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哲学史上的诸子百家学派林立，种种丰满、种种璀璨，即是一个明证。由于诸侯割据，货币的形态体制也是百花齐放。在青铜时代发达的冶铸技术带动下，不同地区的铸币，其器形、重量、文字标志、货币单位、合金成分都不一样。比如中原地区如三晋的货币形制，起源于农耕器具的铲，称“布币”。北方和山东以东如燕、齐，货币形制起源于工具刀削，取其形称“刀币”。南方如湘楚地区的货币起源于青铜贝，故称为“蚁鼻钱”，即贝形钱（贝币）。中西部如秦货币外形起于农户纺轮、又有拟之玉璧之说，故曰“圜钱”。而唐以后的外圆内方的钱样，是在时代进程中慢慢形成的。这样，我们可以把唐以后的铜钱看作是古代钱币史的后半段基本形态；而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钱币形态，看作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青春时期”。它的前源，是从商贝（天然贝如海贝、人工贝如兽骨贝、石贝）又称“货贝”开始，再到拥有青铜冶炼时代的青铜贝形钱。作为前者的依据，是在1976年河南安阳发掘距今三千年的商王武丁“妇好墓”时，在墓主周围有15个殉葬奴隶和6000枚海贝，这就是贝钱作为财富的一个证明。在商代以前，比如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中，就未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也没有以贝（财产）陪葬的现象。而作为后者的依据，则依海贝包括蚌壳贝兽骨贝玉贝石贝作为原始通货的概念，在青铜铸币之初，也必然是以“贝”为形，号为“铜贝”。今存战国楚铜贝有多枚，据说在1983年安徽临泉县一村民挖地得一陶甑，内有大量铜贝。而临泉县博物馆征集收藏有3353枚铜贝。直到秦始皇时代统一币制，才开始废贝用钱，称“秦半两”；到王莽时期，又一度恢复用贝。直到今天，汉字中所有与财富财货有关的文字，均以“贝”字为偏旁。正是这一上古传统的孑遗。

　　凿着用的金钣“郢爰”

　　即使是在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因地域割据而有贝、布、刀、圜等多姿多彩的钱币形制，终归是逐渐走向定形的钱币。但有一种钱币，却十分特殊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楚“郢爰”金钣。楚文王迁都郢，即今湖北荆州北江陵县。古号“纪南”。纪南城从楚文王元年建都，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弃城，历二十王四百余年，成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爰”则是当时的货币重量单位，今天我们看到的一般有“郢爰”双连、四连。但在古代，一大块饼金二十连（印）或四十连（印）是原始形态。以此为中心，楚王在纪南城之外，又在楚雄、荥经两地设官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四川地区黄金的开采与长江东运。有此优势，楚国的黄金库存量极具优势，远超秦、燕、齐、韩、赵、魏诸国。

　　“郢爰”即楚都之金币，又称“金钣”“饼金”“印子金”。它与其他贝、布、刀、圜不同之处，是并无定型；是在一大块扁平的金块上钤小印数十方，并排有序。使用时依印痕方圆之序根据需要凿为碎块，再行支付使用。凿下金块印痕越多，价值越大，应该是一种“称量货币”的做法。据说西方的秦也曾把金钣熔铸为柿子饼形，称为“柿子金”。也如楚之“郢爰”一样，可以切割凿下使用。

　　“郢爰”的流通范围

　　“郢爰”的出土范围，目前据统计，分布甚广。安徽、河南、江苏、湖北、浙江、山东、陕西均有发掘记录。至今，已有700多块出世，大部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楚国疆域之内。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窖庄出土的窖藏金钣中，有一大块“郢爰”为长方形，正面钤印54个，半印6个，钤印总数有60个，是目前所知的最大金钣。

