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记载，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的收藏高潮：盛唐、北宋、清初，一方面，统治阶层对艺术品的搜求不遗余力，极一时之盛，另一方面，除了官方收藏之外，民间的私人收藏也浩浩荡荡，不容小觑。私人收藏作为对官方收藏的有力补充，可以有效地防止艺术品流失，更可以在一定时期里将艺术品聚拢回流，从而使其再次进入官方系统当中，以达到保护文物的作用。

　　私人收藏家们一般来自士大夫阶层，他们有修养、有品位，有胆识，也很有经济实力。中国最早的私人收藏可追溯到东晋时期的王、谢家族，作为当时的名门望族，他们是文艺创作者，同时也是收藏巨富。到了唐代，私人收藏家更是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如张彦远家族，从高祖起就从事收藏，历经五代，家中收藏甚丰，张彦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编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历代名画记》。宋元时，私人收藏已蔚然成风。再到明清以后，收藏规模之大，藏品质量之高，藏品著录之广都已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中国古代的收藏家们不仅常常要将藏品拿出来欣赏、观摩，更有甚者，要将琳琅满目的藏品时时带在身边，如“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其嗜古书画、砚、奇石如命，竟至于不能远离它们一刻，故而有“米家书画船”时时随行。这一方面，显示出了收藏者对于藏品的痴迷与执著，另一方面，亦折射出了古人对于藏品的态度，他们将精心收集而来的艺术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会轻易脱手。

　　而反观当今，在新时代的发展下，愈来愈多的人投身于艺术品收藏事业，但对这些人来说，艺术品收藏仅仅是一种投资方式，无论是何种艺术精品，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串阿拉伯数字，买是为了卖，是为了换取更丰厚的财富回报。

　　相比于今时今日的这些功利性十足的收藏行为，历史上那些带有文化建设性质的收藏行为就显得弥足珍贵。孙瀛洲(1893—1966)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和收藏家，他于1923年开办了著名的“孰华斋”古玩店，多年来苦心经营，收集了一大批瓷器珍品。解放后，先生将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其中有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他撰写的文物鉴定文章，至今仍被文物鉴定界奉为圭臬，被誉为瓷器鉴定的“成化王”。再如“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1898—1982)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名作比如《展子虔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稀世书画珍品，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解放后，他和夫人潘素一起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国家，兑现了自己“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除了张伯驹先生以外，中国还有很多不朽的收藏家，如林伯渠、邓拓、启功等诸多前辈，他们既是艺术修养高超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以德养藏，潜心研究，为中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今天，艺术收藏市场如火如荼，但却一直有一个令人遗憾的观点——“当代没有真正的收藏家”。因为艺术收藏已然成为一种投资，于古人而言，艺术品收藏是一种艺术行为，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而对于今人来说，收藏品只是财富、名誉以及地位的象征，收藏者们更看重的是收藏品的经济价值，为了物质利益，有很多人甚至在收藏行为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经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某某古代珍品拍卖价高达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而其拍卖方在收藏之初的成交价却远远低于当前拍卖价的报道，不难看出，收藏行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艺术品已然沦为现代商业的附庸。

　　收藏对于有些商业投机者是一种绝好的投机生意，是财产保值与升值的绝招。在资本主义社会，富商巨贾通过操控艺术品市场，随意囤积作品，再大肆鼓吹，包装营销，激起人们的收藏欲望，再将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不仅如此，由于艺术品的继承与转让不用什么手续，为了避免遗产税，金融巨头们更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股票转成高价艺术品，再轻松地由其子女接手。而如今中国的收藏者们，也正在往这条投机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用金钱扰乱艺术品市场的正常运行，实在是给艺术蒙羞，是对创作者的不公，亦是对普通大众的不公。

　　可以说，收藏者的品德与操守决定了收藏的深度和高度，同样的一件艺术品在古代收藏家的手上和当代投机倒把者的手上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当然古代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利于艺术品流传与保护的收藏事故。

　　庆幸的是，一批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就反复提出，收藏家要真正在“家”字上做文章，只有“以德养藏”，才能真正把握收藏的精髓，才能保护好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将文化传承下去。“黄金有价，艺术无价”，物质的商品交换是致使艺术陨灭的罪魁祸首，只有崇高的精神品德才能守住收藏之道。（记者徐飞）

来源:收藏快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