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收藏：亿元艺术品背后的土豪集团

　　天津美术网讯 2017年春拍中，山东雷丁新能源集团以3.45亿藏购了黄宾虹的绝笔精品《黄山汤口》， 泰康集团以4945万拿下罗中立美术馆级作品《春蚕》，并在该场一口气拍下了包括刘野《朝阳》和王广义《黑色理性——病理学（双面画）》在内的6件作品。除了泰康为美术馆的建馆购藏以外，苏宁集团这两年也为即将落成的苏宁美术馆购藏了大批作品，仅就在AMMA2017春拍后给出的《企业收藏1000万以上的拍品清单（部分）》中，就占有了9件，其中包括超3亿成交的《五王醉归图卷》，相当出众。

　　企业收藏的介入使得艺术市场的消费层次得到事实的升级，企业对美术馆级别藏品的追逐，也成为目前艺术市场上行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近几年，受宏观经济波及，艺术市场面临深度盘整，作品的优胜劣汰趋势非常明显，而在这一形势中诸多企业藏家或机构入场，例如泰康集团、苏宁集团、宝龙集团、华谊兄弟、三胞集团、湖南广电、新疆广汇、复星集团、大连万达集团、侨福集团、中国民生银行等，已然成为艺术市场一股势力雄厚的购买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到艺术品市场，紧盯高尖拍品，迅速占有资源，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将典藏级别的珍稀作品收入囊中。优质艺术品资源正在经历着一轮新的流动和再分配，新的格局也似乎在此中酝酿。

　　多元复杂的收藏现状

　　企业收藏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只是或低调或张扬的做派造就了不一样的收藏传奇。有业内人士猜测，近期的企业行动起因于CRS税收政策的出台引起了财富阶层对资产多样性规划的关注，而作为另类投资的艺术品购藏也被列入其中。由企业收藏撑起的艺术品顶端市场发展，从某种角度上，还应归属于企业文化投入和资产配置的战略选择。至于“天价”，人民大学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黄隽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货币现象，并指出自2015年10月以来，中国的狭义货币M1增速超过广义M2，差距持续扩大，并在2016年7月达到了历史高位。”虽然在此之后的一年内，增速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下来，但总体而言，还保持在较高的增速差。就整体经济情况而言，这表明：企业持币观望。

　　距离中国最近可作参考的案例，是一直比我们早先一步的邻国日本——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企业就流行以收藏世界名画来制造企业声誉——1987年，日本楼市、股市一路疯涨，1989年日经指数创下历史天价，上涨94%，日本短期内难以承受突然膨胀的资本累计，无处可去的热钱转向艺术品投资，开启了“印象派收藏热潮”。这样的艺术收藏，不但可以体现企业文化，提高知名度，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同时藏品也是公司的资产，甚至可以抵税（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可谓一“举”多得。

　　而回顾中国近十年的货币走势，M1大于M2的时段：2006年8月至2008年5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0年12月，这两个历史时段都是大量热钱涌入国内艺术品市场的高峰。实际上这样的操作早在1970 年代，一些企业就将艺术品视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有效对冲工具，在适当的时候将艺术品卖出，以实现资本利得。对企业而言，为了分担通胀和投资风险，会用一部分资金做艺术品投资，而这样的资金流入到规模容量相对较小的艺术品市场，就形成了一道道高端玩家的“奇观”。

　　当然，企业与艺术之间并非仅就以这样一种简单的资源交换为发展方式，但艺术与市场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资本的逐利性质，无可厚非将更多关注作品的投资性。就此，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卢映西也提出“正因为资本有自身的缺陷，所以无论作为艺术家也好，作为拍卖行也好，作为评论家也好，都应该积极地以学术影响或引导市场。否则，当市场远远脱离了艺术本质，就形成泡沫，早晚要破灭、要洗牌、要推倒重来，我想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当然，资本和市场，艺术和资本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利弊关系，企业家的豪掷之举或许有“炒作”之嫌，但不可否认，这样的购买力，为艺术市场的低迷现状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甚至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前景。在2017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峰会上，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晨认为“企业家持大量资金入场，是一个利好，拍卖公司也更有信心搞一些精品拍卖，这对于文化的传播推广是有益的。同时我也希望不管是收藏家还是收藏企业，在进场之时最好不带投资心态，或者是淡化投资的心态，同时，能够持有这些文物更长久一些。”

　　确立收藏的方向和体系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有企业涉足艺术品收藏，但中国的传统收藏方式是公私收藏兼备。企业收藏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时间太短，加之现代资本性质的企业，在中国的形成期也比较晚，因此该领域尚未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收藏方法流程。

