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时代，便“思大有为于天下”。1251年，长兄蒙哥继大汗位，忽必烈受封为王。1252年忽必烈即奉命征讨大理。1260年长兄去世，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开始按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1271年，改“大蒙古”国号为元，1272年迁都元大都（今北京）。随后即举兵南下，直至1279年灭南宋。1294年正月，在大都病逝，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忽必烈以汉地为根基，依靠汉人地主的支持夺得汗位，因之不能不以汉地为中心，建立起元朝的统治。

　　自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而没有象北魏和辽、夏、金那样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建年号“中统”，但也没有另立国名。1271年（至元8年）十一月，在建国十多年之后，他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顷者耆宿（指子聪等）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

　　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完成了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国的人”。

　　僧子聪是忽必烈在和林最早信用的汉人幕僚。至元元年（1264）年，王鹗上奏，说子聪“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应当让他还俗作官。忽必烈诏令僧子聪复姓刘氏，赐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1266年（至元3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中都营筑都城宫室。同年，又命已经致仕的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提督宫城的修筑工程。刘秉忠等选择金中都城东北，太液池琼华岛的周围，作为新都的城址，筹画修筑周回六十里的新城。

　　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1272年（至元9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1273年（至元10年），大都宫殿历经8年时间（至元3-10年）终于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

　　至元通宝出号大型赏赐钱或逢此时面世。该品字口深邃，具有母样特征，面背阔缘和地张处皆有轧花蝙蝠、寿桃图案，寓意吉祥。材质或银铜合金。敲击响亮，回音悠长，清脆悦耳。出自内蒙赤峰农村。可谓：故土现佳品，至元蒙汉风。

　　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部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部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

　　尽管忽必烈希望不仅仅被当作中国皇帝，但是他不能强迫别的汗国接受他的权威。作为蒙古大汗，他渴望统治广大地域，寻求对他作为整个蒙古帝国不容争辩的统治者地位的承认。斡罗斯的钦察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的汗位继位资格并且对忽必烈的胜利并不甘心。控制中亚察合台汗国的海都是忽必烈的死敌。只有波斯的伊利汗国创立者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和他的后代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他们基本上是自治的。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纠缠于阿哲儿拜占牧场所有权的冲突中，转移了他们与大汗关系的注意力。

　　面临对他的大汗地位的这种有限的承认，忽必烈变得更加认同中国，并且寻求对他成为中国皇帝的支持。为了吸引汉人的忠诚，他必须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传统的中国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国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们的默认，他必须恢复一些儒家的仪式和习惯。忽必烈保持一个蒙古人的本色并且不放弃蒙古人的价值观，不过他意识到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他必须做出某些调整。

　　1266年，他下令建造汉人称为大都而突厥人称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从汉语翻译，称它为大都。尽管回回人监督这项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国工匠参与建设，在概念上和风格上这座城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为他努力吸引传统的汉人儒士的象征，设计者遵循了中国模式。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地点建设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黄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国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国北部边境附近。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

　　忽必烈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

　　威尼斯银币，这是马可·波罗家乡使用的货币。马可惊奇地发现，在东方的元帝国，大汗使用一种精心加工的纸片作为货币，这种纸张具有和金银一样的价值。

　　马克·波罗写到：“大汗令人将桑树——它的叶可用于养蚕——的皮剥下来，取出外皮与树之间的一层薄薄的内皮，然后将内皮浸在水内，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弄成浆糊制成纸，实际上就像用棉花制的纸一样，不过是黑的。待使用时，就把它截成大小不一的薄片儿，近似正方形，但要略长一点。最小的薄片当作半个图洛（tournois）使用，略大一点的当作一个威尼斯银币（a VenetionsSilvergroat），其它的当作二个、五个和十个银币，还有的作为一个、二个、三个以至十个金币。这种纸币的制造，它的形状与工序和制造真正的纯金或纯银币一样，是十分郑重的。因为，有许多特别任命的官员，不仅在每张纸币上签名，而且还要盖章。当他们全体依次办过这些手续后，大汗任命的一个总管将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银中浸醮一下，然后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就留在了纸上。经过这么多手续后，纸币取得了通用货币的权力，所有制造伪币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所有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

　　与此同时，他采用宋代汉文化的集中反映，金属铸币来作为小额流通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金属铸币钱文用八思巴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并用。金属铸币也用来作为祭祀或僧侣的供养信物。元代年号铸钱，流通与供养，阴阳两用；大中华幅员，蒙汉并行。其存世量和预估出土量，都留存着可待发现和研考的空间。（北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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