寸，横五尺四分。董其昌认为此画“奇古”，猜测其内容大约是“箪壶迎师之意”，乃宋太祖下江南时，江南所进御。董其昌于天启四年(1624)甲子九月三十日给这幅画题跋。

明董其昌、清乾隆帝跋《龙宿郊民图》(局部)

　　董其昌在《龙宿郊民图》的题跋里谈到自己学画的经历，自从模仿黄公望的风格之后，他又在北京借画临仿，但多是宋人真迹，特别是马远、夏圭、李唐的作品。这恰恰是他归之为“北宗”的几位画家。后来他得知元四家俱学董源，便开始搜访董源之作，得到了沈周曾藏的《溪山行旅图》。但此画仅仅是董源水墨画，记载中董源学习李思训的设色画却仍未见过。这次得到的《龙宿郊民图》是小青绿设色，其内容与皴法与之前董氏所得《潇湘图》相似。因此董其昌断言此作是董源的设色作品，并为之“满志”。题跋又说自己见到其他董源作品，而李成、燕文贵的却没有，可知董氏已经将过去所藏李成画全部否决。他拥有最多的还是黄公望的作品，除了买下所有顾正谊藏黄公望画后，还从沈氏家收了二十幅，“自此观止矣”。

　　跋中所说“今入长安，又见一卷一帧”，“一卷”指的便是在北京见到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据董源《夏山图》后董其昌题跋“壬戌余再入春明，于东昌朱阁学所见《夏口待渡图》”可知，他首次见到此图是天启二年(1622)奉诏赴京时。四年(1624)春，他又在朱氏处观赏此画。然至仲夏，此画却到了吴廷手中，董其昌和王时敏得以在吴廷北京的寓所再次品赏。这次董其昌题写了引首，跋文只是简单讲述了此画的递藏，并将其指为《宣和画谱》所载《夏景山口待渡图》。藏者“东昌朱阁学”是内阁大学士朱延禧。

　　董其昌对董源画的探索没有因“稍称满志”而停止下来。崇祯五年(1632)他以七十八岁高龄起故官抵京参与编修《明熹宗实录》。又为他提供了邂逅董源之作的机会，他遇见了《夏山图》并题跋。次年，他买下《夏山图》，并于乙亥、丙子两年在卷后两次长跋。《夏山图》是董其昌托万邦孚搜寻到的，他通过万氏还得到了董源的《秋江行旅图》，以及巨然风格的小幅画。

　　董其昌在《夏山图》后丙子跋文中仔细描述了董源《秋江行旅图》。这是一幅巨轴，有行人舟船，但皴法变幻莫测，董其昌认为不是李成和范宽所能达到的，真可够得上神品。但是董其昌后来很少提到此画，他论画时所用更多的是《秋山行旅图》，虽然画名相似，但究竟是否同一作品却不敢定论。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记载了一卷董其昌书法《论画卷》，其内容论画，间有论书，均选入《画禅室随笔》卷一、二，文字稍有出入，其中一条记载董北苑《秋山行旅图》。此卷作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若为真迹，则董氏先此便已得《秋山行旅图》，而《秋江行旅图》则要晚至崇祯六年(1633)才获得。

　　至此，董其昌已经收藏了不少董源画，最著名的有五幅，即《溪山行旅图》、《潇湘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秋江行旅图》。但董氏记载的董源画还有《商人图》、《秋山行旅图》、《蜀江图》、《征商图》、《云山图》、《溪山图》。还有不知名者两幅，一从白下徐国公所购，一从郑金吾所购。还有现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寒林重汀图》，有董其昌题“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但是无法在文献中对应这幅画。另外《容台别集》卷一有《题董源画卷》，根据董氏题跋，此作应称为《山居图》卷，藏于御史大夫张氏。风格与朱氏所藏《夏景山口待渡图》比较接近，这也是董其昌鉴定《山居图》的主要依据，所见到的时间应该也至少是在天启二年(1622)之后。

