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徽商艺术收藏与画家生存状态

　　天津美术网讯 徽商对艺术的赞助与收藏算得上艺术收藏史上较为瞩目的一页，一方面反映出徽商在文化品味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足以晓见徽商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明末至清中叶的时代经济背景中，因艺术经济的日趋开放，以售卖作品为生的画家也逐渐增多，通过考察其生存状态，从而更为全面窥探徽商在艺术收藏与消费中的强势地位。

　　徽州的地理优势为从商提供了便利，“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以取足于目前日用观之则富郡，一遇小灾及大役则大窘”。徽州文人汪道昆则有诗：“新都故为瘠土，岩谷数倍土田，无陂池泽薮之饶，惟水庸为牺牺，即力田终岁，赢得几何。”面对粮食作物的贫瘠，田地的耕作自然不能满足徽州地区的自足。然便利的水路条件为徽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勤奋而精于生计的徽州人，在奔走经商成为富贾的道路上，也有着非常的奋斗史。比如“（汪）材，字世用，号东源。……早岁丧父，与兄标营商于亮，历任艰苦，创业于家。不惮勤，观其自律之善，则居安佚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又有“汪光球，字美嗒，官坑人。国学生。初家贫，习缝工，嗣业木苏州，勤慎笃实，人多贷以赀本，经营数年，渐丰裕。兄弟三人，球行二，积累二万余金，均之弟侄，毫不自私。”经过徽商多年的经营和努力，财富积累增加，为艺术收藏带来了前提和可能。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徽商的富裕程度：“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以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富裕的徽商在经济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艺术收藏上亦能窥见其财资雄厚。相对应的晚明清初的艺术市场，卖文卖画相当普遍。郑板桥一篇公开书画交易的文章，已然敲开艺术交易的大门。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另有清初吕留良记录一篇《卖艺文》对润格详细的介绍，涉及具体的书画家印章、扇面、册页等价格，与郑板桥润笔如出一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画家卖画谋生计也不再被人诟病。当卖画卖文成为画家唯一的谋生手段之时，画家通过售卖个人艺术作品的收入是否能维持其日常消费？画家具有作为艺术交易的参与者与普通社会个体的双重身份。通过对晚明清初画家生存状态的考察，并比对当时物价消费，从侧面了解画家们的生存状态。

　　明代中晚期已经不再限制银的市场流通。通常，钱的基本单位为“文”。明代文献中记载钱的数量而未标明单位的，多指“文”。“文”以上为“贯”，一贯为一千文。“贯”以上为“锭”，一锭为五贯，即五千文。“两”“钱”为银的度量单位。明代银两的折算标准，洪武九年（1376）规定：“凡银以两计，钱以千文计，钞以贯计，各以一准米一石。”明朝中后期的商品交换中，选用货币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交易额大者用银，小者用钱。《警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每日“或积三分，或积二分，再少积一分，凑得几钱，又打做大块包”。卖油的价钱不算最小额的交易，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一分银子大致可兑换铜钱五六文至十文左右，当交易额只有一二文时，用银子很不方便，使用铜钱比较好。

　　按照明末清初中叶的生活物价情况，略做一表格如下：

　　画家们将卖画等方式作为谋生手段，有时极为尴尬。以郑板桥为例，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中较为知名的一位，辞官后卖画为生。早年生活清苦，妻子病逝，家中绝薪断粮，在《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一文中提到“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得到汪知县的赠银，才勉强度过难关。之后，郑板桥的处境并非完全好转，在《郑燮〈湖州与弟墨书〉》中亦有对收入的详细记录：

　　“来银三十两，大女儿与之三两，余留家用。华灿所当，已与银令其自赎矣。初到杭，吴太守甚喜，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郑分司与认族谊，因令兄八哥、十哥旧在扬州，原有一拜，甚亲厚，请七八次，游湖两次，送银十六两。但盘费不少，故无多带回也。掖县教谕孙隆任乌程知县，与我旧不相合，杭州太守为之和解，前憾尽释……”

　　也足见得郑板桥在某个阶段靠友人接济的清贫生活。想必后来通过卖画赚的不少银两，生活情况也有所改善，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言道：

