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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在没有电话、网络的时代,除了口信,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靠一封封亲笔写下的书札维系。
其实,中国早期的书法史几乎都是以书信写就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最早的法帖墨迹,被称为“法帖之祖”,它即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献之父子留下的书迹,不论是墨迹还是刻帖,几乎都是信手所写的书札。书札有别于书法创作,它书写起来更为自然随意,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饰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面貌,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些书家的艺术风格。留存于世的这些书札,短小精美,犹如吉光片羽,是中国书法史长河源头最美妙珍贵的曦光。
因此,古人传世的书札不仅是宝贵的艺术作品,更是重要的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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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有一群生活在吴门地区(今苏州一带)的文人,他们才华横溢,能书善画,自成一派,被后世称为“吴门画派”。吴门文人彼此关系错综复杂,姻亲、师生、朋友、同僚、父辈世交……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朋友圈。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留下了许多或有趣、或深情的书信,上至艺术探讨,下至世俗生活。然而,史料记载毕竟有限,这些传世书札正好填补了空缺。比起史料里记载的寥寥数语与民间传说的神奇形象,这些存世书札,还原了那个时代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吴门艺术家。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尤其是明代吴门地区书画家的信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异常精美,以史料价值而论,这些信札的内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儿女,或文章酬唱,或艺苑交游,几乎无所不包。8月3日,由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精品展”正式开展。该展览遴选出上博馆藏明代吴门著名书画家手札精品49通,其中许多是首次面世,既富有史料价值,又是精彩的书法作品,全面地还原了当时吴门书画家的点滴生活与艺术创作。
此次特展主要分为“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两部分,展出的手札中,记录着艺术家们为自己营造精神桃源的只言片语,记录着他们与各色人等的往来,以及在各种事务之间周旋的冗烦与艰辛。文徵明、唐伯虎、祝枝山等这些性情洒脱的风流才子,不只有翰墨风流和丹青雅尚,也有常人的苦乐与平凡。
文徵明,在后人印象中他是诗、文、书、画“四绝”全才。此次展出的《致妻札》是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一封寻常家书,从中就可以看出其不为人熟知的那一面,他在信中不断对妻子絮叨着族中不知何人的出殡事宜,同时叮嘱妻子查看棺椁有没有做好,在银钱上不要与大房计较等琐事。如此细琐而真实的记录,让他的形象顿时生动起来。
各种民间传说中为人熟知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曾因弘治十二年科举案被牵连入狱,而时任翰林的吴宽出于心怀惜才之心,致信当时的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欧信,恳请他对唐寅照顾一二。从展出的《吴宽致欧信札》,既可见到当时这段公案的片段,也能感受到吴宽此人的宽厚仁心。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在这些往来书札中,看到这些文人是如何邀约喝茶、赏月、作诗、吃饭的。在《文彭致钱榖札》中,文徵明长子文彭雨中突发雅兴,以新茶邀钱榖前来小坐共赏册页,他在信中说:“雨窗无事,思石翁册叶一看。有兴过我,试惠泉新茶,何如?”尽显文人间的清新小趣味。
再看《沈周致祝允明札》中,明四家中的“老大哥”沈周对小辈祝允明的新作赞不绝口,直言可超过唐代的白居易和元稹。不过盛赞之余,提到酬劳却是不甚爽快,饶是沈周也只能用“缠头之赠恐是虚语”结语,报以“呵呵”一笑的态度。
吴门文人的形象,文献记载中太过冰冷,民间传说里又过于荒诞,一切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在他们的私人书札里,这些屏障通通被打破,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仿佛伸手可触;一段段真实的生活片断,仿佛重现在我们眼前。(作者 王钒)
《文彭致钱榖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