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自幼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祖都是读书人，尤其是父亲王乃誉，博洽多才，专攻书画篆刻、诗词古文等，著有《游目录》、《娱庐诗集》、《画粕》、《古钱考》等书。据王国维自己回忆，父亲在做生意的十余年中，“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而去，由是技艺大进。”(1) 由此可见，王乃誉对书画金石的痴迷。王国维称其父“君于书，初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2)

　　王静安遗照明信片香港翰墨轩提供

　　在王国维的眼中，父亲王乃誉的书法能得到褚遂良、米芾、董其昌的精髓，而绘画则与董其昌和以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为核心的娄东画派相近，已经是很高的评价。这些丰富的鉴赏经历及艺术实践促使王父在督责王国维在学好私塾课程，以备科举考试之外，亦特别注重对他的诗词写作、临帖习字、鉴赏古器等方面的培养。在王乃誉自己的日记中便随处可见其亲授王国维习字的情景：

　　(辛卯正月十三日)初为静(按：静安)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囗。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缰，鹰之脱鞲，一纵不可复收。少年宜自惩戒也。(3)

　　(同月十四日)早作字，并改静儿字。(4)

　　(甲午四月十八日)上楼，见静儿作书，竟无是处。稍示之，犹不见其工整，况腴润端厚何可得耶!(5)

　　(辛卯七月十七日)伯氏又送挽诗来请，遂嘱静踵成之，并兼书楷焉。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即此小事，亦犹磨镜然，极至精光，落笔何难耶?(6)

　　王迺誉日记静安先生后人提供

　　不仅如此，王乃誉还亲自教导其悬腕、运笔、施墨的功夫，并传之“笔、墨、力”作为书法的“三字金箴”，如此启蒙为王国维以后的书法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王乃誉对王国维的培养在他幼年的时候便已十分用心用力，尤其是诗词古文方面的诵读和创作，据王国维同父异母的弟弟王国华追忆：“丁亥，先大父嗣铎公弃养，先君遂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发行箧书，口授指划，每深夜不辍。时先兄才十一(岁)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复令从同邑陈寿田先生读，月必课骈散文、古今体诗若干首。是为先兄治诗文之始。” (7) 王乃誉的辛勤培育，造就了王国维的早慧聪颖，也为他日后的杰出成就打下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旧学功底。

　　有意思的是，王国维此后得到终其一生的贵人罗振玉的赏识，也正是这种旧学功底发挥了作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二，罗振玉到《时务报》馆给馆主任汪康年拜年，偶遇王国维，继而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的咏史绝句：“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平生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王国维确实有过人之才，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六东文学社正式开学之时，推荐其入社学习。

　　王国维书赠朱自清诗轴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在上海兴办的第一家有影响的专业日文学堂，王国维在此不仅学习日语，也在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869~1929)和田冈佐代治(1870~1912)的影响下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化，康德和叔本华著作的日译本最早便是在东文学社开始研读的。东文学社的学习经历为王国维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也以此为起点逐步结识了不少声名卓著的硕学鸿儒，比如沈曾植、沈兼士、唐兰、吴昌硕、缪荃孙、郑孝胥、胡适、容庚、陈垣、马衡、朱自清、黄宾虹等人，他们日常往来的诗书唱和，于潜移默化中互相影响，也使王国维如沐春风般受益匪浅。

　　王国维的绝大多数手札，便是与上述这些人物的书信往来。我们知道，中国的信札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发达，这种传统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这些民国学者，虽然也有极个别者如胡适等人大力推行并实践白话文的写作，但在有教养的知识人之间，在不能经常见面的时候他们还是更愿意采用传统的书信方式来进行日常交流。这种形式极其讲究礼数，如何具礼、称谓、祝颂，乃至书写格式及字体等，都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与他的友人们往来的信札，都是十分古雅而讲究的，包括写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信件，也是非常标准的文言书信。