　　“郑某一介寒士，侥伴成名，得为百里侯，谁诮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钱；苟不搜割地皮，艳妾华厦，何自而来？殊不知我每年笔润，就最近十年平均计算，最少年有三千金，则总数已有三万。我家仅有典产田三百亩，每亩典价二十千，约值钱六千千；合之绝产地田八十亩，不过万金耳。故尚余润资二万金，整备改建家园，以为归田娱乐之地。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郑板桥对日常生活的艰辛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他曾在诗中提到对一户渔民的关心，“卖得鲜鱼百二钱，籴粮炊饭放归船。拔来湿苇烧难若，炳存盂场卉岸沩”。也足可见其对日常生活的体察之深。

　　同为扬州八怪的金农与郑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为丰富的交易记录。金农的信札润笔记录较多，其中《金冬心十七札》记录比较详细，更加能够了解金农的日常买卖活动。

　　《金农致方辅信札》中记录了几次交易：

　　“笔客即刻起身登舟。笔价三钱，望付来手。怀素自序稿，便中亦望检付。刻石二方，己送与高凤老矣。弟金吉金上。密庵先生。”

　　“杨吉翁寿屏己写，小篆甚工妙，可爱也。杨己老序文送上。高凤兄己来过，二石付与，初十内，寿屏并刻石俱有也。阂莲兄往杭州，寿诗己做，渠郎君即送到。不误事耳。笔客二星，乞付。此人明口还湖州矣，初六口， 吉金小言。”

　　金农早年也曾在扬州艰难度日，在古寺墙壁上曾题诗道：“无佛又无僧，空堂一点灯，……此时何所想，池上鹤窥冰。”想必当时生活十分凄惨。在扬州数年的生计仅靠卖画，生活还是步履维艰的。其卖画生意起初并不好，随着名气的增加，求画者也增多，收入也随之好转。“四方求索如云，得之珍同拱璧”，“卖文所得，岁计千金”，但是金农个人消费甚高，所剩积蓄依然不多。

　　仅靠着卖画与富商的馈赠，长久的维持生计十分困难。金农曾进行过文物买卖。在《金冬心十七札》的书信往来中，金农与朋友方辅一同经营的业务包括售卖文房四宝类，古书画类，当代画类，书法类，诗文类，印章类，碑帖类。书画的价格也算是明码标价，古代画价《辋川图》二金（两），宋人六幅山水，八金（两）。当代画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这是板桥的润格，金农的比之略高一些）。当代印刻价格，每字十两（参照丁敬刻印价格《扬州画舫录》卷四）。金农喜好收藏砚石，他曾言：“予平昔无他嗜好，惟与砚为侣，贫不能致，必损衣缩食以购之，自谓合乎岁寒不渝之盟焉。”另有蒋仁印跋则曰：“冬心先生素有砚癖，见佳石不靳重值，收藏至富，可人赏鉴者一百二方，所以他自号‘百二砚田富翁’。”

　　通过郑燮与金农的书画收入，参照当时的物价水平，维持生计尚可，只可惜有些画家精于鉴藏，有其他艺术喜好的花销，所以许多职业画家晚年十分凄惨，比如金农、汪士慎等人。

　　徽商好儒，有人说徽商是“三贾一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也并非言过其实。在行贾四方的同时，能够“讲学不辍，诵说诗书” 对理学尤其推崇，更有“理学第一，文章次之一”的说法。受“好儒”的影响，徽商对艺术与文化的热衷也促使他们在艺术市场中占据先机，不仅带动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也成为诸多画家的“赞助人”或者“主顾”。其中扬州富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安徽祁门人，惜才礼闲，爱好书画文雅之事，在扬州筑玲珑山小馆，扬州八怪中不少画家都是他们的座上客。马氏家中藏书藏画也颇丰，家中所藏名画，诸如苏轼《文竹屏风》、赵孟坚《墨兰图》、赵孟《墨梅图》、黄公望《天池石壁图》、文徵明《煮茶图》等历代名作。此类大商贾为时代的艺术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