　　艺术市场专家赵力曾分析，企业收藏的发展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收藏爱好形成规模之后变成企业的收藏行为。在这个阶段，艺术收藏发起人的个人趣味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企业收藏的主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二阶段，企业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收藏会与企业开展的主营业务方向产生某种关联，比如很多知名企业都有关注自己的品牌历史和文化，更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收藏；第三阶段，借助企业收藏推动企业收藏制度的建设和艺术教育的发展。

　　概略的阶梯式发展是相对明确的，但过程并不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三十年改革，正好到了一代和二代的交替期，而国内企业收藏也普遍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交叉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情况都是多元综合的，并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目前的局面，同时，我们也相信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购买不是纯粹的投机，不过，艺术品投资渠道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衰退时导致的市场加速下跌效应也绝对不容忽视。

　　学术研究一直是整个艺术生态链条的根基，而体系颇为宏大的企业收藏，其定位的切入、体系的开展、规模的构建等更需要基于美术史的价值判断，其中成功的事例藏品可与博物馆媲美，譬如上文提及的泰康收藏，还有清玩雅集等等，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且多不枚举，根本的原因，著名书画家，同时也是书画鉴赏家的萧平先生认为是对学术的关注程度不同，“学术当然是企业收藏的根基，收藏对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关注、研究，寻找一些可靠的专家、顾问，或者是拍卖行的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这是一条正路。”由此看来，资本前提下的学术把握是一道分水岭。

　　一些国际企业艺术收藏，因发展时间较早，业已形成相应的体系和规模，它们或许可为中国企业的艺术收藏提供些可借鉴的范本，其中最为著名和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瑞银集团。瑞银的收藏是从改善和建设企业环境或企业文化着手的，他们把收藏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衍生为企业品牌建设的一环，把收藏的展示、宣传以及鉴赏作为和跨国集团不同地域和客户交流和交往的媒介，艺术为品牌服务，是瑞银艺术收藏的核心。瑞银的收藏发展到现今阶段，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不再需要花钱收集新的艺术品，无论是主现，还是客观都是一个收藏的效应，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企业收藏类型。

　　瑞银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收藏案例，但并非所有的外国企业都能构建如此庞大且持续运作的体系，譬如我们所熟知的Uli Sigg 曾经所在的瑞士荣格集团，该集团成员还有好些特殊的人物，比如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等等，也体现出荣格集团的特殊性。但与瑞银不一样的是，荣格集团的艺术收藏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构成，因此在遭遇金融危机时，艺术收藏作为支出板块，也被悬置暂缓。

　　2017年6月19日“中国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之夜”专场中《春蚕》以4945万元的成交价，领跑全场

　　这样的情况在UBS银行的案列中也有所体现——在金融危机期间，收藏艺术品的计划是最先被减掉和悬置起来的，同时他们过去收藏的艺术品也面临着无法进行公开展示的尴尬事实——当整个企业都在裁员，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展示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艺术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藏的社会公用就完全丧失掉了，这都是企业收藏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成熟体系中的馆藏以及新近参与的机构。

　　民生现代美术馆、龙美术馆、宝龙美术馆、天庆博物馆等等，耳熟能详的个人或金融机构创办的美术馆并不算少，但真正可以形成体系化收藏、深入藏品研究，并且使资源社会化的机构尚且不多。稳定持久的资金保障或者自给自足的运营模式、不为个人喜好所影响的收藏体系等等，都成为企业收藏进一步发展有待攻克的难题。

　　大资本、系统性等优势使得企业收藏比个人具有更大的推动和影响效能，但与此同时企业家群体的进场，推升了艺术品市场的规模和价格，其中尤其深刻的是对于买家体系结构的改变——高昂的价格，使得原本购藏相对稳定的老一辈藏家和国有博物馆被迫淡出市场。而企业家从买家到藏家的真正转化，还需一定的时间，而这样的情况将使得目前原本就小的艺术品市场，更加容易受到经济的摇摆。

　　中国艺术品二级市场的发展时间尚短，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但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已经历过多轮洗牌，如今新一次机遇的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以学术为支撑，培育艺术消费，增强抗跌能力，才是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美术馆式的发展路线？

　　作为收藏者，有些公司购买艺术品是因为其投资价值。有些公司则自豪地把它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如大门、会议室、大厅或雕塑花园等对公众开放的地方。还有些公司选出几幅重要的画作在年会上展出，或是邀请重要客户欣赏其藏品。不论是作为收藏者还是作为公关人员，购买和展示艺术品的公司都拥有获得公众认可或名声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收藏的艺术品则向公众和它们的对手传达了信息。企业赋予艺术的功能也确立了其含义，这样一来，特定的风格就会根据组织的需要得到重新的解释，这也包括用艺术风格的各个方面（内容、颜色、大小和形式）来宣示地位或配合家具。