　　二书信往来

　　在王国维与这些大学者的书信往来中，写给罗振玉的信是在数量上最多的，现存国家图书馆罗、王之间的往来书信就有一千多封。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便决定自我放逐，前往京都做寓公，和他东行的，有他自己一家，他的亲属，以及王国维一家。直到1916年1月4日离开日本返回上海，入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主持《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在随后的一两年间，王国维在学术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便是充当罗振玉的“耳目”，替远在东洋的罗振玉代购各种古玩字画，尤其以南宗绘画为重点。这与此时罗振玉通过各种商业渠道收藏、整理和出售南宗绘画，打开行销这一特殊藏品的日本市场，从而获得经济自立的策略有关。

　　王国维致罗振玉书札上海藏家提供

　　在王国维写给他的好几百通书信中，就有大半是在叙述这些字画的搜购细节，宛若一部详实的“贩画报告”。王国维丝毫不敢懈怠地向罗振玉报告经他目鉴的古画，与他经常接触的有汲修斋老板程冰泉、博古斋的柳蓉村、有政书局的老板邓秋枚，蟫隐庐旧书店的罗振常(罗振玉的弟弟)等字号，以及沈曾植、陆树藩和邹安等个人。罗振玉得信后，从中选出自己想要的物件，由王交涉寄到日本，有时也托人或由罗的儿子带到日本，让罗过目定夺，最后经罗确定，由王安排付款。那么，这些向罗振玉汇报的书画行情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写清书画的品目、价格和初步的真伪判定是最基本的，如在1916年2月11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件中说：

　　次早往访纬公，已将画件交楚。出过汲修斋，冰泉出示诸画，中有赵昌花鸟轴(内府藏本)、赵荣禄夫妇画兰卷，元人题跋甚多，均佳;云林山水卷一，似不如尊藏立帧。而赵卷价二千，倪卷一千，似均非可留之物。许道宁大幅系旧画，维不能定其真伪。又有徐熙等幅(有宋高宗题字)，似伪。又宋元花卉册(即内府藏者)，似亦无惊心动魄之观，与寻常宋元册殊无大异。其余伪物大多。渠有派人赴东之语，未知果否?前次被关吏将画件掠去，失去北苑画一件(其伙云直数十元)，又罚银四十两，并诸种小费，共出百余元，因此遂意兴萧索。维告以公语，渠云当即派人。后有便，当再过之。(8)

　　王国维致罗振玉书札海宁一得轩美术馆提供

　　不仅如此，王国维也大量查阅相关资料，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鉴定依据。在众多画家中，王国维对董源、巨然的画风比较有研究，对于鉴赏他们的作品十分有把握，在尚未接触到巨然画的前提下，便自信可以从气象和墨法两个方面来鉴定真伪，如他在1916年11月1日致罗振玉的信件中便说道：“巨师画，乙老前言半似河阳，维已疑董、巨同出右丞，巨公当有此种笔法。……维于观明以后画无丝毫把握，唯于董、巨或能知之;且如此大卷，必然有惊心动魄之处，以‘气象’、‘墨法’二者决之，可无误也。”(9) 乙老即沈曾植，别号“乙盫”。

　　罗振玉致王国维书札海宁一得轩美术馆提供

　　不过，罗振玉与王国维贩卖书画的主要目的却并非是出于艺术探索或某种商业目的，而是凭借古物收藏和交易来支撑其宏大的学术出版计划。罗振玉自负能够以有限的财力来实现一个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使命，他汇集、保藏、流传、考释殷商甲骨，搜罗颁布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无数真实的史料，王国维曾强调只需列举三种文献，便可看出其过人的成就：《殷墟书契前后编》(1912年和1916年)，《流沙坠简》(1914年)，《鸣沙石室古佚书》(1913年和1917年)，认为它们是“有功于学术最大者”。

　　王国维罗振玉题跋金石拓本嘉兴吾寐斋提供

　　罗振玉在流亡日本后，既失去了各种专业机构的依靠，也无任何俸禄可言，全凭他的藏品来维持其生计与学术。王国维对此曾有精辟的提示：“辛亥以后，流寓海外，鬻长物以自给，而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印行。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书籍，亦略称是。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钜万计，家无旬月之储，而先生安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是务，知天即出神物，复生先生于是时，固有非偶然者。”(10)

