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故事，就是我的老师谢稚柳先生的。谢老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太太在拍卖场买了他一张画，拿来叫谢老看。谢老打开来一看，说：“蛮好，蛮好”。实际上谢老一看，这张画是假的。但因为人家出了那么大的一笔钱，把这张画买来了叫你看，所以谢老出于我们传统文人的那种礼貌，就讲“蛮好蛮好”。谁知道那这个太太接下来就说：“谢老，您既然说蛮好，那就麻烦您在这上面给我题一下(字)。”

谢稚柳、韩天衡等与上海书店编辑沈叶青、陈其瑞讨论书稿

　　谢老楞了一下，本来是敷衍地说蛮好蛮好，结果现在人家说你“题一下”。谢老就感到很尴尬，又不能改口说这东西是不好的，只好硬着头皮在上面题了一跋，说这张画是我(谢稚柳)画的什么什么的。所以你想一张假画，作者本人都题它是真的，那后来人鉴定你讲它是假的还是真的?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画院原先的院长程十发先生，我们一起去香港。一个朋友拿了一张他的画出来，(我们)一看这个画有问题，但是他(程十发)没讲话。那个朋友接着讲了：“程老您知道吗?这张画是某个人，看中我手里最好的高级照相机，就拿这张画来换我手里的高级照相机。”后来程十发先生想，给我看画的是朋友，拿照相机换画的也是我的朋友，如果我讲假的，得罪两个(人);我讲真的，两个都不得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人情世故，程十发先生就在上面题了一跋——这张画是我画的，什么什么的……这是第二个故事。

程十发和韩天衡

　　第三个故事是十来年之前我自己的(故事)。山东有两个企业家，有一个是收了我不少的东西，所以他对我的画比较了解。还有一位不太了解，就从人家手里买了一张我的画。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你这张画是假的。”他说：“不可能是假的，我买了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同时给我，说是这个书里出版过的。”但是另外那个人说：“绝对是假的，你不信我们现在就买飞机票到上海。”

　　这两个企业家很有意思，晚上大概八九点钟了，从济南买了飞机票就赶到上海，半夜里到我家里敲门。我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么晚有人来敲门。一进门他们就说：“韩老师，我们是为了这张画来的。他讲对的，我讲不对。如果(你)讲对的，那么我请他一桌饭，如果是错的，他要请我一桌饭。”这是企业家性格。

韩天衡翠竹小鸟

　　我打开画一看，假的一塌糊涂，那个老板就讲：“韩老师啊，有你的画册为证。”这个画册我手里也有，但是我的画册里面没有这张画的。他把画册带来了，结果我也把我自己的画册找出来，同样翻到第三十页，第三十页我画的是一张“翠竹小鸟”。他这一张是“五彩葡萄”。但是这张纸两面都印画的，反面的画是一模一样的。于是我仔细看了看装订，就知道了(怎么回事)——(造假的人)是为了要卖掉这张画，专门印了一张仿制品，重新装订到这本书里，连书一起卖给了人家。

　　我讲这三个例子，就说明书画的鉴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是人家作假的问题。前面两位都是我的师辈，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假的(作品)是真的，又为后世的鉴定带来了很大的疑团。所以这门学问是很深的，有很多学问之外的因素会搅局。但是总的来说，书画印的鉴定毕竟是有标准的。

　　下面我想谈谈我对书画印(鉴藏)的几点看法。书画印的鉴藏主要就是要有五种能力，第一种能力就是眼力。就鉴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眼力。眼力是怎么来的?不是天生的，眼力是锤炼出来的。

　　中国书画的作假很有历史，我们知道在王羲之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张翼的专门做他的假字，连王羲之自己都没有看出来。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词儿叫“吾真大醉”，就是讲的他自己都看错了，大概是酒喝得太多了，糊涂了。唐太宗在位的时候，他也拿过一方王羲之的图章送给他的一位名臣，也是教他学书法的书法家，叫虞世南，当然这个印章也是假的。

