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书信文化何时兴起何时衰落，在城市中，有一个工种一直感受最深、最直接——邮递员。早些时期，一辆二八车、一捆报兜，每天骑行几十里，他们只为把书信和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今，二八车改成了电动车，承载无数家人思念的报兜却逐渐变成了一捆捆快递包裹和公函信件。日前，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从业邮递行业30余载，对于他而言，书信俨然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信文化的没落在宁建的眼里，不仅是书信少了，人情味也变少了。“如今送信早已失去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温度。”

袋子→盒子私信少了公函成为大多数

作为一名邮递员，虽然每日重复着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宁建说自己从没感到过枯燥乏味，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

每天早上7点半，宁建会准时到邮局报到进行集体分拣作业。所有人员集中在一个大分拣台上，把整个邮局的信件和报纸分别分拣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宁建要把作息台上属于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报纸进行再分拣。在分拣信件的同时，宁建要按照送信的顺序进行排道，整理完装进报兜以后便可以出发投递了。那时候的宁建并不在水碓子邮局工作，他负责的道段是安定门外到德胜门一段，全长大约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个人的报兜里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报纸”，对于数字，宁建极其敏感。作为一名合格的邮递员，心里必须有数，因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张报纸送到每个属于它的主人手中，一点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刚参加工作时，宁建送信回来后被师傅发现报兜里还余下一封信件，二话不说，就被“送”出邮局，查询究竟是哪儿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邮局就会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宁建回忆说，“每年11月到来年1月信件更多，会达到一个高峰，元旦、春节，谁还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高峰”这个概念没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来每天早上集体作业时装信的大袋子换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装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装多少？”宁建说，“到现在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习惯，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车→电动车报兜瘪了快递工作更辛苦

年轻时的宁建最骄傲的就是自己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骑着二八车出去送信，尽管每天他要来回骑行40多里的路。“20多岁，我穿着北京邮政的制服，骑着绿车，进出机关大院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宁建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二八车可了不得，买的话得花好几百，可是邮递员单位给配车，车在我们那会儿就跟战士手里的枪似的，擦得锃亮，骑着倍儿美。”

在宁建的记忆里，那时候出去投递的报兜子都要被信件撑爆了。而如今，报兜越来越瘪，快递包裹却越来越多，二八车也换成了电动车。“现在基本是保险、交通违章单、广告，账单等信件，邮递员的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因为快递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热情→冷漠吆喝没了送件必须到门口

“张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宁建的话说，那时候骑车到楼下一声吆喝所有人都跑下来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着每天这个点你该来了，就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在宁建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德胜门外有一个姓陆的老大娘，大闺女在外地插队，快过年了，老人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几回，问闺女的信来没来，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宁建说，“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宁建也发现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来越少。“那时候送信有激情有温度，现在送信却感觉冷冰冰的。”宁建说，“以前即便是挂号信，一句吆喝都跑下来抢，现在送挂号信，吆喝也没人听得见，而且必须送到家门口，那种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的邮递员说让爬就得往上爬。”

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在张丁眼中，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信札收藏分为三个时期：90年代前拍卖公司还没兴起的地摊时代、21世纪前后十几年的拍卖时代、2010年至今的火爆时代。

收藏估价

看准五要素

1：笔者名气

2：毛笔字或钢笔字（毛笔贵）

3：笔者书法程度

4：内容是否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5：保存是否完整（既带信封邮票）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有拍卖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书札作为书画的一部分收藏，那时的书信还属书画、小品范畴。张丁告诉记者，当时的市场来源主要在古董书店、邮票市场、还有民间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什刹海、双龙、月坛、亮马桥等地都会出现。

能够意识到信札手稿收藏价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价格不高。偶有拍卖，关注者也不多。张丁回忆说：“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约10万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这一时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价值的信札手稿被抛到市场上，价格更低，如同废品。”

1995—2010

1993年内地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诞生，信札被纳入拍卖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鸿写给好友郭有守的两封信只有两页，估价6万元—8万元，结果以23.1万元成交。2009年春拍，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震惊收藏界。西泠拍卖在2009年秋拍创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适《尝试集第二集手稿》212.8万元，当时创了近现代名人单件稿本最高纪录。

然而在张丁的眼中，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之前书信市场没有太大的变动，原因是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书信的稀有性仍一般。“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拍卖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兴起了新一轮收藏热，信札手稿的收藏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渐扩大。

2010—今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软件的火爆，书信的稀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百万级的成交“蜂拥而来”。

以2011年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荟萃孙文、谭延、李烈钧、胡汉民等众多国民党元老手迹的《先忧后乐》册页以345万元成交；另一件以孙中山《天下为公》领衔的民国要员墨迹册页276万元成交；蒋中正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从18万元起拍，最终成交414万元。到了秋拍，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49.5万元成交；同治、光绪年间陈介祺致吴云书札册25万起拍，218.5万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价成交，其中《秉烛后谈》手稿100万元起拍，345万元成交；《药堂杂文》手稿80万起拍，230万元成交。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封，最终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记者韩英楠）

来源:北京晨报责任编辑: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