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了第一批竹简，总计1200余枚。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批楚竹书有关联，而此时上海博物馆年度采购经费已经用尽。“我听岳父生前讲起过这件事情，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晚上12点之前必须做决定，不然第二天竹简要被日本买家拿去。”边耀南透露，岳父连夜与卖家联系，好在是相熟的人，与对方谈妥后，牵头与多位香港人士合资收购了这批竹简，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经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这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它们均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有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领域，填补了一系列资料空白。竹简内容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　《周易》　等，文本也多有不同。马承源曾感叹：“这批楚简的发现，其意义不亚于新建了一个博物馆新馆。”

　　延续情谊，家属信守承诺送来罕见青铜珍品

　　“岳父原本就与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佩芬等青铜器专家相交投契，收购竹简一事使大家走得更近。”边耀南告诉记者，岳父从20岁开始就迷上了收藏，最先喜欢的是书画，后来是在马承源和陈佩芬的影响下转向青铜器。在两人的鉴定推荐下，岳父收藏了一批青铜珍品，这次捐赠的便是其中的两件。“为了存放这批青铜器，他特意对书房进行了改造，当时连我们这些家属也不能随意进他的书房，只有上博的马承源、陈佩芬是例外。”边耀南透露，五年前，陈佩芬曾特地赴港去查看这批青铜器的保存状况，亦想过要将其收录成书。遗憾的是，岳父在陈佩芬离开香港后两个星期左右就去世了，陈佩芬也在这次香港之行约三个月后过世了。

　　朱昌言过世后一年，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曾给朱家打过一个电话，表达了上海博物馆非常看重朱老收藏的这批青铜器，尤其是其中一件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方觚，在全世界的私人收藏里，都很难再找出一件。不过上海博物馆方面也表示，尽管他们非常渴望收藏这尊方觚，但绝对尊重家属意见。

　　“这件方觚是岳父的最爱，也有人给出很高的估价，但我们家属认为，朱老生前曾向上海博物馆表达过捐赠的意愿，即便只是口头说说，也要说到做到。”边耀南说，上海博物馆是国际上青铜器收藏最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其青铜器藏品大部分是一件一件征集而来的，把宝贝放在里面保管很放心。

　　临时撤拍，捐赠上海博物馆供研究所需

　　边耀南告诉记者，另一件信成侯鎏金方壶原本不在捐赠名录中，家人原打算拿去拍卖。拍卖预展的时候，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相关人士找到朱家，说这件青铜器是镀金的，这种技术在汉代是极为少见的，他们提出能不能刮一些金粉下来做研究。边耀南说：“我们家属经过商定，既然上海博物馆有研究需要，那就也捐了吧。”为此，他们将这件青铜器临时撤拍。“当时，信成侯鎏金方壶已经上了拍卖图册，撤拍消息传出，十几个竞拍者来追问为什么不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委托拍卖公司的负责人出面发声明致歉。”

　　“岳父朱昌言是在上海长大的，他爱上海，爱上海博物馆。”边耀南透露，岳父晚年的时候，很想念家乡，他在香港有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里面的湖石、梅花及各种树木都是从上海及周边地区运过去的。这个花园里有半块石碑，是他从拍卖场购入的，后来也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我们要把与上博的这份情谊延续下去。”20多年前，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建新馆舍时，朱昌言和其他几位捐赠人一起出资装修了“中国历代书法馆”。如今上海博物馆建东馆，朱昌言的家属不仅送来了罕见的青铜器，还发动友人为上海博物馆捐赠。为此，年近八旬的边耀南频繁往来于香港与上海之间。“这么辛苦究竟图什么?”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老人笑呵呵地说：“把朱老的精神延续下去，不能光嘴上说说，要有实际行动!”

　　“朱昌言及其家属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做出的卓绝努力，对上海博物馆的拳拳情意，令我们心生感佩。”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感叹。（记者李婷）

来源:文汇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