　　晋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卷(传唐褚遂良摹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虞世南行书摹兰亭序卷纸本行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所以一千多年来，真真假假，到现在为止虽然科技那么发达，但我们却并没有一个仪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定了一个名称，叫“目测心验”法，就是我们书画的鉴定里的，是一个“目测”，就是用眼睛来观察，而后用心去体验。

　　所谓心的体验，是长期经验的积累。眼睛看，是从这件作品的用笔、用墨、造型、结构、色彩、水墨、章法，要对一件书画有一个深度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应当力求全面。

　　我们今天为什么时常有东西会“看错”，往往正是因为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譬如说，给你找一张吴昌硕三十几岁写的字，你用他成熟的，六十岁以后石鼓文来做比较，那么你如果没有对他一生的艺术演变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会认为三十岁时的这张东西是假的。所以需要有非常深入非常全面的把握、研究才行。

　　尽管我们说中国书画的鉴定，要从那么多的角度“进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实际上就是线条。

　　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的老师去一些博物馆鉴定字画。博物馆的专家把一卷卷的字画打开，这卷画打开来，上面只要出来一个树杆，或者是出来一根竹梢，或者是一根竹杆，下面的落款都还没有出来，我老师就报名字：“这个是八大的，这个是石涛的……”为什么那么厉害?

　　实际上中国书画的鉴定要领，有三条也好，五条也好，或者十条也好，但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线条。真正是一等一流的，有真知灼见的大鉴定家，他不要看你一张画，他只要看你一根线条，就可以知道这件东西是谁的。

　　为什么呢?因为书画家的这一根线条，就跟我们每个人手上的每个指纹一样，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研究深入到这个程度，那么你从一根线条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底，他的修为，他的节奏，他的特点，这就是他!

　　所以从一个书画家来讲，他的一根线条，内质必然是区别于别人的。但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书画艺术的深刻就在于，一根线条反映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哲学、美学，以及个人自我修为、习性、功力的统一体。

　　以前曾经有一位画家曾经说过一句“笔墨等于零”，这个看法非常激烈，在我们美术界人人皆知。当时我没有进行讨论，因为我这个人胆子小，不愿意卷入争论。一旦卷入了争论，所有手里该做的事都要放下来，和人一天到晚地去争辩。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和创作的环境，所以我是一贯不参与进去的。

　　今天，这个风潮已经淡却了。那么我想我可以讲一句，笔墨可不能等于零。“笔墨等于零”这句话是个伪命题，除了孩子做算数的时候1-1=0，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书画，非优则劣、非盛则败，非正则负，你举一桩结果完全等于零的事，有没有?没有。所以笔墨，从来就不是等于零的。

　　而且从我刚刚和诸位谈的，中国书画的鉴别，实际上最要害的就是看一根线条。是从一根线条，可以判断出是哪一位书法家，哪一位画家。而且，我刚刚讲了，如果真正有真知灼见的大鉴定家的话，他可以基本上做到百发百中。

　　那么你们想想，笔墨既然这么关键，一根线条能够识透、看准一位艺术家，那么你们说，笔墨还能等于零吗?

　　所以过去他们争辩的时候，我没有发表过意见。但是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笔墨从来就不能等于零，而且笔墨是那样的关键和重要。

　　所以我们讲书画鉴定，就是看眼力。眼力的要害，在于你要看透吃透，理解透一个线条。作假的人，他可以(模仿)，画画也好写字也好，结构不是问题，布局不是问题，色彩不是问题，构图也不是问题，关键就是他在表现一张字或者一张画的时候，线条一旦落下去，他的功底、他的修养、他的节奏，他的本性，等等等等，都是和原本的作者不一样的。

　　我谈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说一件事——我们现在中国书画的鉴定，还是非常非常的原始。就是用眼睛来看透这根线条，叫做“目测”，然后用我几十年来的经验，用我的“心”来加以检验、判断，这件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搞书画收藏、鉴定，重中之重，五个能力里面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眼力。

　　我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专门贩卖古董的人，给我送来一方后汉的魏关中侯金印。这方印是两个故宫都没有的，台北故宫也没有，北京故宫也没有。

