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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隋唐时期,制墨艺术已非常成熟,制墨业空前繁荣,名匠辈出。制墨中心从陕西地区扩大到山西、河北。潞州(今山西长治)与易州(今河北易县)是隋唐时期制墨业最发达的两个地方,为当时的制墨中心。
唐代制墨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唐墨制作也非常精良。墨模完全取代了手工捣杵,因此制成的墨形状多样,坚实耐用。此外,加药物助墨色、发香味,在唐代成为普遍现象。一般的墨加丹砂、兰麝,御用的墨加龙脑或麝香。这样,墨不仅香气袭人,而且发出紫红、紫蓝等悦目的光彩。李白在《酬张司马赠墨》中写道:“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黄头奴子双鸦鬟,锦囊养之怀袖间。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
唐墨之精良,我们从存世的唐人墨迹中就可以看出,虽时逾千年,仍点划清晰、墨色如新。
此外,唐代时还出现了有色墨,以黄墨和朱墨最为有名。黄墨是用雌黄研细加胶合制而成,朱墨是将朱砂研细后加胶制成。有色墨多用于修改文稿或者点校图书。
唐朝易州有墨官司奚鼐、奚鼎兄弟,相传“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作墨。唐末,天下大乱,奚鼐之子奚超举家南避歙州,制墨重心就此南移。歙州地处黄山一带,境内多优质松树资源,奚超采取松心、松脂烧烟制墨,提高了质量。
入南唐,奚超以歙墨知名,受到南唐后主李煜赏识,便宠赐国姓,改名李超。以后,李超的长子李廷珪任南唐墨官,次子廷宽和孙承晏都以造墨闻名,尤以廷珪所制墨最佳。
李廷珪充分利用黄山松树资源,又改进了捣松、和胶的工艺,在原料中添加玉屑、龙脑、生漆、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从原料拌和到制墨成型,要经过反复捶敲,号称“十万杵”,工艺精湛,从而烟料和胶细腻均匀,墨色光泽艳丽。
如此制出之墨,能够防腐防蛀、芳香沁人,“李墨”由此名扬天下。宋代书法家蔡襄在《墨史》中称“廷珪墨为天下第一品”。可惜的是,廷珪墨为宋朝挥霍殆尽,至今未见实物。宋宣和年间,已是“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宋代的制墨达到了制墨史上的巅峰,表现为大量制墨名家的涌现和制墨法的改进,并开始了油烟墨的制造。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印刷技术突飞猛进,有力地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制墨工艺进入普及阶段,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四川等地均制墨,其中以歙州制墨最为兴盛。宋宣和年间,宋徽宗下旨将“歙州”改为“徽州”,“徽墨”由此得名。
宋代以前,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常年累月取古松烧烟致使松林被砍伐殆尽。在松木资源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油烟墨应运而生。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石油烟作墨是宋代科技的一大创举。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其用石油烟煤试做墨的过程,并称“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
宋代时,徽宗赵佶、陆游、黄庭坚等皇族贵胄、文人墨客参与到制墨品墨的行列中来。据史料记载,赵佶曾经采用烧苏合油取油烟墨,由于配料昂贵,制作方法独特,别人难以仿制。苏轼、秦观、陆游、黄庭坚等文人也有制墨的经历。关于墨的专著也相继出现,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晁贯之的《墨经》等,对后世制墨工艺、鉴定与收藏墨都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