　　楚“郢爰”出土范围既大，又据已出土者作推测，涉及尚未出土深埋墓葬的应该也有相当数量，还有被改铸、熔毁的那一部分；又在安徽寿县诸地，发现各小块“郢爰”中有编号，为铸造时所记数字刻画，有百、千、万之记，证明当时楚金钣的铸造与流通，其总量极大。而据钱币史专家们以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为主流，西秦之圜钱最常见，而三晋之铲布之币、齐燕之刀币亦为当时通货以供交易。而南蛮之地如吴、越，还有宋，则一直是用实物货币，如贝和称量货币如金银，但并无钱币之定制。只有楚湘之地，一则通于巴蜀，出产金银靠长江船运流通，货贸自是兴盛。二则楚地境内也盛产黄金，楚湘文化悠久，舟楫车马，往来如梭，遂有战国各地唯一以黄金铸币的辉煌记录。金币之名，始于楚，继以秦，乃成中国钱币史之一大渊薮矣！

　　先进还是落后？

　　当然，细细思忖，这楚“郢爰”之开始以黄金铸币，也不是非常精确的结论。因为铸币，或贝，或布，或刀，或圜，总须先有定制，首先是定量定形定尺寸大小以方便计算流通，这才是钱币的要义，故国家对铸币一直是直接监控、视为禁脔，设立专门铸制机构，他人不得染指，违者即被视为大逆。以此标准论，则楚“郢爰”却无定形定量，亦无固定尺寸制度，一块金钣，大小不等、形制也不等。只是靠金块上的钤印数和面积、个数来计量。使用时凿下多大面积？两连、四连、五连、八连、十六连？临时决定它的价值换算，随机性很强，游移性很大，似乎又不是钱币制度规定的必须定量计量功用，所以它又不像是正规的钱币形态。与商周的海贝、骨贝、石贝、玉贝相比，差可混而同之；但比之同时代的青铜铸晋布、齐刀、秦圜半两的有定形定量，却又处于较混沌的状态；似乎也不算是一种先进体制。《竹书纪年》载“汤铸金币”，《管子》也载商汤以庄山之金、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这“金”字或指铜而已，或兼指金、铜，但《管子》另有“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着重在“刀币”形制和“通货”即定量流通交易之义，应该指真正意义上的钱币。尤其在西周之初“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其描述更见具体，证明在文献上，上古人对钱币的功用是认识清醒的。虽然考古发掘未见西周有黄金货币，但据文献，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一定会有。

　　既如此，针对“郢爰”的存在，大致可以引出两个结论：第一，以黄金为币，是楚国优先于秦、燕、齐、韩、赵、魏诸国地区的特征：别家铸铜，楚则熔金。在今天我们已习惯于以金本位为宗旨的金融财富钱币观念，楚“郢爰”在钱币用材方面以金为重，相较春秋直至六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第二，在以贝、布、刀、圜为定制的六国货币对比下，楚国的“郢爰”的金钣钤印随凿随取随用而不取定制的做法，却又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钱币形态。有点像明清小说中讲唐宋故事有“大块称银小块称金”之俗，这“大块”“小块”并非一定之规。既以不定量的金银锭为货币，银锭既无定量定规，临时依需刻铸，此十两彼二两，甚至还有散碎银子的概念，当然肯定不是秦“半两”、汉“五铢钱”、唐“开元通宝”以降铜钱“制钱”之有固定意义，这样看来，它又不是先进的了，而是相对落后的钱币史观念了。先进和落后，就是这样奇怪又和谐地混融在其中，这真是个有趣的楚“郢爰”。

　　最后一个问题，在楚“郢爰”金钣上并列钤印并号为“印子钱”的现象告诉我们，在春秋战国玺印史中，我们习惯于追究玺印的制作和艺术表达，却还没有想到在用途史、形态史方面，玺印尤其是战国楚玺的使用，竟会涉及中国钱币史，尤其是楚文化范围内的货币制造史的内容。它还是以“取信”为目的；但它不是用于文书、契约订立乃至简牍封检；而是用于金币流通时的计量单位方式和特殊信用保证。

来源:杭州日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