三国·魏关中侯印

《兰室长物——历代文房艺术》

　　他把这方印拿到我家里，当时我还在画院工作，他问我：“韩先生，我有一方印你要不要?”我一看，好东西啊，但是我一想不对。因为这种东西应该属于地下出土文物，不是传世的。这如果是出土文物的话，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我如果买下来是很危险的事情。我跟他说“这件东西我不敢买，你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我买了可能不太妥当。如果是假的我倒是可以买。”

　　他说：“这个我请两个大的博物馆都看过了，他们说是假的。”我说“好啊，那你让博物馆给你开个证明吧!证明这方印是假的。”

　　最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证明开来了，博物馆方面写“这方印经我们鉴定是假的”，那么我讲假的我就要了。那是93、94年的事情，当时跟我要1万5千美金，我就给了他1万5千美金。但是我也捐给国家了，所以敢和大家说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两个博物馆都鉴定是假的，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买一件假货花1万5千美金(就糟糕了)。因为在90年代1万5千美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也可见眼力的重要性。

　　第二个例子是86年，我在广州的集雅斋，举办我个人的一个书画展。集雅斋在广州还是一个很大的文物(经营)公司。我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翻看它们的柜台，看到两方吴昌硕刻的大印章。经理跟我关系蛮好的，他就跟我说“假的，日本的梅舒适、小林斗盦都看过，都说是假的。”我一看这么好一对图章，怎么会是假的呢?

明·张灏《承清馆印谱》二册《兰室长物——历代文房艺术》

　　一看边款，原来这一年吴昌硕正好是三十岁，所以他们是拿吴昌硕成熟时期的风格去套他三十岁时所刻的印(这才判断是假的)。实际上他(吴昌硕)在三十岁的时候还是在学徐三庚，所以(风格不同)。那么我说，这方假印我要了。三千块，买了这么大一对吴昌硕的对章，当然，这个对章我也已经捐给我们的美术馆了。

　　去年的春天，北京嘉德公司拍卖一批非常珍贵的印谱。其中有两本，叫“承清馆印谱”，是明代的。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是中国文人刻印第一次被汇集在一起的一本综合性的印谱，今年正好是这本印谱出版四百年。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也去北京去把它拿下来。

　　就是同一年，只差两个月，日本也有拍卖的图录寄给我，也看到一部《承清馆印谱》，而且是这一年北京嘉德拍卖的这两本“承清馆印谱”的祖本，更珍贵。我就叫我儿子说你去日本跑一次，把这个印谱拿下来，因为我要搞研究。

　　结果日本人不太懂这些东西，嘉德的那一次拍到了105万多，日本那边的印谱，我才花了三万多人民币，就买了下来，而且是嘉德印谱的母本，非常非常珍贵。

　　明·张灏《承清馆印谱》母本四册《兰室长物——历代文房艺术》

　　所以没有眼力就不足以言真，花便宜的价格买假东西没有必要，花很大的价钱去买东西，那就更不划算。现在我们一些玩收藏的人花几千万上亿去买一件东西，买完之后大家就争辩。一支队伍说是假的，一支队伍说是真的，实际上真假还是讲不清楚的。刚刚也讲了，我从来不愿意介入这种争论，一旦投入这种争论，你要至少准备半年不要干事，要跟他们辩论去。

　　所以说收藏的第一种能力，就是眼力，眼力是学问，是知识，是重中之重。

　　第二种能力，是财力。如果讲没有眼力，不足以言真的话，那么没有财力就不足以言精。好东西都是贵的。当然我最近看一些收藏家发表言论，认为现在已经没有漏可捡了，我觉得不是。只要有艺术品的交易，只要有艺术品的交流，“漏”，永远是存在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眼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缘分。“漏”，总是有的。

　　就像我刚才讲，同样“承清馆”的印谱，嘉德那个花了一百多万，在日本买的那个才花了三万多。当然这是正常的，捡漏的前提首先是真的。

　　好东西总是贵的，福州的情况我不知道，上海近几年，星期天跳蚤市场上还有两千年前汉代的坛坛罐罐，几百块可以能买到一个。不是假的，真的。但正因为它太一般了，没有什么艺术特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年份，几百块也可以买到。