　　对“南宗画”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有藏品。比如传为巨然的《雪图》、《萧翼赚兰亭图》、《层岩丛树图》、《长江万里图》、《秋山图》等。传为李公麟的《孝经图》、《九歌图》、《潇湘卧游图》、《莲社图》等。米友仁的《潇湘白云图》、《海岳庵图》等。至于元四家、明代沈、文的作品更不用细列，只要稍微留意，如今传世的一些著名作品上都有董其昌的题跋。虽然对赵孟颇有微词，董其昌也收藏有不少赵孟作品，比如《雪图》、《洞庭东山图》、《鹊华秋色图》、《水村图》、《林塘晚棹图》等。甚至还有李唐《江山小景图》等“北宗”画家作品。

　　董其昌收藏书法作品也很注意建构体系，比如他喜欢草书，将山水画董源和巨然，比作草书张旭和怀素的相承谱系。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最前面以小楷为主，前十卷皆为晋、唐古法帖，后四卷主要是从宋至元代赵孟的书法，其中第十六卷还翻刻了《澄清堂帖》。可以看出他对书法的选择标准，一是重视小楷，二是崇尚古帖。可以确定为他自己曾藏的历代法帖，就有唐摹本《乐毅论》，天历本《兰亭序》，开皇本《兰亭序》，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柳公权跋本《十三行》，李公麟书《孝经》，米芾《蜀素帖》、《宝晋斋帖》，《淳化阁帖》、《集王圣教序》、《大观帖》，等等。至于宋元明三代名家书，更是不可胜记。

明董其昌跋天历本《兰亭序》

　　三、鉴藏活动

　　董其昌的鉴藏活动很丰富。当他收到历代名迹，便宝藏于斋中，与朋友雅集品评、题跋。他为所藏最得意的四件董源作品专辟“四源堂”;又设置“戏鸿堂”存放刻帖;在杭州得到一个宝鼎后命名了“宝鼎斋”;还专门为了方便与好友陈继儒讨论书画而建造了“来仲楼”。董其昌与朋友们的鉴赏活动不局限在斋中，还经常在外参与他们的雅集，有时候鉴赏雅集就在舟船中。

　　陈继儒在《来仲楼法书》后题跋中曾说起他与董其昌的鉴赏活动云：“王元美先生有‘来玉楼’，为汪伯玉题也。董玄宰先生有‘来仲楼’，为余题也。两人登此楼，除法书名画别无间杂事。彦京与竹林之游累积成帖，百尺楼下客勿出示之。陈继儒题。”董其昌在宅中乐此不疲地从事他的书画鉴藏，从家中面向东边就可以看到龙门寺水木映带、梵钟整肃的清旷之景。

　　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十五日，董其昌在翰林院焚香从事，与陶望龄、焦竑、王肯堂、刘日宁、黄辉等好友一起，观赏座师韩世能携来公署的李唐绘《文姬归汉图》等作品。万历三十二年(1604)五月至六月初，董其昌前往杭州游玩，住在寺庙僧舍中，与吴廷在西湖雅会。吴廷带了米芾《蜀素帖》、王献之《中秋帖》、宋高宗《杜甫七言律诗》并赵孟补图、苏轼《后赤壁赋》、赵孟《临王大令四帖卷》等作品。董其昌也携带了一些藏品，用几件名迹向吴廷交换米芾《蜀素帖》。

　　董其昌一次驾书画船至虎丘，与韩逢禧及其吴姓姬妾、沈德符四人聚会。董其昌从陈继儒那里借了颜真卿《朱巨川诰》，沈德符就其中“关(關)播”误写成“开(開)播”的细节指出此作系伪造。沈德符记载此事，主要用意是炫耀自己的卓越眼光。但是他后来也意识到当场指出这点破绽肯定让董其昌很难堪，所以他在之后与韩氏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很后悔当时的脱口而出。

　　出售书画给董其昌的人中，有数位武职官员很特殊。因为成化以来已经形成书画杂物“折俸”的成规，隆庆皇帝即位后面临财政危机，官员的俸禄有各种各样的折色，很多内府书画折合成武官的俸禄发放，其中以武官如朱希忠、朱希孝兄弟所得为多。而武官大多不懂欣赏，便将书画作品出售给董其昌这样的鉴赏家。这也成为董其昌书画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比如张乐山、万邦孚、郑金吾、刘承禧、魏国公徐弘基、王世延将军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