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美术网讯中国银元的前身是银条和银饼。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应算是大明弘治二两银并。之后，乾隆55年，有过西藏银毫，也是一种手工轧制的银并。嗣后，台湾寿星银并，咸丰年间湖南大清银行铸有壹两制银并；光绪时期贵州官炉黔宝银并；西藏雪啊三山银并、新疆光绪末期的大清银并等等。即使甚难得见，也可间或在书谱或网络上一窥端倪。延续到光绪八年起，吉林将军先斩后奏，试制了吉林厂平一两银元。

　　之后，经朝廷正式批准，广东巡抚张之洞于1889年（光绪15年）正式申报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三分试制成功。从此，中国学习采用西方机制币铸造，发行经验，自行试制的机制银元，开创了中国金融货币体系的新纪元。粗略估算，截止中华民国38年，75年间我国机制银元、铜圆总的铸造发行量不下数百亿枚。保守的估计，现实遗存量，按万分之一计，也不少于数百万枚。

　　但是，以银元为主线的机制币遗存良莠不一，鱼龙混杂。机制币的港湾水深莫测，下潜似乎已到极限，收藏亟待明晰。以愚拙见，试论四点。

　　一、提高认识，理清思路

　　中国近代机制币，是在学习国外铸币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因陋就简，自立自强，逐步发展、壮大的机械化、半自动化铸制、冲压、抛光的货币产品。是在政府和专门机构（例如，度支部）强力决策、监督、指导下，按照既定规制，严格操作的产物。也是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管理市场及金融贸易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手段。

　　二、认真分析，分清头绪

　　近代机制币以骨干货币银元为先行试点，用铜样为标示，先各别，后重点，渐次铺开，中经整顿（裁撤），形成骨干队伍和基点（例如，北洋、奉天、广东、江南、上海、湖北、四川、昆明等造币厂），继承传统，一脉相承，严格管理，确保合格。但是，同时，由于国事维艰，战事连绵，在商界、军界也不断出现染指金融，自铸货币的诸多乱象。因而，非政府组织及不法乱民也混迹其中（在民国中后期，也包括红军根据地），间断性盗铸。涓涓细流，混搭泉流。

　　三、研考标准，厘清界限

　　机制币的主流是官铸形成的，以国外经验做法为基准的制币规制和准则。表现在园径统一，厚度一致，重量达标。但，毋庸讳言，在经济条件窘迫情况下，成批、整班次进行微调也一定在所难免。抽条减量，以次充好，一般伺机投放市场或硬充军饷。

　　银元元两之争的实质是，传统斤两制货币与现实定量成型货币发展前途的抉择。两派分野相对鲜明，各有实力基地。因此，大约以丁未大清银币壹圆（1907年试铸）为标志，

　　元两之争双方围绕银元改制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双方准备了相当规模的版别、类别试制品储备，一旦形势明朗，贮存争得先机。曾经一度被非议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廖扬名编著的《中国银元图集》，揭示了那段比较详尽的真实。元两之争中的琳琅满目的试制币，是机制银币铸行长河中的浪花，值得关心和爱好者进行探索性研究。

　　应该提及的是，建国后经中央批准，为了展示完整性的需要，几个大型国家及博物馆曾经有组织地仿制、复制了诸多文物（包括银元）。最初展览室明确表示（复制或仿制）。但后来，可能是为了简要，撤掉了原有的标签，造成了以假乱真的不良反应（例如，大量铅版珍稀银元公展）。周业勇先生的义愤应予调查，澄清事实，给予支持。

　　有些颇有名望的专家或大咖，为了名誉和地位，以及既得利益，在古钱币（含近代机制币）的真伪和其它现实问题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采取鸵鸟政策，甚至主观故意混淆是非，误国误民。或者已经滑到渎职罪的边缘。应该猛醒，戴罪立功。而当务之急是以反腐为突破口，调整整顿相关领导部门和机构。然后，立即组织制定包括近代机制币在内的中国古钱币国家鉴定标准，并会同冶金、化工等专家研制现代化的检测仪器，判别真伪，民藏公展，研考历史，传承文化，扩大内需，搞活流通。以古钱币（含机制币）为突破口，让整体文物活起来。

　　四、加强文保，鼓励收藏

　　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是各级、各类文物资料和近现代艺术品。不能割断历史，亟需加强文保。有益的收藏活动实在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古知今，明晰荣辱；艰苦朴素，崇尚节俭，充实积累，发展消费的优良历史习惯。没有任何中华子孙主张华夏炎黄历史虚无，没有任何公民个人反对民族传统道德良俗。

　　现代收藏贵在瑰集珍品，坚持国家标准，坚持贵金属本位目标，吸纳普、真、精、奇、罕品，无疑是收藏者的最佳选择。同时，为了正确认识历史，客观解析遗存，对于可以确认的不同时期统一调整（例如，民国中后期银毫制品引入镍、铝材质），而版别名称不变的样币、试制币、流通币等，亦应顺应形势，加以收藏和研究，从而厘清近现代机制币的发展变化轨迹。（作者北泉轩）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