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笔江20岁时就喜得长子胡惠春，那时他还在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聪明又勤奋的胡店员，就在这最基层的职位上扎扎实实积累了几年经验。后来经人介绍，他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任调查专员。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经理。胡经理主持行事，井井有条，营业猛增，成绩斐然，这让交行的老大梁士诒颇为满意。于是，自从胡惠春有记忆起，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银行界精英。

　　银行家父亲并没有急功近利地把儿子培养为金融人士，而是聘请名师在家教授四书五经，使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先成人、后成才。中学毕业后，胡惠春进入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攻读地质学。这个学科和家族的金融行业无关，和他当时的文史艺术兴趣也无关。至于为什么会选此冷门，现在已不得而知。总之大学时，胡惠春就喜欢上了陶瓷，开始了收藏。

　　他生平第一次购买的藏品是一件19世纪的民窑笔洗。这件笔洗在他后来琳琅满目的珍藏中，要算是最最普通的了。但胡惠春对它不离不弃，相伴一生。要知道，自从中日战争以来，胡惠春全家数经迁徙。每次搬迁，他都不得不留下大量藏品，或送出部分。若仅论文物价值，他后来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比这件民窑笔洗高很多，但胡惠春一直保留着“初恋般”的平凡笔洗，保留着那份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藏品对于藏者的意义，正应是这样超越金钱的情感关系。

　　胡氏全家福。1950年在香港。后排胡惠春、胡夫人王华云、长女胡盈莹。前排儿子胡建国、二女胡安琪。

　　婚姻登对子承父业

　　大学结束后，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合力下，21岁的胡惠春很快成婚了。新娘是16岁的大家闺秀王华云，甜美贤惠、知书达理。1932年王家与胡家联姻时，均为名倾一方的望族。王华云的父亲王景琦，少年入举，字冠八邑，凭借书法名声大噪。民国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文史资料所载《王氏兄弟小传》提及王景琦生活时说：王景琦家财富裕，为人不谋权不争利，“故里人很尊敬他，称王三太爷，不失为旧社会之一名士”。

　　相比之下，金融大家胡家更为显赫。胡笔江当时的事业如日中天，与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中南银行已有十年之久。他以金融家身份与政界过从甚密，1933年被民国“四大家族”成员之一的宋子文指派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38年8月24日，胡笔江从香港乘坐飞机，准备到西安与民国政府要员商讨战时金融问题，不料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58岁的胡笔江遇难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蒋介石电唁其家属，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

　　父亲的突然离世无疑对长子胡惠春是一道猛烈的晴天霹雳。在承受巨大悲痛之后，胡惠春仿佛一夜长大。他必须担当责任，撑起整个大家族。他必须放弃以文史与艺术为主业的想法，子承父业，挑起大梁，掌管中南银行。

　　虽然晚年的他回忆一生时常常困惑在过去的生命历程中，是否走错了路。他认为自己实在应该从事文化活动。自从购藏第一件艺术品开始，他对每件重要藏品及其相关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反而于他本身银行有关的事宜，却似乎印象不深。然而，人生没有回头路。如果当初他选择走艺术道路，还会有后来的大藏家胡惠春吗?

　　1980年代初，70多岁的胡惠春在自家客厅。

　　客厅前端放置一对明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后面摆放一对有盖青花大罐，

　　中间单放一件霸气十足的粉彩蟠桃天球瓶。都是价值连城的御瓷珍品。

　　欣然而遇好古敏求

　　在忙碌的银行事务之外，胡惠春一直没有停下收藏的脚步。他欣赏书画之博大精深、写怀抒情;喜欢文玩之含蓄婉转、诙谐风趣;更醉心于御瓷之雅致细腻、傲绽华彩。他给自己的堂名取之“暂得楼”，句出王羲之名作《兰亭序》：“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这不仅表达楼主对藏品欣然而遇的喜悦心情，更折射出胡惠春不执迷于私人对器物的占有。

　　由于他笃学尚古、专精覃思，胡惠春1945年就曾受聘为北京故宫陶瓷专门委员，那年他才35岁。1950年，他又受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任此委员时，就将他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一大宗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胡惠春旧藏清乾隆茶叶末釉如意耳葫芦尊，在201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1164万港元被亚洲古董商拿下。

　　此尊妖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十分养眼。

　　随后，胡氏全家移居香港。这一当机立断的明智之举，让他们躲过了新中国后来几番疯狂的政治风波，当然也免遭文革的灭顶之灾。不过，在香港继续中南银行业务的胡总经理，并没有断掉与大陆文物界的联络。解放初期，受周总理号召，他与香港知名学者及教育家陈君葆、当时新任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在香港秘密组织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古籍善本、清宫书画等，运回大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秘密帮助疏通关系，协助大陆购回赫赫有名的“二希”——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这样，加上深藏故宫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乾隆皇帝深爱的三希堂法帖才完好团聚于北京故里。

　　1960年，胡惠春又积极参与创建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团体——敏求精舍。后曾八次担任敏求精舍的主席。“敏求”语出《论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我并不是天生就懂得，而是追慕古人、勤奋求索罢了。所以“敏求精舍”就是勤奋研习古代文化的修炼之地。胡惠春到了晚年健康转坏，原来饱满的脸颊都瘦削下去。虽不能再参加敏求的活动，他仍然称之为“我们的会舍”。

　　胡惠春旧藏清乾隆仿汝釉桃式洗，在2012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被亚洲古董商以458万港元买下。

　　退休后，胡惠春移居美国，西方收藏界习惯称呼其为 J. M. Hu。他执着地追求藏品之完美，令人印象深刻。任何一件清代官窑瓷器若有丝毫瑕疵，他都不会接受。藏品成双配对，以达到陈列时的美观，这是胡惠春在收藏中追求完美的另一种表现。登门胡府拜访过的已故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曾说：“胡先生对陈设之讲究，可以说达到美轮美奂的佳境。家具完全是清初之紫檀，四壁悬挂明代缂丝花鸟树石画，瓷器对称陈列，此外一无杂物，气象清雅脱俗。”

　　他的部分藏品在1985年6月交给纽约苏富比举办专场拍卖，轰动一时。该场拍卖共计79件明清瓷器，其中1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原藏1对，这次拍卖只拿出1件)以11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瓷器拍卖最高纪录。事隔7年，胡惠春将另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再交苏富比拍卖，结果拍到260万美元，再创中国瓷器当年的超高天价。胡惠春除透过拍卖释出藏品外，1989年更将101件自晋至清的历代瓷器精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博为其出版专书，并以胡氏堂号“暂得楼”为名，开辟专馆陈列。2012年，香港苏富比隆重推出胡惠春遗珍专场——“敦朴涵芳：胡惠春旧藏清代单色御瓷”，12件瑰宝全数成交，创下成交率100%的白手套佳绩，总额高达8446万港元。

　　然而，垂暮之年的胡惠春对艺术及收藏失去了兴趣。他晚年曾写下老子《道德经》中的语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意指爱的太深、拥有的太多，必会为其所累。这位感性、敏锐及热诚的收藏家，终究看透缘起缘灭，领悟生死轮回，不再执着于“收藏”，而是学会“放手”。这正是他全身而退、进入空性的归宿。（作者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