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本草图谱孤本的坎坷经历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十四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内府写彩绘稿本。是湮没已久、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从未见公私书目记载的明代彩绘本草文献，是中国现存彩绘药图最多最完整、内容最独特的稀世本草图谱孤本。

　　全书分金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10部，计有彩图1193幅（缺失65幅），药材957种。彩图部分，主要描绘药的形态、炮制的过程，以及相关的民间故事。文字部分，主要解析药名、性味、功能、产地、别名等等。在多数药物的文字部分后，还配有琅琅上口的七言歌诀，归纳此药的性味功能。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文字内容属于综合性本草，涉及的炮制内容系出南北朝雷斆《雷公炮炙论》。至明代，雷斆常被误认为传说中的黄帝时臣雷公，以“雷公”为名的本草书或药性赋甚多，《新刊雷公炮制便览》即为其一，明宫廷画师选择该书，为之增补药性歌。并为药物配上形态图或者辅助图，又为该书许多有“雷公云”文字内容的药物配炮制图，以药物和炮制法为题材，进行绘画艺术创作。这些炮制的彩色插图是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从未见于此前古本草。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炮制为题材的专门图谱，《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展示了各种炮制方法的十八般技艺，包括净选、干燥、切制、粉碎、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以及一些特殊方法，这在古代本草插图中极为罕见，是中药炮制技术的珍贵遗存。

　　此外，书中记载众多的炮制器具也值得称道，有刀具、粉碎器、锯、各种锅、炼丹炉、炉灶、盛器、蒸笼、蒸桶、药秤、笊篱、晾药架等等，其中描绘的切药刀在我国北方地区仍沿用至今。

　　该书卷首有两幅极为精美的主题图。第一幅为“受教图”，绘制的是雷公下跪接受黄帝授书、传医道的场景，是根据《素问》中提到的雷公受教于黄帝的记载创作的。第二幅为“炮制图”，图中雷公端坐于上，周围有9名药工在切药、碾药、杵药、研药、煮药、蒸药、炒药、筛药、淘药，展示了古代炮制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该书的“本草插图”，系经宫廷画师的艺术构思或艺术加工而成，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性。虽为本草而绘，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画风却格外细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风物习俗，人物颜貌、妆饰、衣着栩栩如生；器物、家具、建筑惟妙惟肖，明代人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其美术价值不亚于任何古代写实画作精品。宫廷画师们使用的神奇画材矿物颜料宝石粉，更为画作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历四百余年仍艳丽如新。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亦是考察明代本草彩绘的极为重要的典籍，是保留明官修《本草品汇精要》插图最多的一部书。《本草品汇精要》是本草绘图的杰作，其写生图极为精美。成书以后，由于编者卷入政治斗争遭贬，故未能刻印传世，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本草彩图则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其原貌，极具考证价值，弥足珍贵。

　　据《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目录，该书原为14卷，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现存13卷，脱失其中第12卷果部。从药、图数量来看，残缺图文不多，且首尾俱全，年代明确，仍具有较好的系统完整性。200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使本书来源清晰，价值凸显。上海辞书出版社倾力再现珍本原貌，仿真影印，为此奇书再续佳缘。2008年该书选入由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编号为01799。

　　研究表明，该书出自明万历间宫廷画院画师之手。[1]但该书如何在其后的400多年间历经改朝换代的磨难，又如何从宫廷流入到民间，并再度回到国家的宝库中，确是一段很值得研究的单书流传史。

　　该书归国家所有以前，曾被贵阳中医学院王聘贤老中医珍藏。王老在20世纪30年代不惜四处筹措资金，用重金从外人手中购得此书。后历经兵燹，其父子舍命护书，将该书保留至今。1965年王老临终前，谆谆嘱咐后人要将此书捐献给国家。王老的后人忠实地执行了遗嘱，及时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无偿捐献给了卫生部。有关这段历史，王聘贤老中医的后人将有专文介绍，本文不予详述。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从个人收藏到收归国家所有，至今已经历40年整。这40年中，适逢“文革”浩劫，《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自然也在劫难逃，险些散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该书历尽苦难，在众多热爱中医古籍人士的护持下，终于免除了再度湮没的厄运。笔者曾采访当时参与该书保管、鉴定和追查的有关人士，并从有关部门查阅了全部相关档案材料，因此得以对这4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献书

