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元汴是明代后期最重要的书画藏家之一，他喜欢在所藏书画上遍钤私人印记，故叶昌炽讥之为“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但由于他声名卓著，有他印记和题跋的书画常能售得厚值。项元汴曾在一幅传为米芾的《云山图》上题跋：“米南宫于画深自秘惜，世不多有，余平生所见，咫尺小幅，纸弊墨渝者，亦无几矣。而此卷长八尺，烟云变灭，气象暝晦。正与敷文《潇湘图》同一机杼，纸墨如新，真秘宝也。”然而米芾的画作是不超过三尺的，他在自着的《画史》中已有明白的陈述：“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既如此，项元汴手上何来卷长八尺的米芾画作？他是自愚还是想以之愚人呢？

　　董其昌也是明代后期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他在传为董源的《秋山行旅图》上题跋：“北苑画米南宫时止见五本，予见所藏凡七本，以为观止矣。都门又见《夏口待渡》卷，吴阊泊舟，又见此本，皆世之罕物。”（米芾《画史》有记：“董源见五本。”）然而我们知道书画也是有寿命的，时间越后自然存世越少。加之靖康之难、宋元易代、元明交替，其间图书又蒙数次大厄，损毁不少。何以北宋的米芾仅见五本董源真迹，明末的董其昌却能家藏七本？董其昌真的自愚如斯？

　　董其昌曾藏有一幅传为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并题跋：“宋时有无李论，米元章仅见真迹二本，着色者尤绝望。此图为内府所收，宜元章《画史》未之及也。石角有臣李等字，余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兹以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本出自文寿承，归项子京，自余复易于程季白。季白力能守此，为传世珍，令营丘不朽，则画苑中一段奇事。戊午夏五之望玄宰题。”可见这幅画董氏后来转售给了程季白。李成画在北宋时已极为珍稀，据米芾《画史》记载：“李成真见两本，赝见三百本。”到了明代，李成的作品更是几近绝迹了。董其昌十分推重李成，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既如此，他怎肯割爱《晴峦萧寺图》呢？与他颇多交往的汪珂玉有一段话揭开了谜底：“眉公《妮古录》：‘李成《晴峦萧寺》，文三桥售之项子京，大青绿，全法王维，今归董玄宰，余细视之，其名董羽也。’此录刻已久，岂玄宰未之见耶。乃玉林裱时，在戊午春矣，何又有此一番新话？”眉公者，陈继儒也。他与董其昌是密友，董其昌有时请人代笔作画，还托他做中介。他既然发现这幅画是董羽而非李成所作，定然会据实相告的。董其昌显然是明了底细后，将画作加上“臣李”等字，予以转售的。其愚人之举昭然若揭。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与之相佐证：“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最后出颜清臣书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叹诧以为神物，且云：‘此吾友陈眉公所藏，实异宝也。’予心不谓然，周视细楷中一行云：中书侍郎开播。韩指谓予曰：‘此吾郡开氏鼻祖耶？’余应曰：‘唐世不闻有姓开，自南宋赵开显于蜀，因以名氏，自析为两姓。况中书侍郎，乃执政大臣，何不见之《唐书》？此必卢杞所荐关播，临摹人不通史册，偶讹笔为开字耳。鲁公与卢关正同时，此误何待言。’董急应曰：‘子言得之矣。然为眉公所秘爱。’亟卷而箧之。后闻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开字之曾改与否，则不得而知矣。顷韩宦滁阳，偶谈颜卷，予深悔当年妄发。”董其昌所携颜真卿《朱巨川告身》（陈继儒藏）被沈德符点破为临作之后，董请沈“姑勿广言”，并很快将这幅赝品转售“新安富家”。

　　项元汴、董其昌都是世不一出的鉴藏大家，名重当代，他们为何自愚如此并进而愚人呢？

　　盖明代晚期，有钱有闲阶层多有长物之好，“长物”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王）恭平生无长物”，意思是多余的东西。后来引申为并非生活必需品的闲适游戏之物。成书于1621年的《长物志》就是一本介绍闲适游戏之物的书籍，书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据何良俊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朋友聚会也常以书画斗侈，据王世贞说：“分宜（严嵩）当国，而子世藩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至，最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万历野获编》也记载董其昌与朱敬循常以书画相角，“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

　　以书画斗侈之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待售的书画作品。但前代书画存世极少。邓之诚在读《严氏书画记》时发现：“编中自晋及明，书画四百五十六事，羲之仅三帖，献之一帖，顾恺之、吴道子、李思训，皆各得一画。以严氏父子之力，何求不获，乃所有者仅此，为不可解，岂真传世者甚少耶？”当代书画也颇多赝品。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顾东桥以尚书考满入京，分宜（严嵩）请其宴，堂上挂吴小仙《月明千里故人来图》。公入堂，甫揖罢，昂首看之，大声曰：‘此摹本也，真迹在吾乡倪清溪家。此画甚佳，当求其真者。’严为色变。”吴小仙即明代画家吴伟，他的画作摹本竟堂而皇之地挂在权相严嵩家里，真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

　　许多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据沈德符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名士张凤翼、王稺登都作伪谋生，更遑论他人了。这种大环境下，书画藏家“打眼”（一不小心卖到赝品）是常有的事，就连有“法眼”之称的文征明都不例外。据顾汝和说：“太史（文征明）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打眼”之后，多数人会千方百计予以转售。从这一点来看，书画藏家与骨董商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王世贞说：“书画雅事，小一贪痴，便成商贾。”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秉性，贪痴之念如何能绝？

　　经济学中有“博傻理论”。即投资者不必考虑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不名一文也可以高价购进，因为他已预料会有更大的笨蛋花更高的价钱买它。其实书画购藏也是如此，无论作品真赝，只要你能以更高的价格脱手，你就不是最大的笨蛋。

　　清人徐余对这一现象洞若观火，一语中的：“前人笔墨伪者居多，古今赏鉴家受人欺者过半。然必多方掩饰，自矜目力胜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盖自愚即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诀也。”（作者　叶康宁）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