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最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溪山无尽：中国传统山水”(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 Landscape Traditions of China)的大展，展品除了馆藏绘画外，还有表现山水主题的瓷器、玉雕、珐琅、服饰、石雕等物品。展品中有古代绘画，如李寅的《高阁观瀑图》、唐棣《摩诘诗意图》、佚名的《四时山水卷》、董其昌的《岩居高士图》等，也有当代作品，如郑重宾的《拓展地带》、李华生的《9616》等。

　　可惜，这个展览开始之时，我们已经离开纽约回了伦敦。幸亏大都会博物馆网站信息丰富，展览的许多作品及详细说明在网上都能清晰得见。今年8月初，我和哥哥陪父亲郑重先生在大都会博物馆与其东方艺术部主席何慕文先生(Maxwell K。 Hearn)会面，听他聊起大都会博物馆的许多收藏轶事，并与他一起看了东方艺术部的许多展厅，包括中庭花园。当时大都会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展是“图示与言传：说故事的中国画”(Show and Tell： Stories in Chinese Painting)，此展与波士顿美术馆的“抱残守缺：中国八破图”(China’s 8 Brokens： Puzzles of the Treasured Past)、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中国书法展三足鼎立，也是我们今夏在美国所享受到的中华艺术之美。

　　这篇访谈中记录的，不只是8月与何慕文先生的那次拉杂闲聊，还有前后与他的一些对话以及电子邮件的交流。

　　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于1870年，现在，亚洲艺术部是博物馆最大的部门之一，它的快速发展是不是这三四十年的事?

　　何慕文：我1971年进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当时的亚洲艺术部只有二楼回廊的瓷器和中国早期佛像那两个展厅。现在，亚洲艺术部有五十多个展厅，包括博物馆北翼二楼的整个空间。在此期间，博物馆的三任馆长——霍文(Thomas Hoving)、蒙特贝罗(Philip de Montebello)和现任的坎普尔(Thomas Campbell)，以及前任董事会主席迪伦(Douglas Dillon)都非常重视亚洲艺术品的收藏。

　　您的职位叫道格拉斯·迪伦东亚艺术部主席，我也见到以他命名的展厅。迪伦先生与中国有特别的渊源吗?

　　何慕文：迪伦先生曾是董事会主席，但他自己并不收藏亚洲艺术品。1970年博物馆准备一百周年纪念时，他和馆长霍文看到全馆中亚洲部最弱，人员、陈列、藏品都很弱，他就亲自过问亚洲部的发展。迪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来当顾问，方教授是1971年过来的。以后的四十年中，亚洲艺术部的发展迅速，主要得感谢方教授和迪伦先生的领导。而且，迪伦家族信托每年会捐款收购艺术品，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厅也是他家捐资的。亚洲部门的绘画藏品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迪伦家庭信托帮助购买的。亚洲艺术部也得到其他许多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捐款人的慷慨解囊，例如顾洛阜(John M。 Crawford)、王季迁、唐骝千等等。

　　可能因为大英帝国以前殖民地庞大，从世界各地弄来了许多好东西，那是许多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基础。英国的博物馆大都是公立的，展厅、藏品和职位等很少冠名。美国博物馆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冠名吸引捐赠，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何慕文：可以这么说吧。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博物馆大多数都是私立的，都是靠捐赠、门票收入。我们每年的预算是三亿六千万美元，其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来自市政府。我们的馆藏主要得益于收藏家的捐赠，或是捐款者帮助收购。

　　我们的收藏原则是争取拿到某个藏家的整个收藏，这是方教授上任后制定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追求个别艺术品是不实际的，我们的大多数藏品都是一批一批进来的，书画、漆器、玉器、服装、纺织品都是这样。我们会想几种办法，有的藏家会捐赠，有的会有出资人来帮助我们承担一部分费用，例如，几年前，我们搞过一个水墨画展，一些参展艺术家愿意把一两件作品送给博物馆。也有出资人愿意从艺术家手中购买一些作品，捐献给博物馆。有时，艺术家和书画商愿意让博物馆收藏，但他们不愿意白送，所以，博物馆可能出一万，出资人出六万，书画商和艺术家七万就卖了，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光彩的事，对博物馆来说，也出钱买了。几方面合作，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出资人也很高兴，他们的名字被挂在说明上，这样大家都满意。

　　您讲到成批收藏到的藏品，能不能举个例子?

