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师大一机构收藏近十万件明清文书

　　天津美术网讯 不久前，在金华市档案馆一批馆藏民国档案中，意外发现了25件金华县清代文书。经有关专家鉴定，其全部为清代真品。一时间，这一发现迅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2月24日，本报“浙中周末”版以《市档案馆惊现清乾隆年间文书，馆藏档案历史前推163年》对此事进行了关注。

　　而事实上，古代文书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上文中曾提到，这批文书的发现者，是一位浙师大教师，这是他在金华市档案馆查询档案资料过程中的意外发现。

　　古文献研究者的意外发现揭开崭新一页

　　这位教师名叫李义敏，他的身份是浙江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汉字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多年以来，他所在的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书。

　　该中心成立于2009年11月，辟有世界上唯一以“手写纸本文献”命名的资料室。主要收藏甲骨金文、简帛文献、敦煌吐鲁番文献、域外汉文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以及明清档案等文献的出版物，并购藏有近十万件元代以来的鱼鳞册、契约等公私写本文书，是目前浙江省内收藏古文书数量最多的研究机构。

　　这一研究机构还承担了国家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子项目“手写纸本文献用字的搜集与整理”，这是浙江省人文社科领域最大的科研项目。

　　李义敏回忆说，金华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数量庞大如浩瀚大海，发现清代契约文书实属机缘巧合、沧海拾遗。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市档案馆里可能没有清代文书。

　　“我当时在档案馆里的民国资料中查询土地归户册，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土地登记档案。在归户资料中，夹着几页泛黄的纸，与民国纸张大不一样，一看印章，明显是清代的文书。”再细看内容，真相大白。一层层“挖”下去，足有25件之多。最早一件契约文书是清乾隆十三年的，这意味着，将该馆馆藏档案历史前推了163年，堪称意外之喜。

　　这张清乾隆十三年的绝契，在李义敏看来，则有着另一层特殊意义。在《大清会典》、《浙江通志》等史料中，皆记载清代金华县就已经有官方的“架阁库”（即古代档案库）。但文献资料中并未说明建库的时间，“架阁库”是在清代哪个时期出现的？

　　乾隆十三年的这一契约文书中，雕版印刷有“金华县正堂”“架阁库挂号讫”的字样。这说明，至迟在乾隆年间，金华县就已有“架阁库”了。很有可能要比乾隆年间更早。这件契约文书就有标本的价值。

　　文书中的乾坤妙趣横生

　　3月1日，在浙江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汉字研究中心的“手写纸本文献与古文字”资料室里，记者看到，这里展示着各种类型的古代文书：功牌、信票、护照、鱼鳞图册、归户册、土地契约、分书、诉状、书信、账本等。内容是涉及买卖、典当、借贷、雇佣赠送、赔偿、租赁、乡规民约、民事调解等民间生活百态，记载了乡民与土地、山林、房产、村落、宗族、官府、信仰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是了解古代社会经济民生状况的珍贵资料。

　　近年来，随着国家城镇化和新农村运动的大力推进，古村落、古民居在快速消失之中，与之相生相伴的民间契约文书也面临着湮灭散失的危险。这些文书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亟待抢救性收集、保护与整理。从2013年7月开始，以浙江省特级专家张涌泉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多次到浙江中部、南部开展田野调查，并开始系统地收集浙江契约文书。三年多来，他们辗转浙江各地，收集民间文书资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物保护的行为。“这些文书经历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然而却依旧保存了下来。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子孙后代却未必明白它的价值，随着老人的去世，有的就将它们随手丢掉了，十分可惜。”李义敏说。有一次，在嵊州的一个农村，就看到有人把一大卷旧文书丢进了垃圾桶。翻找出来发现，是从康熙初年到民国时期的200多件契约文书。

　　收集还仅是第一步工作，随后还将对这些文书进行古籍修复和数字化保护等工序。为配合出土文献中心的工作，浙江师范大学图文信息中心于2014年6月成立古籍修复室，开展契约文书的杀虫，保存，培训专业装裱人员，系统开展修复工作，已初见成效。

　　近些年，史学研究的重心下移，研究明清时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官方史料未必真实，而老百姓的手稿却往往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民生百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契约文书的搜集与整理，具有文化保存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这便是浙师大要下大力气开展古文书搜集与研究的原因。

　　来看一看，这些文书当中，都有哪些鲜为人知、妙趣横生的民生：

　　嫁女礼簿：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写下的一个小本子，执笔人名叫周光荣。那年11月16日，是他女儿的大喜之日。礼薄中详细记录了到场祝贺的亲朋好友送来的红包中都有些什么。共有71个红包，有人送了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还有人送了钱，送“礼洋二万元”居多，也有亲戚送的红包比较大：“礼洋十二万元”。也有让人啧啧称奇的礼物，有好几位送了豆腐，多则“十二斤三两”，少则“四斤”。

　　护照：很多人以为，护照只有当代才有，护照是出国时证明持有者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其实不然，古代也有不是出国用的护照。这是一份咸丰十一年三月的护照。护照有详细说明：青田县十三都的李克绍要去福建汀州探亲，各处戒严而行路难，沿途经过关卡可以验照放行。

　　这份由处州府青田县衙签发的护照，相当于一份通行证，在戒严时期，出门可保畅通无阻。咸丰十一年，老百姓出门为何要去办护照？那一年，正值太平天国战乱。浙江至福建一带便处于戒严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护照上有“日缴”字样，也就是说，护照到期需上缴销毁，因此，这份护照能保存下来着实不易。

　　告示：过去看古装剧，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城门口衙役贴告示，捉拿要犯。那么，真正的告示长什么样？这份告示出自绍兴府嵊县衙门，日期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一。说的是当地有个叶氏家族，栽培了一片竹林，老是有无耻之徒前去偷竹子。叶氏家族投诉到了县衙，县衙出这份告示，就是为了警告当地人要安分守己，不准再去偷竹子，否则从重究办，决不宽贷。

　　有意思的是，告示上“为”、“县”“示”等字体刻意放大，且一些字上用红点做记号，在那个年代，这被称为“标朱”，类似于现在的标注关键词。明清公文程式中，上级官员对下级行文，为了表示权威，实行标朱制度，即用红笔在文书中的关键字样上圈点勾勒，用以提示下级注意。

　　分书：这是乾隆三年一户殷实人家的分家书，也叫阄书。儿子们纷纷成家立业，晚年的父辈将家产均分成数份载入文契，令诸子以拈阄的方式确定各自所能继承的那一份产业，这种文契就是“析箸阄书”。析箸即分家。这位父亲把土地、房屋等家产分成四份，名曰“仁义礼智”四房，表达了长辈对子女为人处世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