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先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有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等人，他们通汉语，以传教为目的，带来了西方的绘画艺术。明代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卷六对“利玛窦”有简单的记载，其云：“利玛窦，西洋欧逻巴国人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巾登)，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巾登)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1]顾氏对于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绘画仅作了记载，并没有作高下与否的评论。这些西方绘画作品在当时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是用于传教活动，因此也没有引起主流文人画家群体的过多关注。但还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曾鲸(1568-1650)的人物肖像画的画法与风格。此时的中西绘画比较也仅仅是处于萌芽时期，由于这些西方绘画并没有受到主流文人画家的重视，或者根本没有被纳入他们的视野，所以也谈不上深入的绘画比较，如果有比较，那也是仅仅出于绘画表层的描述性对比。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西绘画比较

西方绘画真正引起中国主流文人画家关注是在清代乾隆朝以后。莫小也在《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一书中从“绘画理论”、“绘画技巧”、“绘画材料”、“西洋建筑”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清代中期西方绘画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状况，认为“进入乾隆中期，郎世宁与中外画家们共同开创了东西美术大规模交流的新阶段。”[2]也正是源于此，西方传教士画家的活动与作品才纳入了主流文人画家的视野，因此，中西绘画的比较才真正拉开帷幕。

　　清 (意大利)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

当时在中国的外籍画家有郎世宁(1688-1766)、王致诚(1702-1768)等人，他们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如郎世宁的《百骏图》《平安春信图》《锦春图》《聚瑞图》《八骏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等，王致诚的《达瓦像》等，他们的作品也引起了不少文人画家的关注。在文人画家的评论中，无论是郎世宁在世与否，对其作品(包括其它西方绘画作品)与风格基本都是持以批判的态度，如与郎世宁年纪相近，且同为宫廷画家的邹一桂(1686-1772)，其在《小山画谱》中云：“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甚醒目。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3]与邹一桂同时、年纪亦相仿的张庚(1685-1760)在《国朝画征录》中亦云：“明时有利玛窦者……尝言：‘吾国兼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矣。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即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然非雅赏也。”[4]还有稍后的郑绩(1813-1874)，其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云：“或云：夷画较胜于儒画者，盖未知笔墨之奥耳。写画岂无笔墨哉，然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儒画考究笔法墨法，或因物写形，而内藏气力，分别体格，如作雄厚者，尺幅而有泰山河岳之势;作淡逸者，片纸而有秋水长天之思。又如马远作关圣帝像，只眉间三五笔，传其凛烈之气，赫奕千古。论及此，夷画何尝梦见耶?”[5]清末的松年(1837-1906)在《颐园论画》中亦云：“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细细观之，纯以皴染烘托而成，所以分出阴阳，立见凹凸。不知底蕴，则喜其功妙，其实平板无奇，但能明乎阴阳起伏，则洋画无余蕴矣。中国作画，专讲笔墨钩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既肖，神自满足。古人画人物则取故事，画山水则取真境，无空作画图观者。西洋画皆取真境，尚有古意在也?”[6]通过这些文人画家的论述与记载，当时他们对西方绘画的态度与评判，可见一斑，此处亦无需多言。

　　清 (意大利)郎世宁《平安春信图》

然而，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待西方绘画的态度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少文化精英对西方绘画可谓顶礼膜拜，视中国画为洪水猛兽，拜西方绘画为宗师先祖，如康有为(1858-1927)在1917年所作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中云：“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也，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竟胜哉?”“惟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家，以此而与欧、美画人竞，不有若持抬枪以与五十三升大炮战乎?”康有为将“中国画”比喻为“抬枪”，将“西方绘画”比作“五十三升大炮”，这足以显示出在他心中中西绘画之间的差距有多么的大。在批评完中国画的现状与之后，又云：“郎世宁乃出西法，它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7]陈师曾(1876-1923)于1919年在《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一文中指出：“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采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8]还有乌以锋在1924年发表的《美术杂话》中认为“西洋绘画进步之速，真是一日千里。自然派、印象派、后期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二三百年之中，画派蔚起者甚多。然中国绘画仍固守残缺，息息待灭。……故现在中国绘画自然派尚未走到，还讲什么‘印象’、‘立体’、‘未来派’?”[9]再有后来的徐悲鸿在比较完中西绘画之后，认为中国绘画“逊日本五六十倍，逊法一二百倍，逊于英德殆百倍”。[10]这种站在西方绘画立场上，以西方绘画的审美标准为标杆来进行中西绘画比较的人数在当时可谓不少。俞剑华(1895-1979)于1935年在其文章《中国山水画之写生》中对此现象有所记载，其云：“海通以来，国人震于欧西物质文明之盛，而西洋画亦相偕以俱来。西画虽亦不废临摹，但以写生为正规，国人之崇外心重得，以为凡洋必优，于是奉西画为神圣，鄙中国画为不足道。此可于民国元、二、三年之美术论文中见之。”[11]

　　清 (意大利)郎世宁《锦春图》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西绘画比较，我们发现，对待中西绘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绘画从邹一桂、张庚、郑绩、松年等人所论述的“不入画品”、“非雅赏也”，一跃而变成了康有为、乌以锋、徐悲鸿等人眼中的“上品”、“救星”;而中国画的地位则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沦丧到了比日本逊五、六十倍，比法国逊一、二百倍的地步。

　　清 (意大利)郎世宁《八骏图》

当然，此时中西绘画比较中除了一边倒式的“崇洋抑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在中西绘画比较中盲目为中国画张目，盛赞中国画，在一番比较之后认为中国画比西方绘画高明。如刘海粟(1896-1994)在1923年发表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中认为：“观夫石涛之画，悉本其主管情感而行也，其画皆表现而非再现，纯为其个性、人格之表现也……观石涛之《画语录》，在三百年前，其思想与今世所谓后期印象派，表现派者，竟完全契合，而陈义之高且过之。”认为“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其一浚发之矣。”[12]还有丰子恺(1898-1975)先生亦然，其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美术的优胜》一文中云：“近代西洋美术显著地蒙了东洋美术的影响，而千余年来偏安于亚东的中国美术忽一跃而雄飞于欧洲的艺术界，为近代艺术的导师。”[13]当然刘海粟、丰子恺等人对中国画的肯定与赞扬，的确让坚守中国画的学者们感觉扬眉吐气，但如果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章，却发现他们在进行中西绘画比较时依然还是运用西方绘画的标准，当然并不是“科学”。（作者李永强）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