　　何慕文：从馆藏来说，青铜器和陶瓷我们没法与大英博物馆比。但我们的漆器不错，有一对叫Florence and Hebert Irving 的夫妇把他们的藏品捐献给我们，共有一百多件，1991年，我们办了展览，屈志仁(James Watt)也编辑出版了画册《东亚漆器》(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

　　我们的清代玉器也很不错。圆明园被烧之后，许多古董流落到北京古董商手上，有一位美国收藏家Heber Bishop就收购了一千多件玉器，1902年全部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他希望能恢复清宫的藏品，当然没有成功。他这一千多件玉器中，没有一件比明代早，因为当时商周汉的玉器还没被挖掘出来呢。十九世纪的收藏家根本就没想到还会有商周的玉器。后来哈佛大学的Grenville L。 Winthrop收藏到七百多件玉器，都是商周汉三代的，没有宋元明清。何鸿卿爵士(Joseph Hotung) 的玉器收藏都去了大英博物馆。去年我们举行了一个玉器展，也出了画册《为玉痴狂》(A Passion for Jade：The Heber Bishop Collection)。

　　我们最强的当然是书画。大英博物馆书画方面比较弱，因为他们早年不看重书画。他们有一些浙派的作品还不错。当然他们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说是最接近顾恺之的作品吧。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书法绘画收藏是如何开始的?

　　何慕文：我们藏有中国古代书画大约两千多件，但有资格被陈列的只有六百多件。很多早年进入博物馆的书画我们现在认为靠不住，里面有不少伪作，只能当教材，不能被陈列出来。

　　清末民初时，大都会博物馆曾委托一位叫福开森(John Ferguson)的传教士在中国帮着收购字画。1913年，他曾卖给我们一百九十三件作品。他自己不懂画，肯定被北京的古董商骗了，所以，他卖给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有问题。他很得意地告诉博物馆他收藏到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谁都有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这批东西基本上被认为是伪作。现在，我们把这些画当成教材，是我们学习辨伪的资料。博物馆收藏伪作是常事，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也有假画。高其佩说艺术品有十个等级，神品、精品等等，最后一等是送给皇帝的。垃圾就是送给皇帝的。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学习。现在大家都有档案照片，有互联网，比较起来就方便多了。

　　后来，顾洛阜、王季迁等大收藏家的藏品都来到大都会博物馆，能请您具体谈谈吗?

　　何慕文：东方艺术部的书画展厅刚刚建成时，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多可供展览的藏品。但当时住在大都会博物馆附近的收藏家顾洛阜特别高兴，他说：“终于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能够展示我的个人收藏了。”他后来将个人收藏，总共二百二十七件书画作品，全部捐赠给了博物馆。顾洛阜的藏品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集的，当时，张大千正要搬家去巴西，还要在那里建造花园，所以，张就出售藏品来筹集旅费资金。张大千做假画太出名了，石涛、八大，他都做过假。因为他自己藏有真迹，所以，他作假非常容易，假的印章和真的一模一样。张大千的这个名声导致许多美国的博物馆都不敢从他那里买画。所以，顾洛阜就有机会收购了大量张大千的藏品。后来证明，其中虽然有些伪作，但有三十多件确实是十一到十四世纪的真迹，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顾洛阜不仅仅收藏绘画，他也欣赏书法，他的藏品中还有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人的作品，其中米芾的《草书吴江舟中诗》就是最好的长卷之一。

　　我们的运气很好，有时候还一举两得呢。例如，顾洛阜收藏的《树色平远图》手卷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上有宋徽宗的收藏印，有康熙的收藏章，不得了的作品。此画原来有个缂丝飞鸟走兽纹的包首，精美无比，非常珍贵。当时我们要重新装裱这幅画，也是为了能够保护这个包首，就把两个分开了。这样，两件艺术品可以一起展览，也可以分开来展览，包首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展览过多次，例如我们曾与克利夫兰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特展“锦缎如金：中亚及中国纺织品”(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展出从北宋开始的中国(包括西藏)和中亚的纺织品，这个包首就是主要展品。

　　我们在中国书画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收藏事件，是1973年，我们从王季迁那里购买了二十五幅宋、元绘画，其中一半是迪伦家族信托出资负责的。其中有南宋马远的《高士观瀑图》册页、北宋(传)屈鼎的《夏山图》。1998年，我们又从王季迁的收藏中得到十二幅画作，那是唐骝千先生出资为我们收购的，唐先生也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成员。1999年，方闻教授编辑了《溪岸图：王季迁家族所藏中国绘画》(Along the Riverbank：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其中包括(传)董源的《溪岸图》、王蒙《素庵图》等。

　　和其他重要博物馆——例如大英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弗里尔博物馆的收藏相比，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画收藏有什么特色?