　　1966年（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信，但1982年5月10日陈子章证明材料中提到是1965年）2、3月份间，贵州省各大学代表赴北京参观全国仪器仪表展览会。贵阳市卫生干校总支书记李明彬同志准备趁此机会，将王聘贤先生捐献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上交卫生部。因为李明彬身体状况欠佳，于是请陈子章大夫（贵州省中医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一同前往。陈子章大夫临行前到人事科通过丁宗本同志从保险柜中取出《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由陈大夫一路精心保管，带到了北京（此据1982年5月10日陈子章证明材料。材料有“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公章，并附有文字“陈子章同志系临床研究室主任，是当时送‘雷公炮炙论’（者）之一”）。

　　参观完展览会以后，李明彬、陈子章二人到卫生部找到了时任中医司司长的吕秉奎。吕司长一见此书，称“此书万金难买！”当得知此书是贵阳著名老中医王聘贤所捐后，吕司长表扬了李明彬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到家啦！好！好！”于是，吕司长叫一名工作人员将此书收下，开具收条，并表示很快会影印此书（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亲笔信）。吕司长表态，如果此书影印好了，将会赠送一套给捐献者，以示答谢（此据1981年7月10日中医司吕炳奎呈部党组的请示稿）。其时捐献给中医司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共计14册。据参与护送此书的李明彬同志十余年后回忆，当时送去的书中，有一册缺失。后经考证，这丢失的一册，就是其中的“果部药”。

　　遭劫

　　然而，就在《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收归卫生部中医司保管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这套珍贵的中医古籍由卫生部图书馆统一收回保管，因此，在那暴风雨最激烈的时期，该书得以幸免于难。“文革”后期，献书人担心此书经历“文革”，是否有闪失，曾经常来信询问（此据1981年7月10日中医司吕炳奎呈部党组的请示稿）。1979年，亲自将此书送到吕炳奎司长之手的李明彬同志又亲笔写信给吕司长，询问此书的下落。原在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李明彬，此时担任贵阳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在信中深情地对吕司长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一直惦念你。我出‘牛棚’后到处打听你的情况，总是得不（到）确实消息，现在总算是找到你了。”（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亲笔信）

　　时任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同志收到李明彬来信之后，立即着手追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一书在“文革”中的下落。在卫生部图书馆的借书条中，发现此书全部14册已经于1974年7月2日被当时在卫生部办公厅任职的陈某某借走。后经追索，陈只还了其中的8册，其余6册（草部）推说已经丢失。有关同志曾多次敦请陈查找，速速还书，并向原卫生部江一真部长作了汇报。江部长指示立即要陈交回书籍。但陈一再推诿，到1980年仍未全部交回。

　　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了[1980]47号文件。文件规定：“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查抄文物遗品中私自拿走据为己有的图书，应该主动退回。对于拒不交退的，应给予政纪党纪处分。”根据47号文件的精神，1980年12月4日，中医局正式向卫生部党组写报告，要求部党组出面，通过中华医学会党组，认真严肃地找陈谈一次，敦促其尽快归还尚强留存的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此据1980年12月4日中医局给部党组的报告稿）。在医学会党组的追查下，数月后，陈终于将私留的6册古籍全部归还。但是这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都已遭拆毁，封面、封底俱已被拆去，原印章被涂抹或剜去，书中的插图也已拓坏，烫金字的药名大部被拓去，涂抹的印章已无法辨认（此据1981年7月7日中医局给部纪检组报告稿）。

