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 3月20日至6月24日，一场名为“蓝色之路：来自波斯的瑰丽艺术”的特展在香港两依藏博物馆举行。来自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弗利尔与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等全球11间艺术机构的94件绘画、陶瓷、纺织、玻璃、手稿等展品，不仅为亚洲观众展示出波斯装饰艺术的美，同时探讨蓝色如何成为前当代西亚艺术的核心元素。

洛斯达姆恩斯特·赫兹菲尔德（Ernst Herzfeld，约1904–1934年）氰版摄影佛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藏

　　作为带有强烈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主色调之一，蓝色的色彩潜力被各时代不同地域的工匠所开发。“波斯蓝”最初源自历史上曾经被称为波斯的土地，包括现今的伊朗和中西亚地区。蓝色曾一度被认为等同于波斯的色彩，也是不少人对于波斯建筑装饰、手稿或波斯景观的第一印象。承传着悠久的传统，蓝色在波斯的视觉和物质文化上特别重要。它不仅作为颜料、陶瓷釉料和纺织染料的重要色调，而且也是波斯的象征性颜色。蓝色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担当过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若“丝绸之路”指的是连接不同大陆的海陆航线，“蓝色之路”的概念则同样地指历来丝绸和各艺术媒介在跨境贸易下带来的文化冲击。

　　正在香港两依藏博物馆举行的《蓝色之路》展览，跨越不同媒介和时期，以“古代近东地区和伊斯兰传统中的蓝色”“陶瓷中的蓝色”“建筑装饰中的蓝色”“纺织品和地毯中的蓝色”“玻璃及其他便携品中的蓝色”“彩饰手抄本和绘画中的蓝色”共六个主题，不仅呈现了蓝色的优美百态，同时探讨蓝色如何逐渐演变为前当代西亚艺术的核心元素。

长颈胆瓶伊朗十七世纪釉下彩绘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馆藏，由Gerald Reitlinger于1978年赠

　　波斯蓝的故事起源自青金石（lapis lazuli）和靛蓝（indigo）的历史，两者皆为蓝色颜料和纺织染料的主要来源。当今最好的青金石来自现代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靛蓝则在印度和中东各个地区内生产，而伊朗则坐落于这“蓝色之路”的网络之中。因此，这样的环境让伊朗的手工匠长久以来有着得天独厚的机会深入探索蓝色的潜质，远胜于其他任何颜色。

　　据介绍，这件长颈胆瓶的特点是其梨形且扁平的瓶身和细长的瓶颈。其装饰包括一个跪着的枪手和一只飞行在云层与树叶间的小鸟，其图案在蓝色背景上借由黑色轮廓而生动突现。现已知仍有相似类型但不同细节的长颈胆瓶幸存，与这例相似的长颈胆瓶现藏于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瓷砖伊朗十七世纪釉下彩绘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馆藏

　　在这个以蓝、绿、锰釉下彩涂成的正方形瓷砖表面饰有包着头巾的半身人像。一脉相承的瓷砖制作及近代波斯艺术常用的人像装饰图案都标志着伊朗在萨法维王朝下重要的传统艺术发展。在当时的首都伊斯法罕，宗教及世俗建筑的外墙都布满了以黄色为主、附以不同蓝调的瓷砖装饰。类似的少年图像也经常出现于萨法维的陶瓷上。

清真寺灯中国十九世纪青铜胎掐丝珐琅哥本哈根大卫收藏博物馆馆藏

　　这个吊灯制于19世纪中国，是为当地穆斯林社区或海外市场所造的。它展示了中国及中东传统工艺的迷人结合。球形灯身源自俗称为清真寺灯的照明设备，主要由玻璃制成，但也会以青铜制。在中东的原型中，此灯类近于拜巴尔一世时期（1260–1277年）的工艺。所谓的“拜巴尔灯”不仅有花瓶的形状，还有其装饰配件的细节，如由圆顶形罩盖吊下带掛钩状的装饰链，风格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该灯的设计本身亦带有中国特色，除大量运用莲花图案外，掐丝珐琅技术的使用呼应着清末时期在中国流行的带有阿拉伯文铭文装饰的珐琅工艺品。这件清真寺灯的铭文以中国体（一种汉化的阿拉伯语书法字体）刻上“没有上帝，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笔山中国十六世纪初（正德年间，1506–1521年）釉下彩绘香港艺术馆馆藏

　　这种青花瓷器仿照中国传统五角山笔架的形状，与中东传统的笔盒形式不同。每个笔架的峰尖均装饰有中国青花瓷的古典图案，而中央的菱形框则有波斯铭文。笔架两侧的铭文分別是 “ 笔”（ khame）和“架”（dan），因此全称为“笔架”（khamedan），大英博物馆中有相似馆藏。笔山的底部有正德年间的落款，这种瓷器可能是面向国内的汉族和穆斯林市场，因为它可以作为汉人的毛笔架，也可以作为抄写阿拉伯宗教文本的穆斯林族人所用的笔架。

　　关于“蓝色之路”的主题策划，香港两依藏博物馆馆长冯依凌表示，“当初我们开始对这个项目进行概念策划的时候，发现波斯文化三百年来所遗留下来的珍品数量庞大，在文物展示的选择上有一定困难。策展人门井由佳博士于是建议专注以一种颜色作为主题。我们随即想到蓝色，因蓝色对于古代波斯皇朝以及随后许多伊朗沙阿和帝国来说是标志性颜色。主题当中‘路’，是指古丝绸之路。在这次展览中，我希望将重点投放于波斯工艺品上。”

　　“当我们探索展品背后的历史时，显而易见青花瓷成为了相当有趣的一个话题。很多人认为青花瓷必属中国。然而，蓝釉在九至十世纪开始已经流行于中东瓷器上，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扩展到中国，并在元朝和明朝时期才发展成中国瓷器。随着中国走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建立在历史的‘丝绸之路’之上，我们希望此次展览能鼓励大众进一步讨论这数百年来的文化和美学交流。” 冯依凌说。

伊朗十八至十九世纪着色玻璃香格里拉伊斯兰艺术、文化与设计博物馆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多莉丝·杜克伊斯兰艺术基金会

书法习作（包括一首悼词的波斯四行诗）伊朗十七世纪纸本设色金彩水墨伦敦惠康基金会藏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中国约1811 年（嘉庆年间，1796–1820 年）八扇折屏蓝白色木版印刷纸伊利诺伊州麦克莱恩收藏

亚洲地图伦敦 1714 年铜板雕刻带彩色略图纪达私人收藏，香港

　　《亚洲地图》展示了18世纪初欧洲人最为熟悉的亚洲地理。左下框内的标题周围描绘了十个人，其中包括两名戴头巾的男士，反映出这些地区人民的不同风俗。右上的插图描绘了一名坐在人力车上的日本女士。这幅地图由伊曼纽尔·鲍恩（Emanuel Bowen，约1693–1767 年）和乔治·威尔戴（George Willdey，约1676–1737 年）合作而成。伊曼纽尔·鲍恩是英国18世纪首屈一指的制图者，而乔治·威尔戴是当时的地图销售商，以及光学仪器和玩具的出版商和制造商。他们的人像插画在地图的左上方，右中位置还插有威尔戴的宣传字句。（记者陆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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