　　《古史新证》讲义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在罗振玉雄心勃勃地实践自己“传古”使命的过程中，王国维作为其得力助手，也积极参与到这项宏伟的计划中。在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件中，随处可见其对甲骨金文的释读，王国维在上古史研究方面的名作《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等文，有不少材料便是在这种天长日久的文字训诂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除此之外，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件中还有对若干史事、史籍和古佚书考证的心得，罗振玉亦在复信中一一提出见解。

　　可以说，王国维其后所实践的由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古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的二重证据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罗振玉新材料的启发。

　　三学界对话

　　当然，作为20世纪杰出的世界级学者，王国维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中国学界。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文化策略逐步向外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以积极和汲取的态度开始全方位打量西方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我审视。以欧洲学者为主体的汉学和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国学被认为是相遇于1909年9月4日，来自中国官僚阶层的宝熙、刘廷坤、柯劭忞、恽毓鼎、江瀚及来自学界的王仁俊、徐坊、董康、蒋黼、吴寅臣等在北京六国饭店宴请了一位黑发碧眼、清瘦朗俊的法国青年;同月，错过这一盛宴的罗振玉又在董康的引荐下，偕同董康、王国维等学界同仁到法国青年租住的北京住所拜会。

　　王国维致伯希和信札之信封周祖艳馥女士提供

　　据说，引起中国学界集体关注的，“当然不是伯希和的黑发碧眼表征或流畅深厚的汉语功夫，而是伯希和行箧中的敦煌斩获，及其斩获必须延展到的中亚当代考古运动。”(11) 但是，这次相遇以后，真正能与其时在国际汉学界当值三十余年的西方汉学家伯希和进行学术对话的，恐怕寥寥无几，而王国维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从他写给伯希和的两封邮件中略可看出端倪。

　　王国维致伯希和信札周祖艳馥女士提供

　　而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成就自然也不会仅限于文字训诂，这从民国学界不少名头响亮的人物写给他的求教信中略可窥得一斑。如胡适在1924年7月4日写给王国维的信中向他请教宋代刘克庄词《贺新郎》中的“杀鸡拍衮”所指为何，在得到王国维的答复后，又进一步检索史书中的记载，再提出意见谓“拍衮”是二事，并进一步向王国维求证，不久以后又就《教坊记》中的曲目再次请教王国维。(12) 另如顾颉刚在读《尚书•顾命》时，曾两次向王国维请教关于康王受册命之地记载的相关文意问题(13) ，亦得到王国维详尽而耐心的指导。

　　而在与他书信往来讨论学术的学者当中，我们亦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些人在自己的主攻方向以外，居然还掌握了如此多样的学术方法，了解如此宏富的掌故与史实，放在今天学科藩篱越来越严重的高等教育中，这样全面而精深的文史修养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结语

　　其实，我们不少人仅仅只是在阅读王国维与友人们往来的书信时就已经产生了疏离感和陌生感，这一方面是因为对文言表述的不熟悉，更多的则是对他们所探讨的文史问题的不了解。不过，这并不影响一般人感受他的手札中的书法美学和日常琐事中好玩的地方。

　　王国维的手札中，也有不少是写给长子王潜明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信件中的王国维，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慈父的面目，他关心爱子的工作、生活，儿媳的生产、恢复，孙女的病情，以及对物价和时局的忧虑等等，细致、耐心、小心翼翼、情深义重，他也像历史中和今日的父亲或家长，既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也无时不刻地应对着时代的苛责和机遇。这些碎片化的生活原状在信札中娓娓道来，为我们提供机会了解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怀与情趣。

　　而对于他的手札中数量庞大的与前辈时贤讨论学问的书信，从事学术研究者或许更会心有戚戚焉，这种大师的宏伟气象和他所敏锐地提出的问题，则需要我们能够心领神会的人进一步阐发和探索，这些风景有人曾经指出，它们的美妙是留给那些愿意深入其间、亲身感受的有心人的。

　　注释：

　　(1)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见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2)同上。

　　(3)陈鸿祥著：《王国维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0页。

　　(4)同上。

　　(5)同上。

　　(6)参见刘克苏著：《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7)《王国维年谱》，第18页。

　　(8)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定：《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9)《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80页。

　　(10)参见《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