　　但是如果这些坛坛罐罐，上面是有图案的，甚至于有文字的，或者还有年号的，有精美的装饰的。那么对不起，你没有几十万，甚至于更贵的价格，你就别想拿下。所以没有财力，是不足以买精的，是买不到真正一等一流的好东西。

　　过去在民国时期，上海一位大收藏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庞莱臣，号虚斋，他的东西今天有些是散在故宫，有些是散在天津，有些是散在我们上海。他当时的优势就是有钱，当然后来他的眼力也不错。他用了几个专家，在他家里专门给他“掌眼”，所以他收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非常“精”的。像我们刚才PPT里图片有一张南宋马麟的画——马麟就是有名的大画家“马一角”的儿子——这幅画也是庞虚斋的旧藏。

　　虽然说没有财力就不足以言精，但是我因为从小喜欢，往往也能收到一些精品。不是因为有钱，而是我往往捡漏。

　　一种，是从差里挑精，东西的价位很低，别人认为很差，我倒认为其实是很精的东西。比如说也是九十年代，我有个学生拿来一方六公分大的，齐白石刻的“百梅楼”。他讲：“老师，人家有一方图章要卖掉，上海的其他几个名家都看过，都讲是假的，你要不要看一看?”那我就去看，这一看，开门见山，真的。当然这家人也不太注意，就是放在家里，烧的滚烫的锅子就拿它当做垫石。所以那个青田石上有一块已经是乌黑的。

　　你想，这么大一块齐白石的印章，在九十年代也都要三十万左右。我说我要，他讲他要五千块，好，我就给他五千块。然后我再去找古籍，结果找到了。还有一方，和这方是一对，是他刻给民国初期的财政部次长，叫凌直之的人。这个凌直之也喜欢画梅花，他的斋室就叫“百梅楼”。

韩天衡美术馆藏齐白石“百梅楼” 印章 58 x 58 x 91(cm)

　　第二个情况，是可以从假的里面挑真的。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好的犀牛角杯，大家看不懂，说是牛角杯。沉香里最好的棋楠做的杯子，人家看不懂，也当做一般的木头杯子。实际上棋楠的价格，比犀牛角杯还要贵若干倍。

　　最近几年艺术品市场已经有点下行，但是我记得大前年我去莆田——现在莆田是中国的沉香集散地——我有个朋友跟我讲，韩老师最近有个老板到我们莆田来买了十八粒的棋楠手串——棋楠是沉香里的极品——十八粒小珠子花了五百万。当时棋楠的价格是十万一克，而黄金的价格是三百块一克。所以，你眼光不好，它就是一般的木头，你眼光好，少花钱也能买到极品。

　　第三种情况，你可以花小钱，去买非常珍贵的东西。就是今年春天，《文化生活报》的封面上刊了一件明代吴彬的一张《八仙图》，上面有“乾隆御览之宝”，是乾隆收藏过的。这个吴彬我们了解，是我们福建的骄傲。中国古代书画里，拍卖第一个创造突破亿元纪录的，就是这个明代晚期画家吴彬的作品，就是那么厉害的人。

　　前几年，他的一张画在日本出现，我就叫儿子：“你去跑一趟，给我拿下来。这件好东西他们看不懂的。”最后这张画，曾出现在《文化生活报》的封面。正因为人家都看不懂，所以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非常精的东西。

　　当然，我可以和诸位讲，我从小到大买这些东西是只进不出，没有卖出过一件。前五年，我把自己收藏里的一千多件都捐给了国家。但是呀，喜欢的东西，就是个“鸦片”，会生瘾、会成癖，习性难改。到今天，我还在玩。

　　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用我自己的“土产”去换我自己喜欢的。去年也是有个拍卖行，要拍齐白石的工笔，一件工笔的虫草小品，也是画在民国初年，而且是画在过去的一种很粗砺的夏布上，也就是麻布。据我知道，这种材质的画齐白石一辈子就画过几张，有一张是北京画院收藏，因为齐白石当过北京画院的院长。