　　何慕文：我们的书画，因为很多是张大千、王季迁等中国收藏大家的藏品——不是外国人收藏的，而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收藏家收藏的——所以具有鲜明的文人特点，可以代表中国文人书画的传统，这是西方其他的博物馆不能与我们相比的。例如文徵明的作品我们有三幅画、一幅字，这在在美国博物馆中，是很了不起了。上海有七八十件，我们当然不能比。

　　收藏文物，我们希望有精品，能够代表艺术家的最高成就。但是我们的收藏范围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也收藏艺术家二三流的作品，因为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历史状况。例如林语堂后代捐赠给博物馆的收藏，其中徐悲鸿、张大千的画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很有历史意义。

　　我听说过林语堂的私人收藏都在你们这儿，能请您详细说说吗?

　　何慕文：林语堂1936年定居纽约，住处离大都会博物馆很近，是我们的邻居。林语堂和他太太去世后，他的三个孩子就觉得他的收藏，包括张大千、徐悲鸿以及其他一些书法家的作品，最好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所以，2005年我们接受了捐赠，2007年，就办了展览，展出了他所收藏的四十三件中国近现代书画，其中有徐悲鸿寄赠给林语堂和他的女儿林太乙的画。还有张大千送给林语堂和他女婿的画，里面有好几幅是画食品的，因为他俩都喜欢吃中国菜，但住在纽约，叹息吃不到中国各地的好食材。我们也出了一本画册《连接中西：现代文人林语堂》(Straddling East and West： Lin Yutang， A Modern Literatus)。这批捐赠的作品中有林语堂手迹，还有许多书信，例如《十七帖》，那是1938到1948年徐悲鸿写的十七封书信，装裱成长卷。

　　二战开始时，徐悲鸿请林语堂协助他在美国举办一个中国当代画展，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封信还特别提到大都会博物馆当时的中国艺术部主任Alan Priest。日本轰炸珍珠港时，徐悲鸿正在新加坡，打算上船来美国，但第二天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没法过来。所以，大都会的展览到1943年才办成，其中展出了徐悲鸿的三幅作品。

　　林家的收藏虽然不是张大千、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但很有历史价值。而且，徐悲鸿的画二战时就在这里展出过，与大都会有历史渊源。

　　古代书画的收藏难免会引起真伪的争议，你们的藏品是不是也是这样?

　　何慕文：当然。我们曾邀请中国的许多鉴定大家来看画。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启功都来过。我们有的藏画比较有争议，例如《夏山图》，现在我们标明的是“传屈鼎”，王季迁认为那是燕文贵的东西，方闻教授的研究给出的意见则不同，因为上面有宋徽宗的印章，宋徽宗不喜欢燕文贵的东西，而且方教授认为此画的风格比燕晚一些，比徐道宁早一些。他俩之间有个屈鼎，他是学燕文贵的。宋徽宗的目录里也有三幅屈鼎的画，都是《夏山图》。方教授觉得如果要挂名字，那还是挂屈鼎最合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确认的屈鼎的作品。所以，这件也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屈鼎时代的。

　　另一幅曾经有过很大争议的是《溪岸图》。许多专家都写过文章，上面有张大千的印章，曾在张大千手上许多年，后来他卖给了王季迁，有人看了害怕，觉得可能是张大千做假的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敢百分之百确定，现在的馆藏目录上标明的是“传董源”。

　　在中国古代书画上，大都会博物馆是否还有些缺项呢?

　　何慕文：在书画收藏上，十九世纪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二十世纪初年的也很少。例如我们缺少扬州八怪。原因是美国人很少收藏这个时期的作品，王季迁看不起晚清时代的作品，他觉得扬州八怪算不上什么。张大千也是这样的态度，看不起清代晚期的东西。

　　另外，大英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都有非常棒的敦煌的东西。而我们只有一件，一幅立轴菩萨。那还是十多年前从拍卖行买来的。我们这幅当时被留在了印度，被私人藏家所得。藏家的后代通过佳士得出售，我们先问了大英博物馆，说有这么件东西，但没有被斯坦因记载过。如果大英想买，我们当然让他们。但他们觉得没必要买，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你们是不是经常与中国的博物馆合作办展?

　　何慕文：我们办展览经常与其他博物馆合作。例如，前几年我们办了个王翚书画展，因为方教授很看重四王，所以，大都会和普林斯顿都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展览中大多数是本馆藏品，但也从台北、北京、东京各地借了一些展品。这次展览的画册是《山水清晖：王翚艺术展》(Landscapes Clear and Radiant： The Art of Wang Hui)。再如我们最近撤展的“秦汉文明展”(Age of Empires： Chinese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其中一百六十多件展品来自中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

　　上博六十周年纪念时，举办了很轰动的“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从美国借了六十件唐宋元的书画，其中二十九件是我们大都会的。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都借过我们不少的作品。从1980年开始，我们已经有十八次这样的合作机会。

　　你们永久性藏品展出的部分占藏品的多少?

