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故事：西北科考团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参考价： 3000-5000元

　　成交价： 5980元

　　中国嘉德2017年秋季拍卖会

　　柯治军收藏

　　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照片及名片4件，包括瑞方团长斯文赫定签名照片、签名名片及中方团长徐炳昶名片、北京大学团员刘衍淮名片，保存完好

　　2017年中国嘉德秋拍上拍柯治军收藏多件西北科考团文物。这些文物拍品瞬间将我们带回到旧日，重温令人肃然起敬的西北科考团事迹。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殖民主义国家依仗其军事、经济上的优势，一批接一批的“考察队”“探险队”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西域，将中国的矿藏、生物标本、文物、古籍、壁画、稀世珍宝，装箱捆载，运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整理研究，去充实他们的博物馆、展览馆。

　　面对大批中国的艺术文化及科学财富流向境外，昏庸腐败的政府官僚置若罔闻；处于生活贫困、社会动荡、政局更迭，又受专制统治的陈规陋习禁锢着头脑的国民习以为常，但世纪之交的部分知识分子，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学习掌握了近代先进科学技术，对列强的文化侵略，感到刻骨铭心的伤痛。

　　1926年底，德国航空总公司要开辟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航空线，需作沿途的环境勘察。由该公司出资，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为首的瑞典、德国科学家、航空人员来到中国，自称“远征队”，准备到我国西北地区作全面考察，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可，与地质调查所签订了一项协议。

　　1927年3月初，协议内容传出，引起我国学术文化界的强烈义愤，因为协议中有两点不能容忍：（1）只容中国人二人参加，负与当地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到新疆后即需东返。（2）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实际上是永不归还）。

　　面对这丧权辱国的协议，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首的十几个在京的学术团体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

　　接着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谈判。学术团体协会的宗旨是：自己国土内的科学艺术财富要自己发掘、自己保存和自己研究。同时，考虑到中国当时技术装备和经济实力严重不足，又缺乏大规模野外考察经验的情况下，与西方合作研究的重要性。谈判代表们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以他们的睿智、博识、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坚持国境内的考察必须中国人主办，行使主人翁之权，外国人只是参加，平等合作。

　　经多次协商，议决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主要内容是：（1）考察组织定名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2）考察所得采集品决不许擅自运出境外；（3）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科学考察，更加周密细致地工作，促进文物保护意识；（4）考察团由中瑞双方各出团长一人。

　　1927年的中国，以往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考察探险就跟趟平地似的，想要的东西几乎是予取予求，哪有这样低三下四的，出了钱不说，所采集的东西还得留在中国，那老外图什么呢？消息一出，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无怪乎这件事情的积极参与者，北大教授刘半农过后戏称其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对这次谈判，赫定后来说：“中国人要求将所有与中国的早期历史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发掘物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里保存的要求，是符合任何文明国家中通有的法律规定的。”“假如我拒绝了和中国人合作，那全部事件都要得坏名声，而我也只好解散它，准备归程了。”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时我国团员10人，其中8人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他们是：中方团长徐炳昶，原北大教务长，哲学教授；团员：袁复礼，清华学校兼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后任考察团代理团长；黄文弼，北大考古学副教授；丁道衡，北大地质系助教。又通过考试在七、八十名考生中选拔了四名考查团的气象生，他们是：北大土木系毕业生崔鹤峰和物理系在读生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瑞典方面除了斯文赫定之外，还有考古学家贝格满，天文学家安博特，地质古生物学家贝歇尔、柏利，地质学家那林等十人，再就是德国航空公司为了开辟亚洲航线派出的气象学家郝德和航空专家等十一人。

　　这次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历时八年，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并运回采集品五六百箱。野外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少部分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名义发表，大部分则结合以后的研究工作分别发表。

　　后因抗战爆发，研究工作一度中断。战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重新恢复工作，理事有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胡适、袁同礼、马衡、梅贻琦、杭立武、李书华、任鸿隽、李四光、傅斯年、杨钟健、徐鸿宝等14人，胡适、马衡、徐鸿宝、徐炳昶、袁复礼为常务理事，徐炳昶任常务理事主席。1949年以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研究工作仍在进行。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分11大类，至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55卷，至本世纪，仍在出版。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多少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然激动人心，比如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由此才有了后来的包头钢铁公司），发现了大批恐龙化石和其他动植物化石，对罗布泊进行了考察，途测绘了地图（袁复礼编纂绘制了16幅新疆山形水系图，解放军进军新疆时，袁先生提供的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考古方面，发现大批“居延汉简”，并对高昌及其他西域古国进行了考古研究。

　　以上举例只是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科学成果中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这次考察一改我国在科学考察上以往的屈辱历史和外国同行对中国学术界的偏见，创立了中外科学家平等合作的典范，使后来的外国考察团不仿照中瑞合作考察的先例便无法成行。

　　再让我们看看嘉德拍卖名片的两位主人：

　　1。刘衍淮。

　　刘衍淮以北大学生身份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之后去德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后，受聘任国民政府空军气象专家，从事空军气象教学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做出了贡献。1949年后，刘衍淮去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当年西北科学考察成就的文章。刘衍淮于1982年去世。

　　2。徐炳昶。

　　徐炳昶早年留学法国学哲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一年获聘北大哲学系教授。新文化运动中，徐办《猛进》杂志，与鲁迅等互有投稿。1927年4月，徐炳昶主动请缨担任团长去西北。他离京后，家里断了收入，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得不靠自己的哥哥，在北大数学系担任教授的王尚济接济以维持生计。1929年徐炳昶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受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因国民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为此专赴南京找宋子文请愿要经费未成，愤而辞去校长职务。因当时同去南京请愿的有几大国立大学校长，并都说好如要不到经费，大家都辞职不干了，但最后真正辞职的只有徐公一人，故北平学界称其为“徐炳傻公”。辞职后徐炳昶到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又任考古组组长。期间受鲁迅之邀，出版记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徐旭生西游日记》（此时徐炳昶又名徐旭生）。以后，徐旭生的研究兴趣转到考古上来，并于1933年亲自带人赴陕西考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宝鸡斗鸡台的三次发掘，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

　　抗战初期，徐旭生效仿曾文正公，毅然回到家乡河南南阳，招募青年人办抗战学校，传授军事技能，以图建立一支军队和日本人作战。1948年，徐旭生坚拒担任“国大代表”。北平解放前，时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与北平众多教授名人一样，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安排离开北平赴台湾。1949年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了在河南偃师发掘夏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成为我国夏文化遗址发掘的奠基人。1976年1月，徐旭生辞世，享年87岁。

　　参考价： 1000-2000元

　　成交价： 1150元

　　中国嘉德2017年秋季拍卖会

　　柯治军收藏

　　西北科学团纪念邮票之封套

　　参考价： 15000-20000元

　　中国嘉德2017年秋季拍卖会

　　柯治军收藏

　　西北科学团纪念邮票之封套，上印中英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民国廿一年发行，此项邮票之三个特点：（1）中华民国政府为学术团体发行纪念邮票，此为第一次。（2）票中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字对照，此为第一次。（3）票中图画，为故宫所藏元代无名画家所作沙原散牧图之缩本（见故宫周刊第五十八期）；以古名画制邮票，亦为第一次。”此封套是研究西北科学考察团邮票的珍贵史料，少见，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