　　——Rosanne Martorella， Corporate Ar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University Press， 1990 ），69。

　　上段文字是上世纪80年代，现代企业收藏在西方国家的高潮之际，一位社会学家从个人角度对“作为艺术赞助人的现代企业”的描述。由此不得不感叹，历史和人心如此相像，这段话用来描述中国当下的企业购藏现象也毫不违和！

　　就目前国内企业的介入情况，可大概分为三种：首先是最为理想的是类似瑞银从启迪和激发员工的思维，建立企业文化的活力这方面来着手的收藏；其次是从企业的投资角度，是一种长远的兼备收藏和投资；还有一种是从企业把控者的个人兴趣出发进行的收藏。现阶段，第一优选角度的建立尚且是凤毛麟角的标杆案列，更多的是投资和收藏混合的第二、第三种更为普遍。

 

　　在母校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陈东升出资一亿元人民币捐建万林博物馆，开创了国内大学由校友个人出资捐建具有专业水准的艺术博物馆的先例。除了捐建美术馆外，陈东升还捐赠一批价值约3000万人民币的艺术品给博物馆，启动博物馆的馆藏建设。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于2015年5月9日正式开馆

　　有意思的是，毋论上述的哪种情形，企业收藏和企业家收藏被混淆的现象都是最为突出的表症。企业当然离不开企业家的把控，尤其是私人企业，而恰恰现阶段国内的企业收藏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收藏方向不可避免地大都取决于企业家的偏好。然这种偏向所潜藏的问题是：仅凭企业负责人的喜好决定收藏作品的类型，或是靠一两位专家来帮助企业建立收藏，这样的机制难以保证建立起富有体系价值的收藏秩序。

　　幸而，如同机构化的“人”，按照需要层次论的基本规律，企业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形成收藏品味和习惯，而随着收藏家对艺术品所承载的文化功能愈加清晰，企业收藏向社会开放，进行文化传播。企业收藏的规模和资金，将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扩张，在这个基础上，建一个馆，似乎并不是难事，为此许多企业甚至不惜重金筹备，这也是企业阶段性大量购藏的重要原因之一，譬如之前的龙美术馆，近期开馆的昊美术馆、宝龙美术馆，未来接棒的新疆广汇、苏宁集团、泰康集团等等都在开馆前添备重量级作品，除了填充馆藏的必要性，潜藏的“收藏公关”效应也为美术馆的揭幕拉开前戏。

　　这似乎是一条已经相对成熟的发展轨道，但美术馆是否是企业收藏发展的终端需求，或许还有待商榷。毕竟对于尚缺经验的企业来说，对内的藏品、专业人才，外在的美术馆文化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一旦缺乏这些“软件”，美术馆将难以维系，而以上的这些问题在2010年左右的美术馆浪潮发展中已经显现。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顾问承载先生也表示：“很多企业收藏还局限于传统的‘买东西’、‘建场馆’、‘社会开放’的简单模式中，这是我们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文博系统的收藏展示模式，加上一种带有集体优先的、带有任务观点的社会展示。”

　　这并非全盘否斥，只是更加慎重，美术馆作为其中一个流向，艺术品不仅用于对外的文化宣传和展示，更有许多企业家将藏品置放在办公所在给予员工欣赏，或成立公益基金或捐献国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的企业收藏向大学转移。因是母校或家乡当地学院的各种关系，这对相关的各方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也逐步成为藏品扩张的主要领域之一，而这样的文化性流向无疑也将有所裨益。

　　有意思的是，泰康集团的收藏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跟这种发展模式颇为契合，由陈东升早期的私人收藏，到泰康顶层空间的开设，泰康空间的落地，及至2015年捐建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如今筹建自己的美术馆。这种稳步前行的特质也让它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入选《全球企业收藏》的收藏机构，与JP摩根集团、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卡地亚集团、安盛保险等国际著名企业收藏同名并列。

　　书中对泰康收藏是这样描述的：

　　“这些作品为今天的艺术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框架，它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几乎难分伯仲的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及本土特殊的政治资源，另一个则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影响。而今天最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则成为决定未来艺术走向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摆脱了既有门类的藩篱。泰康收藏将范围定位在横跨八十余年的长时段，这在全中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从泰康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在美术馆系统和个体趣味之外建立一个具有自身学术视野的收藏体系，在以收藏为目的的研究开展的同时，不断发现问题，再通过展览等方式寻求多元的讨论和解决途径，然后再回到对于艺术本体的研究中去，或可得以构成一个良性循环。虽然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兑现实际价值，但目的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建构起一个长久稳定的系统。

　　不论是值得借鉴的国外经验，还是目前国内的标杆引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讨论，企业收藏的价值判断以及各方面的梳理都将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