　　我看到了以后就叫一个学生，我说：“你帮我去跑一趟，这件东西给我去拍回来。”结果当时场上一连串价格叫到了很高，并且旁边在叫价的是他的一个朋友。价格叫的高了，他就很难为情，认为两个人是朋友，这样顶着干干什么呢?于是就放弃了。

　　我后来问他，他说：“老师啊，一是价位太高了，二是难为情。”那么我说那就算了。过了一个月，我到杭州去，就碰到我学生这一个朋友，我学生就跟这个企业家讲：“你知道吗?上次那张画就是我老师要的，不是我要和你抢的。”那个企业家赶紧说：“那实在对不起，韩先生您把它带回去。”我说：“不可以。”

　　他说：“真的，我怎么可以和您抢呢?”

　　我说：“那这样，我付给你钱吧!”

　　他说：“我不要您的钱。”

　　我就说：“那么我刻方印给你吧!”

　　他说：“我……印也没什么用，我就是喜欢您画的墨彩荷花。”

　　那么我就说好，然后就送了他一幅墨彩荷花。在我收藏的历史上，用自己的土产——就是自己的创作，换来的东西也蛮多的。最早是八十年代有个老先生，叫朱子鹤。他到画院里来看我，神秘兮兮地拿了一方吴昌硕的图章出来。他是老一辈的画家，比我大概要长个四十岁，那个时候他已经要八十了。

　　他说：“我有一方吴昌硕的图章，你喜欢吗?”我一看说：“喜欢啊。”他说：“那这样，你给我刻两方印，我就把这枚吴昌硕的图章送给你好了。”我想那当然好了，就刻了。当然，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我说收藏里面，没有财力不足以言精。但是钱不够的时候，眼力可以来补，你譬如我的收藏里，很多精的东西不是像那些大老板，一扔几千万进来的。我的钱与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有眼力，还是可以收到喜欢的、珍贵的东西。

　　收藏的第三种能力，我认为是魄力。平时买东西，一件东西放在你面前，人家说五万。我说好，就给他。我还做过这样的“傻事”——这样东西对方说好，叫五万，我看确实好，就说这样吧，我给你六万。对方当然很开心了。为什么要多给他一万?这是有道理的，他下次有好东西，直接想到，韩天衡这个人有好东西他是肯出价的，他就把东西拿到你这里来了。

　　你们想呀，有些人习惯了砍价，对方叫三万就要讲到两万，对方叫两万就一定要讲到一万。就是和对方不停的讨价还价，费了好大的气力把价格讲下来，省了一点小钱。可是次数多了，对方就想你这个人是不肯出价格的，有好东西，他就不会拿到你这里来。

　　这种事情历史上很多，为什么有些收藏家好东西很多，就是因为他们大方。是好东西他们不跟人砍价，所以好东西都到他们家里了。要是碰上一个砍价的财主，那么对不起，这些人就会拿了到处卖不掉的东西，甚至是假的东西到你这里来。你不是爱砍价吗?我喊十万，你砍到三、四万，你还很得意，实际上卖给你的人更得意。为什么呢?假的。

　　我记得在文革后期，有一个朋友叫我鉴定他家里的画。一个大的橱子，横过来放满了，至少有两百件。从第一张开始看，没有看到一张是真的，看得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最后看得差不多了，在大橱的最下面总算看到一件四条屏，任伯年的，是真的。我心里想这老兄祖上肯定是不肯出钱的主，所以人家都拿假的过来卖给他。当然，现在出了大钱，却买了一房子假货的也不少。

　　我们讲艺术品的收藏要有魄力，里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个大企业家，2001年，他一年就做到十个亿。有一次他对我说：“韩老师，我想去北京拍点东西，您帮我去掌掌眼。”那天巧，在瀚海，正好还碰到启功先生。他说：“天衡啊，你怎么来啦?”我说:“朋友请我看个东西，我就来了。”

　　那天这个朋友看中的是一件陆俨少的东西，说：“我想要。”我说：“这件你不能要，是假的。”看了一圈之后，我说：“这件我建议你要，是明代大画家陈老莲的。这是国宝级的，你拿这件那绝对是值的。”正好那天的拍卖师也是我的学生，我就问他，什么价位可以拿?他回答说：“两百十万(210万)就可以拿。”我就告诉了那位朋友。

