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海粟先生富收藏在专业范围还是久闻其名的。笔者上世纪70年代在朵云轩当学徒，当时朵云轩木板水印中最精细的一幅，便是明代仇英的《秋原猎骑图》，是图绘原野上蒙古人持枪策马、旌旗猎猎的景色，绘制工细、色彩鲜丽，分刻木版190余块，凡有外宾来参观，均要展示木板水印制作此幅精品的难度之大。而这幅作品的藏家即为刘海粟，由此知道刘海粟先生的藏品很有分量。

　　自古以来，尤其是在没有照相机和博物馆的年代，学习绘画要面对原作，一靠老师绘的课徒画稿，二靠名家的原作。所以，很多画家也成了收藏家。此一特点在海派画家中尤其突出，而且一直传承到现当代。比如吴湖帆、谢稚柳、唐云、程十发先生，都是收藏大家，藏品富甲一方。由上海去海外的张大千，去北京的徐邦达先生，也都是名闻天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中国收藏界的这一特点也充分地体现在刘海粟先生身上，为了艺术需要收藏，而收藏行为无疑地保存了历史文物，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给新落成的刘海粟美术馆增色添辉，使观众获益更多。

　　“艺海藏珠”部分共有刘海粟先生所藏古画136件近200幅之多。他的第一件重要收藏始于1919年藏关仝的《溪山幽居图》(传)，最后一件收藏是1957年入藏的金代李早的《白描会盟图》。所藏为明清书画居多，内有文徵明、沈周、八大山人、清初四王、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

　　近几年收藏家大会的韦蔚老师在我们支持下，编写出了《近代收藏家名录》计300人，虽不全，却给人们研究中国收藏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时期，我国精英层面由官、商、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有167人之多，文人是收藏的半边天，所以称中国的高端收藏为文人收藏是有根据的。

　　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也有条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书画家的馈赠;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不少教授、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

　　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文物为文化事业、为研究学问、为提升自身修养服务的特点就更为明显。由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组成的收藏结构，则更受到社会的尊敬，谁也不会小觑。比如吴湖帆、徐悲鸿先生，因为收藏品丰富，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　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鉴定了真伪，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　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转让和贡献，他们每家每户都是优质文物的蓄水池，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则汇入大江、大河，支撑起了国家的收藏事业。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随朵云轩总编辑黎鲁先生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洽商，准备把戚叔玉先生捐给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问有7000多件，真是惊人得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一事并未启动，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从一个藏家已见一斑了。

　　问题是，如今的艺术市场价格暴涨，这几年虽有回落，但好东西价格还是不便宜。以2011年为例，拍品均价30多万元一件，哪里还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学教授喜欢文物，但以他们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无法涉足。

　　在上海，韩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于意识超前，进入市场早，还是抓住机会收藏了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珍品、精品。但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余晖，不能反映整体。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因为它会使收藏界的结构单一，人文气息和素养下降，逐利性上升。

　　面对远去的文人收藏，一方面内心要向前辈文人致敬，另一方面也忍不住为此伤悲。（作者祝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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