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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或许你会想到,可能跟列强掠夺、古董商收购有关,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东京国立博物馆
实际上,最早流入日本的中国画,并非都是经典名作,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中国画还相当空缺。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和指导,也不会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画,并再度掀起收藏热潮。其中内藤湖南的贡献最为突出。
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画展厅
那么日本最早都爱收藏哪类中国画?
内藤湖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日本人喜欢中国画那是相当久远,早在宋元时,他们就专挑那些有禅宗味道的南宋绘画收藏,比如曾在中国不入流的牧溪作品,就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牧溪《松猿图》
还有马远和夏圭两位画家,都曾一度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发展。这些作品多数被日僧和幕府等权利者收藏,大多悬挂于富有禅宗味道的茶室之中。
夏圭作品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发现,他们所喜爱的这类绘画只是中国宋元绘画小支流,日本收藏的中国画还相当匮乏,在这一点上,内藤湖南早已心知肚明。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最初只是中国汉学的研究学者,他在考察日本奈良时,感受到中国唐朝文化对其的影响,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美术的兴趣。后来他的家中一场大火,将他精心收藏十几年的中国文化书籍化为乌有,于是他才决心到中国考察重新收集。
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唐代风格建筑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正面临战乱,一些前朝皇族和各官员们为了谋取权利和解决经济困顿,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库藏书画,潜心研究中国绘画的内藤湖南,在中国考察期间,认识了不少中国大藏家。
1 内藤湖南造访端方府邸
端方是清末的重要大臣,其家族都曾为满清皇帝效过力,而他在为官之时能关注书画收藏,主要是因为多年前,盛昱等藏家说他不懂书画,没资格与他们探讨的一句玩笑话。于是他才励志三年后要成为书画藏家。
端方
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大多来自收购、友人赠送和交换所得,能够在地摊中识得真品,才是藏家真正的能耐,端方在鉴定这方面很有实力,他曾在长沙的古董店中以极低的价格买了郭溪的《谿山秋霁图》。
郭溪《谿山秋霁图》 局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晚清的私家收藏兴盛,加之端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不长时间,他就收藏了大量书画名作。
端方旧照
1910年,内藤湖南等人造访了端方府邸,见到了郭溪《谿山秋霁图》为首的许多令人惊讶的杰作,这些都是在日本不曾见过的作品,这个时候他才对中国绘画眼界大开。
董源 《寒林重汀图》端方收藏 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回到日本后,内藤把这次见闻告诉了大阪朝日新闻的社长,他也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美术。日本东亚美术期刊《国华》杂志,随后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鉴赏他们收藏的古画。这些媒体的报道也让很多日本人再度重视起中国绘画。
2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
之前小编撰文介绍过罗振玉,他靠开古董店起家,后来成为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学者,所藏古籍文献及名家书画颇多。
罗振玉
内藤与罗振玉的交往,起初也是因为互为学者的关系,他曾借阅过罗振玉的宋代古籍,并帮其转让给日本藏家。
内藤湖南(右一)与罗振玉(右三)等,他们都曾是住友家族的顾问
1911年后,罗振玉前往日本,也是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实现的,在日本,罗与内藤的住所比邻,除了学术交流,罗的中国绘画收藏被内藤深深吸引,并常给他介绍日本知名大买主。
内藤湖南与友人信札
3 内藤与完颜景贤的交往
完颜景贤是民国初期北京最有名的书画碑帖藏家,他与端方等人常有往来,曾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多幅,多数是他们二人交换所得。
李成《读碑窠石图》 曾被完颜景贤收藏
关于他的收藏数量虽尚未明确,但大多藏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张伯驹称他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藏家,王季迁认为凡是完颜景贤藏印的书画都是宝贵的。在端方、盛昱的作品售卖时,完颜曾继承他们不少旧藏。
苏轼《寒食帖》 完颜景贤曾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0年,内藤拜访端方府邸时,也顺道拜访了完颜景贤。而他看到完颜的大量书画,还是在1917年,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完颜景贤拿出了珍品参展,当时内藤就认为完颜的藏品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
完颜景贤 著 三虞堂书画目二卷
4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其中收录了不少未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给他带来了巨大声望,很多藏家与之密切来往,都是出于对这位帝国大学教授的信赖和仰慕,曾向他讨教的大藏家都是日本商界、政界乃至报界的大佬。
内藤湖南的相关著作
内藤湖南
比如阿部房次郎,他是日本纺织业巨头。当时中国大藏家的文物流入到市场,比如上面的天津赈灾展,内藤湖南见到如此好的时机,就建议阿部利用自己的财力多加收藏。完颜景贤收藏的《伏生授经图卷》等作品被阿部收购。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完颜景贤旧藏,后转为阿部房次郎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1961年,这幅作品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
在内藤的帮助下,阿部收藏了若干中国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明代仇英的《九成宫图》等,1937年,阿部去世后,长子将其收藏的160余件中国古画,全部捐赠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市立美术馆
再比如山本悌二郎,他曾是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的代表,一直活跃于财界和政界,也是中国书画私人收藏中规模最大者之一。曾编著《澄怀堂书画目录》,共录有藏品1176件,其中一些作品是在内藤和罗振玉的指点下编入的。还有很多画商都找内藤湖南指点,他们一旦听说有新的中国画入境,就邀请他到家中品鉴,甚至有的亲自登门讨教。当时进入关西的书画几乎都与内藤湖南有关。
日本学者曾说过,当时的日本人不惜重金收购中国外流书画,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状况也令人叹为观止,这在日本输入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内藤湖南对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以及交易市场起到了持续的导向作用。一些日本收藏家在内藤等人的指引下明确了收藏方向,都纷纷到中国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