　　结果拍卖完了，我问他：“你拿到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叫到两百，人家叫到两百十，你跟我说不是就两百十吗?”我说：“可惜了，这是国宝级的东西啊!”就差了那么一口，十万块钱。

　　第二年，这件东西又拿出来拍——大家知道，收藏有两种，一类是真正的收藏家，一类是以投资为目的的收藏，(这种收藏)它是要(把藏品)拿出来不断去市场上滚的——这件东西2002年就在嘉德又出现了。我那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说：“韩老师啊，我真的很懊悔。去年这个册页今年又出现了，今年卖了450万。”一年，从210万到450万了。

　　到2005年，这套东西又出来了。当时我退休以后，对外面这个东西也不太关注，时间都花在搞研究、搞创作、搞写作上。他又来电话了，说：“韩老师啊，我懊悔死了呀。”我说：“怎么啦?”他说：“这件册页今年又出来了呀，你知这次卖了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2860万。”

　　我就跟他讲：“你要想开呀，你是真的玩收藏，人家是做买卖，要不断地倒，要赚钱的。如果01年你两百十万拿下来，你不拿出去卖，你怎么知道这件东西能卖2860万呢?这都是缘分，你不要去难为自己。”这个企业家和我关系还是蛮好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刺激还是蛮大的。所以后来他就去海外，搜集那些毕加索呀、雷诺阿啊，这些油画里的世界名画去了。

　　所以说玩艺术品，在必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是显得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第四个重要的能力，是毅力。因为艺术品这个东西，你想要，人家不一定就给你，而这样的事也非常多。我们讲一段小的故事，日本有一个收藏家，他收藏了一方吴昌硕有铭文的砚台。吴昌硕一生铭砚台呢，不是太多，但当时他有一个朋友，就在上海边上有一个小的城市叫常熟，吴昌硕诗自己写的蛮好，但是吴昌硕年轻的时候他的很多诗，多是请常熟的这个沈公周修改的，也有(沈公周)代刀的情况，所以(两个人之间)感情非常深。这个沈公周就是喜欢玩砚台，吴昌硕前后铭的，包括刻的砚台大概有150多方。

　　1917年，沈公周一死，日本人厉害，马上就找到了他的家人，把沈公周所有的砚台全部买下来，带到日本去。

　　150多方啊，这个日本人厉害吧。沈公周唯一一方没有被拿走的砚台是为什么呢?因为沈公周属马，所以他死的时候，(家里)就拿了一方有吴昌硕刻铭，上面雕了一只马的砚台一起陪葬，所以就没有被日本人买走。当然这件事过了近百年了，买去的是一个日本有名的画家叫做桥本关雪，现在那当然也陆续陆续散出来了。

　　东京有一个收藏家手里有一方，有出版过，我知道。我就叫我的学生，在三年当中陪我到他家里去了五次。

　　他也是一个教授，他就讲：“韩先生您出的价钱到位，但是我还不想卖。”三年当中，我到他家去了五次。

　　直到第六次，他打了个电话给我的那个学生说：“你请韩先生来，我的砚台准备给他了。”他讲最近有几个上海的，做买卖的，出的价钱比韩先生要高得多。但是他讲：“我感到韩先生因为不是做买卖的，他是自己玩，是真正的收藏，所以这砚台还是叫韩先生拿去。”

　　(我)很感动的，好了，第六次我就叫我的学生带着钱到他家里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现在西泠印社好几次拍吴昌硕的砚台，也都要4、5百万一方，而且我当时收的那一方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坑口，是属于大西洞的，砚石本身就是非常名贵的。所以你看一个砚台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说明收藏确实是要有毅力的。

　　三年时间才拿下的“心头好”

　　至于你讲第四种能力，毅力，讲大的，那我们大家人人皆知，就是张伯驹先生收藏溥心畲的《平复贴》。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个有钱，一个不卖。张伯驹是有心人，你溥心畲家人办喜事他给一万银元。你溥心畲家里有愁心事了，给几万银元。张伯驹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件东西，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张伯驹)是看中我(溥心畲)这件东西。

