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爱情 《洛神赋图》中还有哪些细节

　　天津美术网讯 美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素有“七大重镇”之说。其中之一佛利尔美术馆（Free Gallery）收藏中国艺术品近3万件，仅中国古画就有1200多件，其中85件为宋元珍品，所藏中国古画数量为全美之最。然而，在创始人佛利尔的遗嘱中规定，展品不得外借，也不得在他国进行展览。故此国人至今仍对其较为陌生。

　　《画中人：佛利尔的59幅中国人物画》揭开了佛利尔美术馆部分馆藏精品的神秘面纱。本书精选包括《洛神赋图》、《重屏会棋图》、《睢阳五老图》在内的佛利尔美术馆藏的59幅人物画一一分析。作者罗覃（Thomas Lawton）为佛利尔美术馆前馆长，虽为洋人，却对馆藏人物名画用功颇深。本文为解读《洛神赋图》节选，他山之眼，精彩纷呈。

　　探索“画外之音”：三国群雄逐鹿

　　《洛神赋图》手卷取著名辞赋《洛神赋》之意绘制而成。《洛神赋》由曹操（155-220）的第三子、曹丕（188-227）的弟弟曹植（192-232）于222 年作成。在一些早期有关中国画的研究中，尽管研究者将这幅藏于佛利尔美术馆的手卷与《洛神赋》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仍然难以确切辨识手卷上所绘的故事。亚瑟·韦利是西方研究《洛神赋》与《洛神赋图》关系的第一人，他用自己别具一格、优雅美妙的英文文笔翻译了《洛神赋》的部分篇章。

　　简单来说，《洛神赋》描写了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河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远去。同样的主题最早出现在宋玉的《神女赋》中，在《洛神赋》的序中，曹植也承认《神女赋》是其灵感的来源。但《神女赋》仅以略带情色色彩的“夺人目精”之美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洛神赋》的内容却更加丰富，所体现的意义也更多层。作者用极具音韵美的语言将这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诗人先是描写了自己初见洛神的欣喜若狂，随后又用抒情的文字描写女神的美貌与魅力。而后诗人自然向女神表达爱慕之心，女神欣然接受，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这里标志着故事的转折，诗人因内心忧郁迟疑而拒绝了女神，女神幻想破灭、痛苦万分，在一群珍奇异兽和一行随从的伴随下怅然离开了。人去楼空、曲终人散，诗人满怀惆怅与失落，结局令人心酸、动容。

　　从另一层面来说，有些读者将其视为一个道德故事。诗人失去的爱情源自其内心的迟疑与缺乏信任感。当然，换个角度看，这个爱情故事之所以成为悲剧，也是因为诗人与洛神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沉浮于世，另一个深处“潜川”，“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此外，《洛神赋》还有些自传式的隐喻。曹植少时与曹丕兄弟反目，而这种恶劣的关系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年幼时，曹植爱上甄氏，其父是当时河南省上蔡地区的地方官。后来该女子嫁于东汉著名军阀袁昭的儿子袁熹。曹操击败袁昭后，将甄女许配给儿子曹丕。220 年曹丕继位为魏文帝时，甄氏被封为甄皇后，她为曹丕生育了一儿一女——儿子是227 年继位为魏明帝的曹叡，女儿是东乡公主。后甄氏失宠，于221年被处死。

　　222年曹植回到洛阳，曹丕将甄皇后的遗物玉缕金带赠予曹植，这令曹植伤心感怀。《洛神赋》正是由这段不伦之恋加工而成的寓言故事，也或许有招魂之用。在《洛神赋》的序中，曹植并未揭露真相，毫无疑问，他无法这么做。据《文选》（卷十九）注释记载，《洛神赋》原名为《感甄赋》，后魏文帝之子魏明帝为避母名讳，下令将其名改为《洛神赋》。

　　由题跋观递藏

　　在任何探讨中国人物画的文本中，顾恺之都被认为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现藏于佛利尔美术馆的《洛神赋图》和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都被认为是顾恺之风格最好的代表作。尽管这两幅作品都被认定为顾恺之所生活时代的作品的早期摹本，但是在古籍中，这两幅作品是直到宋代才与顾恺之联系在一起的。

　　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洛神赋图》并不完整，可能不及原作长度的一半。现存的《洛神赋图》开篇就已达到了故事的高潮。诗人已拒绝了洛水女神，女神发出凄厉的叫声，招来许多随从陪同自己离开。在该手卷的最后一部分，诗人坐在山水背景中的一个高台上，他身旁点着蜡烛，显然当时天色已晚。

　　本卷最早的题跋出自董其昌：

　　内府所藏，大都无前人题跋，盖进御时剪去，恐有国讳或不尽作庄语故耳。此朱成国（明朝）时，尚方给以代官俸者。卷首有“顾恺之《洛神图》”标目，辗转至予手失之；乃李伯师（李公麟）家藏，“洗玉池”“陇西”图款可辨也。顾长康（顾恺之）画，海内惟此卷与项氏《女史箴》（《女史箴图卷》），真名画之天球、赤刀也。董其昌题。

