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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人们常将“笔墨”连在一起说,一来是因为同为书写工具,二来是作为文章、文笔的代称。既然上次写了笔,这次就来说说墨。在古代,墨与砚台也是不能分家的,墨石要在砚台上研磨之后化出墨汁来,才能染笔书写。没有砚,墨也无法起到作用。小时候学书法时,家里大人曾买过不少砚台和墨块,这和我们现在常用的钢笔及墨水完全不属同一体系。尽管我们如今通常不再用毛笔砚墨来书写,而是更多将它们视为书法艺术的一部分来装点生活,但也依然应该了解,在西方文具进入现代中国之前的漫长几千年里,祖先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物品来为中国文化留下印记的。
《释名》中说:“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砚”的得名是因它的“研墨”功用,换句话说,也就是因为墨石是需要研开才能使用,所以古人就发明了砚这种器物。砚台在中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传说中黄帝就曾用一块玉石雕琢成砚,上面还刻着“帝鸿氏之砚”的篆书。这虽然是渺远的传说,世上没人见过这方砚台,但也能说明在久远的上古时期,砚台就已经出现。
石砚是古代最常见的砚台。相传先秦时,鲁国的孔子庙中就收藏着一方据说是孔子遗物的石砚,形制古朴典雅。到了汉代,曹操曾进献给皇室“纯银参带台砚”“纯银参带圆砚”数方。但这还不算是宫中最名贵的,汉宫中还曾有“以玉为砚”的先例。晋代张华写成《博物志》时,晋武帝龙颜大悦,曾命人将于阗国进献的青铁铸造成砚赏赐给他,以表功绩。此外晋以后还流行过一种瓦砚,那时,人们在魏国旧铜雀台遗址下发现了许多当时建台的古瓦,于是便拿来雕琢成砚。这些瓦因为质地精良,做出来的砚台也就非常精致,一点不渗漏。当然,这些奢侈的砚台,不是常人能拥有的。
除了石砚、铁砚、瓦砚等外,古代也曾出现过木砚。西晋傅玄曾著有《砚赋》,其中提到“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说明古代有和石砚相对的木砚。不过,在后世木砚似乎已经不常见了。古代还曾有一种“漆砚”风靡一时,这种砚台正是在砚体上涂漆制成的,而漆砚的砚体通常正是由木材制成,人们还常在上面点缀以精致的木雕,因此常被作为珍玩收藏。
但要说实用,到底还是以石砚最受人们青睐。在各地所产的石砚中,端砚的名气最不能忽略,它是我国四大名砚之首,又称“端溪砚”,在唐朝被誉为人间至品,在宋代则成为贡品。相传古代岭南端州有溪,世称“端溪”,用端溪里的石头做砚,“益墨而至洁”,为世人珍视。而端溪边上还长有一种草,工匠在此将砚台雕琢完后,就用这种草将砚台裹住,这样一来,砚台就算从岭南到中原辗转千里,也不会受到损害,简直像是天造地设的制砚之地一般。
各式各样的砚台,终究还需配上各式的墨才能成色。《释名》说:“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是说墨就是指晦暗不明之色。《说文解字》中解释得更清楚些:“墨者,墨也,字从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这里的煤烟不是煤炭,而是松木燃烧后产生的烟雾所凝成的黑色粉末。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韦诞著有《墨法》一书,里面详细介绍了当时制墨的方法:先将质地纯良的松烟干捣完毕,再用细绢筛去草芥,筛时要避免露天,以防轻烟飞散;然后再根据比例加入好胶,一起浸泡在梣树皮的汁液中;还要继续加入鸡蛋蛋白、珍珠、麝香等物,再经分开研磨和细筛,最后放入臼中,用杵捣三万多下,才算告一段落。这个过程里还有许多细致的讲究,最终出来的墨每挺(墨的量词)也不过二两重,所以人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
古代制墨当然不会只拘泥于这一种方式,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取材和做法,其中质地优良的好墨,常常会通过各种方式在文人墨客间流传。相传南唐李超、李廷圭父子,所制之墨号称天下第一。宋代时曾有人得到一块李超墨,长不过一尺,细裁如筋,边际如刀,甚至能用来裁纸。最奇异的是,曾有兄弟二人一同使用这块墨,每天书写不下五千字,整整十年才将这块墨用尽,世人无不称奇。
时代更替,这些奇墨我们如今不能看见。我小时候用过的多是那种长条块状、上面用金粉绘着一些花纹的墨块。但在古代,墨的形制更加多样,比如秦汉时期有一种墨,是由工匠用手团捏而成,因此呈现出小块团状,称之为“丸”,其他像“螺”“块”“挺”“锭”等形制,也都有不同的做法。此外,墨的形状也是变化多端,方形、圆形、扇形、花形、叶形等,各不相同。人们还会在墨上融会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但这些夹杂了古人各种创意后的这些墨,已经不只是书房的工具,而变成一种供人把玩的“集锦墨”。
就像小时候每用完一瓶钢笔水后心中难以描述的喜悦一样,相信古人在每用完一块墨,或是每磨穿一方砚台后,心里的成就感也是无以名状的。尽管无数个寒窗苦读的夜晚就消磨在这些损耗的墨石中,但这种消磨毕竟是极有意义且能看得见的。(作者 晏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