　　直到日本人占领北平，日本人想要掠夺这件东西。溥心畲尽管是满族人，他也知道，如果我这件东西留到日本人手里，我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国家。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他就和张伯驹讲：“这件东西我给你了。”这就像是烫山芋一样，就往张伯驹那里扔了。

　　张伯驹给了他四万块银元，你看前后花了好多年把这件东西拿到手。但日本人到处在搜这件东西，《平复贴》也就方尺那么大，张伯驹先生把这件东西视若生命，将它缝在棉袄的夹层里面，谁会知道那么一件东西会放在棉袄的夹层里面?逃难逃到哪里，这棉袄穿在身上，实际上这宝贝就在夹层里面。张先生这样的毅力，这样的故事，是千古绝唱!

西晋陆机《平复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五种能力，我讲就是叫预判力。毛泽东有句诗叫做“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刚才讲收藏第一条就是眼力。眼力和“眼光”、“眼量”的差别就在于要看得远。你要有一种人家都还没有感觉，你就能够知道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就是我刚才说的预判，或者“眼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这种预判力，你“领先一步”，这“领先一步”如果用到田径场上去的话，我们是很有体会的。刘翔跑110米跨栏，比人家快了0.01秒他就是冠军。那个慢0.01秒的，我们在座的谁记得住是谁吗?记不住的。就是快那么0.01秒，我们记住的就是刘翔。“领先一步”不简单，也不容易。

　　搞艺术品收藏，预判力的“领先一步”，很重要。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初，吴昌硕的对联是4块钱到6块钱一副，也就是现在一副大饼油条的价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寿山是宝地出田黄的。当时80g上下的田黄是15块到30块。

　　我们上海有个老先生，因为“三反五反”的时候，资本家被打掉了一大批，他那时就是合法户，而且喜欢买田黄。那时好多资本家被罚款、要补税，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拿家里那些个文物，包括那些田黄都去卖给文物商店。

　　因为他有钱么，所以看到好的田黄就买，前后大概买了400多块好的田黄。文革抄家是博物馆派人去抄，因为博物馆知道他手里有好东西。文革结束了，党有政策，抄家的物资必须要发还。博物馆就看中了一方极少极少见到的一块好的田黄冻极品。就和他商量你这方东西能不能留给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给你1000块的奖金。

　　大家别笑啊，七八十年代，79到80年代这一段的时候，那1000块钱是可以买一栋房子的。现在看到1000块钱，买一双名牌的鞋子，一只都买不到。

　　他来找我问：“韩院长，他们一定要我这块田黄，不给吧，我就怕下次对我有什么问题。”我说：“这个顾虑不要有，党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凡是文革抄家物资，必须要发还。当然博物馆看中你(的田黄)，你看如果你愿意捐，那么他给你1000块钱;如果你现在不想捐也可以委婉的跟他解释，我自己还要玩的，等我以后不玩了我再捐给你。”

　　他就按照我的说辞去找博物馆，结果博物馆也因为有政策，就只能让他把这块好的田黄拿回去。当然后来，这位老先生94岁去世，这批田黄到哪里去，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领先一步”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寿山(80年代)出了好几种珍贵的石种，也是这个情况。

　　我记得86年，我们这里出了一种叫荔枝冻(编者按：即今天的荔枝洞石)，也叫荔枝醉。86年开始开产，谁知道这个坑口太小，到89年就绝产了。但是在86年到89年这一段上，3公分见方、12公分长这种标准的荔枝洞，500块一方。

　　当时正好是海峡两岸可以往来了，这时候台湾比我们富，台湾海峡一过来就是我们福州。玩石头的一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荔枝醉，所以荔枝醉中较好的品类，大概百分之七十都是给台湾人买走的。

　　后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蒸蒸日上，到零几年，这个(发展)差距太大了，所以很多台湾买到这个荔枝醉的人就反而回流到我们大陆。

　　我记得大概2005年左右，他们卖给我的价格是在5万上下。你们看，没经过多少时间，500一方就变成5万一方了。后来到2012年、2013年，这个荔枝冻如果是带巧色的话，都要买到200万到300万了。我前两天问个寿山的朋友，现在一是见不到，二是确实是有这个价位的都已经卖出去了。我讲这些都是要“领先一步”，要有点预判力的实例。