　　第二则题跋如下：

　　此卷画之高名，不待赞叹；顾无唐宋人题识，香光（董其昌）所鉴自不诬。然余考张怀瓘《画断》所载虎头（顾恺之）画约三十通，无《洛神图》；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所载十七卷（顾恺之作），亦无之；《宣和画谱》所载九卷有《女史箴》，亦无此图。然则香光所指内府，并唐宋而言之，而《贞观画史》却有晋明帝《洛神赋图》，岂本为晋明帝而或传为虎头耶。卷首有梁蕉林（梁清标）题签，亦指为恺之，后人固毋庸异议矣。光绪丁未（1907）三月，宜都杨守敬。

　　杨守敬是著名的藏书家，曾于1880 至1884 年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其余的题跋仅简单陈述了李葆恂于1907 年12 月16 日欣赏过该画；犬养（1855-1932）于1907 年11 月28 日至12 月28 日间见过此画；野野村金作拜观，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敬观，1910 年实相寺贞彦同观，宣统二年二月（1909 年12 月22 日至1910 年1 月19 日之间）宿迁黄以霖观。

　　最早确切地将顾恺之与《洛神赋图》联系在一起的，是王恽（1227-1307）编写的《书画目录》，其序写于1276 年。此书是王恽根据自己所见元代皇室收藏写成的。另一个将顾恺之与《洛神赋图》联系在一起的是汤垕的《画鉴》，这部著作可追溯到约1350 年。17 世纪以后，有关《洛神赋图》的记载便更为频繁地将其视为顾恺之所作了。

　　有关顾恺之的记载十分全面，从其生平到其性格秉性，因此，既然在古籍中并无充足的信息支持，那么将《洛神赋图》视为他的作品便不太合理。因此，《洛神赋图》不应被定为“四五世纪后顾恺之所作”，而应为“四世纪后作品”。而具体论及佛利尔美术馆的那件藏品，它不该是“承袭顾恺之风格之作”，而是“沿用晋代画风之作”。

　　正如杨守敬指出，司马绍（299-325）是《洛神赋图》的第一位创作者。司马绍于322 年至325 年继位为晋明帝，因此他生活的年代比顾恺之早几十年。传统上认为，司马绍曾潜心研究王翼的画作，而早期文本中记载的司马绍画作名称也显示出他曾绘制佛教主题画、人物画和叙事手卷。《贞观公私画史》以及《历代名画记》都将《洛神赋图》归入司马绍名下。

　　司马绍生活的年代比曹植仅晚一个世纪，因此当时《洛神赋》可能还被认为是崭新的、易引发共鸣的主题。对晋代画家来说，描绘《洛神赋》中大篇幅想象而出的大群人像、各类的神秘生物和变幻万千的风景是极大的挑战。无论绘制《洛神赋图》的先驱者为何人，他的作品中几乎每个细节都被后世的画家忠实地模仿、鲜少被改动，其影响力之深远由此可见。

　　爬梳“一图多面”

　　《洛神赋图》仍有多幅存世。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手卷前已提及，该画记载于《石渠宝笈》，被认为出自顾恺之之手。据其条目所注，手卷后有金章宗四印。画作后五篇跋分别为：赵孟1299年题、李衎（1245-1320）1307 年题、沈度（1357-1434）1417 年题、吴宽（1435-1504）1407 年题、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1741 年题。该画为绢本设色，25.5 厘米宽、541.5 厘米长。除有一部分缺失外，整篇画作完好无损。所缺部分为诗人将玉佩赠予女神表达爱慕之意。马采书中记载第五张图的突兀转折，可以验证图画有缺。

　　据《石渠宝笈》所记载，另一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洛神赋图》为绢本设色，宽45.4 厘米，长1091 厘米。每部分画作后都配有《洛神赋》中一段文字。《石渠宝笈》的编者将此画认定为“唐代匿名画家所作《洛神图》”。潘天寿《顾恺之》（上海，1958，第28 页）中也提及此画。

　　另一《洛神赋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1-12）。《石渠宝笈三编》将该手卷记为“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宋代摹本”。该画为绢本设色，宽24.2 厘米、长606 厘米。作品分为22 个部分，每部分画作后都配有《洛神赋》中一段文字。手卷开篇以及诗人拒绝洛神“潜川”请求前的一部分都缺失不见。跋作于1643 年，出自王铎（1592-1652）之手，后有两印。1786年乾隆为其作跋，《石渠宝笈》的编者也为其作跋。辽宁藏手卷引首为梁清标（1620-1691）所写，表达该画为顾恺之所作、书法出自王献之（344-388）之手、卷后有宣和与绍兴内府印。手卷后还有项元汴（1525-1590）、叶钶、梁清标印。

　　大村西崖编纂的《文人书选》（1921-1922）曾提及另一幅《洛神赋图》。大村西崖认为该画为“《洛神赋图》的唐代摹本”，且质量不高。该画仅有三个支离破碎的片段刊印于《中国名画集》中。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名画三百种》）也藏有《洛神赋图》残卷。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幅画还未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