　　在此以前，中医局对《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鉴定工作十分重视，曾派人将此书残剩的8册送交中国书店、故宫博物院等文物单位鉴定。据直接参加将此书送文物单位鉴定的宋志恒先生回忆，此书在送故宫博物院鉴定时，该院的老师傅一见就认定该书曾是宫廷之物，并说过去宫廷的藏书一般要缮写两份，分别保存。现在发现的此书只是其中的一部，以后还可能发现另一部。他们说此书是无价之宝，乃国宝级的古籍，希望能把其他散失的部分找全，并尽快修复。

　　1981年上半年，陈将剩余的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交回之后，中医局就将此书送交故宫博物院重新修复。经过修复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一改原残损面貌。这次修复花费了834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此外，在中国书店也曾经花费了166元的修复费用。修复后的该书从此被珍藏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档案处。

　　收藏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在“文革”前夕被送交国家卫生部中医司，从而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浩劫。但没有想到在国家机关中，个别工作人员出于私利，企图将国宝据为己有，导致此书残缺，后经收藏单位有关领导和群众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此书全部收回，并加修缮。然而此书毕竟是中医古籍，不是一般的文物，不能继续它深藏不露的命运，应该为专门的图书馆收藏，才能更多更好地为当代中医服务。为此，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长的薛清录同志得知此书消息后，一直为将此书收藏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而不懈努力。为此，她曾找过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同志，并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关领导反映过情况。

　　199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瑞祥副院长签发了一份“关于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移交我院图书馆的请示”。张副院长原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故熟知局档案处珍藏着这么一部国宝级的中医古籍，于是极力促成将局藏国宝移交给专业图书馆收藏。张副院长签发的请示中说：“明代《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孤本书具有很高的应用和收藏价值。我院现拥有专业藏书达30多万册的图书馆，所藏古籍10万余册，其中中医古籍（包括孤、善本）6万多册。图书馆具有良好的安全保护设施，如能将此书交由该馆收藏，将是对我院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和促进，并将会使该书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据199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研办[1998]63号文）

　　这份请示送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后，负责保管该书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提出了处理意见：“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现存我办档案处，多年来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故我办拟同意将其转交图书馆以便利用。请局领导阅示。”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李振吉同志很快于1998年4月10日作出“同意”的批示。李副局长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任副院长，深知中医古籍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的情况。1998年4月1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中医药办档[1998]15号作出正式批复，“关于同意将《补遗雷公炮制》（明代）移交中国中医研究院批复”：“中国中医研究院：你院《关于将〈补遗雷公炮制〉移交我院图书馆的请示》（中研办[1998]63号）收悉，经局领导批准，同意将《补遗雷公炮制》移交你院图书馆。”于是，这部流传过程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典中医古籍文献从此有了最佳的安身之所。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移交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之后，经过登记造册，入库珍藏。2002年8月中旬，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赴德国哈雷参加第五届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间，黄龙祥研究员会见了其时正在德国慕尼黑开展合作课题研究的郑金生研究员，谈起了他曾经在院图书馆见到一明抄彩绘本草图。郑金生研究员供职于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本草文献研究是他的专长。他回国以后，立即到院图书馆查阅该书，并邀请笔者（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共同考察该书。2004年，郑金生研究员与笔者在《中国药学杂志》第5期联名发表了“新浮现《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研究初报”一文，首次报道了该书的情况。此后，郑金生研究员又进一步考察了该书，将考察结果报道于《新史学》[2]。为考察该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郑金生研究员、肖永芝博士曾三进日本杏雨书屋，考察彼邦所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节抄本的情况。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考察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各级相关领导的关注。200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决定将该书正式纳入“中医古籍抢救工程”中，并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使本书来源清晰，价值凸现。上海辞书出版社倾力再现珍本原貌，仿真精制出版，为此奇书再续佳缘。

　　2007年3月30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国传统医药档案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专家评审会”的评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文献学首席专家李致忠先生称此书：绝无仅有，传世孤罕，弥足珍贵。沉寂了400余年的中医国宝终于重新问世，并将为当代中医药的研究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郑金生，裘 俭。新浮现《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研究初报[J]。中国药学杂志，2004，39（5）：389~391。

　　2 郑金生。明代画家彩色本草插图研究[J]。新史学（台湾中央研究院），2003，14（4）：6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