　　何慕文：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青铜器藏品都展出了，我们好的雕塑藏品也基本上都陈列出来了。书画不能长期陈列，所以，在六百多件可展作品中，我们每次会陈列六十来件，每半年就换一批藏品。现在的书画展览是“图示与言传”，下一个书画展是“溪山无尽”，每次都是不同的藏品，策展也是不同的主题。

　　能否再请您介绍下“言传与图示”中有趣的展品?

　　何慕文：这个展览里选的，都是能讲故事的中国绘画，是有叙事内容的。展览有六十余组十二世纪到当代的作品，分八个展厅，主题有历史、时序、战争、行旅、佛教、儒家、亲情、友情等。

　　有趣的展品很多。例如，一幅元李尧夫的《芦叶达摩图》，在中国没有他的记载，只有日本有，这幅画可能在他搬到日本时就带去了。

　　再如，元王振鹏的《维摩不二图》手卷，是一张草稿。后面有王振鹏的很长一段题跋，他的小楷与赵孟頫的非常相似。北京故宫有一幅画与这幅很接近，他们从前把它当成李公麟的画，我们这幅出来之后，题跋上写得很清楚：“臣王振鹏特奉仁宗皇帝潜邸圣旨，临金马云(微博)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所以，这幅画是临金朝的马云卿的。马云卿学习李公麟的画法，有这么个关系。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这幅有一样的构图和内容。这幅画是一个草稿，要等到皇帝审阅批准之后，再用彩色画。最后的彩色的成稿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个草稿就很有意思。

　　这个展览中，你也能看到我前面说的从福开森那里买来的不太可靠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归去来辞》手卷，1913年，福开森把这幅画卖给博物馆，大家都把它当成钱选的画。后来我们从王季迁那里买来另一幅钱选的作品，品质有相当的差别。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件当作临本，标签上写“仿钱选”。什么时候临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给了元、明两个时间段。不过，这个临本还不错，也很有内容。后面有鲜于枢的《归去来辞》，但可能是后人配上去的。

　　要说最特殊的，得算关于军事的那个展厅，那是大都会博物馆三个部门合作的结果。展厅居中的是清佚名的《乾隆头等侍卫占音保像》，此人是新疆战役中的一位英雄。这张画很有意思，他的脸是西方画法，但脖子和衣领处有一个空白，没被画过。说明一位画家画了脸，其他人画了服饰兵器，手也画得不如脸那么好，所以，可能是专业画家画了脸，非专业的画家画了其他部分。这批画总共有一百张，都是在同一年里画的，所以可能是很多画家的集体创作，曾在紫光阁陈列过。八国联军时，这批画被拿走。在紫光阁的是德国士兵，所以，这批画有不少去了德国和捷克。我们只有这一幅，是我们从拍卖行买来的，加拿大有两幅，私人收藏有几幅，最多的在德国。

　　展览时，我们从兵器部门借来和这位士兵有关的宝剑、马鞍等物件。又从印刷品部借来一批版画，这些版画是乾隆请郎世宁等人绘画、后来送往巴黎路易十五的皇家作坊里定做的，描述的是乾隆1755至1759年间平定西北边陲的战役，乾隆很欣赏西方的画法。这三个部门的东西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你们对藏品出处的记录是否都非常详细?

　　何慕文：我们尽量详细记载。过去的藏家是谁，作品的来历，这些都很重要。标示牌上我们至少要有个来处的署名，是谁捐献的，或是是通过什么经费买的。我们的作品的档案也都在网上了。有些资料比较丰富，但许多捐献的东西，之前的来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有欠缺的地方。

　　是否每次展览都会出版一本画册?

　　何慕文：我们每次办展览都会有一个专题，我们尽量出版画册。有时候我们也不都能如愿以偿，特别是过世还不到七十年的艺术家，家里的子女意见不统一，我们可能得不到出版的版权。如果艺术家还在世，那就比较方便，他们可以签字授权。麻烦就是艺术家已经去世了，即使是收藏家捐赠的作品，出版也需要得到后代的批准。这一点，美国法律比较严格。

　　国内现在有许多新的博物馆，许多新的收藏家。您怎么看?

　　何慕文：国内的有钱藏家太多，我们竞争不过，所以现在新出来的许多东西我们都买不起。有钱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就不一定多。造一个博物馆很容易，管理一个博物馆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内的私人博物馆越来越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管理好这些文物?所以，我希望国内藏家不只是收藏文物，也要培养专家。（作者恺蒂）

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