　　我讲的这五种能力——当然我不一定归纳得正确——没有眼力不足以言真;第二你没有财力，不足以讲“精”;第三个你没有魄力，那往往就会有交臂之失，一辈子懊悔;没有毅力，你不可能对这件东西坚持地追下去，你只有不断坚持地去努力，那总有一天它瓜熟蒂落、功德圆满，就像《平复贴》到了张伯驹先生手上一样;第五个就是要有预判力。我们这有一些老干部，也有一些喜欢艺术品的，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买了一大批的书画印及文物，现在对他们的后代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所以我想呢，我们玩书画印的，我们讲鉴定、讲收藏，那么这五种能力我认为是必须具备的。

　　那么当然，有很多朋友经常问我谁的画可以收藏、谁的字可以收藏?我跟他们讲，审美是有差异的，各人的爱好也会不一样——当然艺术是有标准的——这个我不能跟你落实到“人”呀，为什么呢?我讲某某人的可以收藏，他想那是韩天衡在里面拿回扣的;我讲某某人的画你不要收藏，他想那你可能是和他有仇吧。

　　所以我想有三条标准可以和朋友们分享，第一条标准，不论是字也好、画也好、印也好，你要看，这个人的作品是不是具备强烈、独特、出新的个人风格。既区别于古人，又区别于他人，更区别于外国人。不要去看名字落款，一看就知道谁的。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这是我认为可以收藏的条件之一。

　　第二条，就是这个人的作品，书、画、印，除了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是不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东西第一眼看上去让你觉得很震撼，但你走近再看了5分钟、10分钟，你就会感觉里面很空，没有东西。什么叫“东西”?这个“东西”两个字我能归纳为四个字——诗心文胆。就是他自身风格的后面，有没有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再怎样风格的强烈，就像放炮仗一样的，“砰”的吓你一跳，接下来什么都没了。要经得起回味，经得起咀嚼。就像孔夫子讲的听韶乐，听过之后叫人能够“三月而不知肉味”。

　　第三条，也很重要，就是山鸡爱惜羽毛，要了解这个作者的这个东西是多，还是少。艺术品，本来是物以稀为贵。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明代，吴门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还有就是仇十洲。这其中最具有对比意义的即使文徵明和唐寅，唐伯虎。

　　这两个人都是1470年生的，但是唐伯虎就活了55岁，而文徵明活了90岁，也就是讲他的创作期要比唐寅多35年。而且文徵明当时名声大，生意好，他来不及写、来不及画，还要有学生和儿子代笔。当然就本身这两个人来讲，艺术水平都是一等一流的，不分高下的。

　　从书法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文徵明绝对是在唐寅之上。但是在今天，因为唐寅的作品(数目)不到文徵明的十分之一——我们现在好在拍卖行都能看到行情——唐寅的一件作品的价格往往都是文徵明的十倍。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个艺术家，他的数量跟他画的价格，往往是成反比。还有一个，他画的总量，和他的存世量的多少，恰恰又是成正比。这是很值得琢磨和玩味的一件事情。

　　我经常跟很多收藏的企业家讲，你们不要跟风，你们不要以耳代目。第一条强烈的个人风格、第二条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三条少而精，这三条是缺一不可，是不可分割的。

　　这其中，“少”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经常开玩笑跟他们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有些朋友跟我说是钻戒，也有人讲房产，也有人讲古董，实际上都不是。

　　我记得我9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空气。我半天不喝水，一天不吃饭没问题，可你三分钟不呼吸你试试看。在座哪一位三分钟不呼吸试试看——当然我是不敢叫你们试的。但是为什么那么珍贵的空气不要钱买呢?因为还多啊。

　　今天我们那么怕空气污染，真的有一天空气都污染了的话，那么清洁空气的价格绝对要比矿泉水贵得多。所以艺术品的收藏，什么人好收什么人不好收，我讲我不能落实到个人。但是这三条，我想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谢谢大家。（作者韩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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