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的来龙去脉

人面形玉饰，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约2300BC， 奥本海姆遗赠

斯隆藏品

天津美术网讯 大英博物馆的最初一批中国文物一百多件来自斯隆藏品。

汉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出身普通职员之家，从27岁远赴牙买加任英皇室随行医生开始爱上收藏。斯隆爵爷为人慈善，无偿医治穷人，过世前做了一个今天看来无比正确的决定：将这些宝贝献给国家，条件是除了付给他后人2万英镑外，政府设一个博物馆放置其藏品，并对公众免费开放。建免费开放的国家公共博物馆这个提议也是新潮，因为当时除了私人的小型博物馆外，只有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是个公共博物馆。英国议会同意了斯隆的条件，1753年大英博物馆由此诞生，选址就在斯隆家旧址的旁边。265年后的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人数每年达6百万。你如果来伦敦，会在市中心看到以他名字命名的斯隆广场，几条斯隆街道和一所学校。

斯隆爵爷用50多年毕生心血收集了了七万多物件，他在伦敦繁华地带买了两幢大宅子把它们安置在家里，邀请来家观看的尽皆文化名流。有次著名作曲家乔治•亨德尔(G. F. Handel)一不小心把甜点放到一个手稿件上，气得老爷子大动肝火。

斯隆没有去过中国，他的购进方式一是购买其他私人藏家的整套藏品，二是从大英帝国到世界各地旅行和居住的散客手中购买，有的是作为当代物品购进的。这些人带回来的东方物件让兴趣广泛的斯隆好奇不已，虽然他不懂得它们的具体含义。收藏当代物品的方针在大英博物馆仍然保持至今。斯隆中国藏品包括如今陈列在33号中国展厅的清朝苏州画工丁亮先的“博古花果图”，一种专门制作出口的套彩木版画;陈列于启蒙运动主题1号展厅的一尊关羽滑石塑像，它从世界文化视野展示历史人物转化为文学和信仰偶像的艺术体现;34号伊斯兰展厅的一只明朝瓷碗。

斯隆为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开了一个先河。此后中国文物陆续以馈赠、遗赠、购买、交换等多种方式源源进入大英博物馆。两个半世纪来累积达到两万五千多件，文物年代从新石器直至当代。亚洲部中国馆藏研究人员陆于平博士和陈谊博士为此向我指示了大英博物馆历史上中国藏品的几次重大来源。香港岭南大学的Michelle Huang教授给我寄来了她的研究论文。按照这些路标，我坐到大英图书馆，翻查了有关文献记载。中国藏品的来路渐渐清楚起来。

福兰克斯的捐赠

19世纪的一次大型来源是福兰克斯 Augustus W.Franks(1826-97)的私人捐献，大约3千件中国文物，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这些陶瓷器主要是明清朝瓷器。福兰克斯出生豪富之家，早年进入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念书，培养起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兴趣，大学期间开始收藏，酷爱终身，曾自嘲：收藏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癖好，无药可治。他在大英博物馆任职45年，担任英国与中世纪文物及民族志部门首任主管，成为世界古代艺术领域的研究和鉴赏权威。由于不忍心眼看珍贵文物在文物市场上拍卖到国外，在大英购买基金不足的情况下，他多次自出资金为博物馆抢救珍品。如法国14世纪艺术瑰宝“皇家金杯”又名“圣女艾格尼斯金杯” 1892年现身市场，福兰克斯立即自掏腰包5千英镑补足8千英镑的要价，保障了大英博物馆的购买。此件陈列于40号展厅。通过从Oxus treasure 购入著名的中亚古代金饰艺术珍品，购买英国收藏家 Alexander Cunningham 藏品(Cunningham曾在印度担任工程师，后成为印度考古与艺术专家)，从印度古董商人手中购买，福兰克斯建立起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丰富瓷器收藏。他的个人藏品数量庞大，包括欧洲亚洲古代珍品，共计7万余件(大部分为印刷品)，生后全部遗赠大英博物馆。

福兰克斯被誉为斯隆之后大英博物馆的第二创建人。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推动公众对古代艺术的热情和收藏，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活跃于伦敦的博林顿美术俱乐部就是他发起的。这个俱乐部成员都是爱好收藏的富裕绅士阶层，在福兰克斯的鼓励下，有不少人收藏中国和日本艺术，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比如被称为“亚历山大碗”的北宋瓷碗，也是现存几件保存完整的北宋张公巷窑瓷之一，就是博林顿美术俱乐部成员与福兰克斯同时代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1840 – 1916)所藏，后来由他的两个女儿赠送给大英博物馆的。威廉•亚历山大是一位银行家，积极参与英国的美术运动，收藏中国宋朝和清朝瓷器。

紫禁城图，明代朱邦画，安德森旧藏

中国藏品类别不断延展

到19世纪下半叶大英收藏的中国文物还大体限于作坊制作的陶瓷器、实用器皿这些直观、装饰性的文物，地域的遥远和文字的陌生限制了他们对中国文人书画的鉴赏，直到安德森教授William Anderson (1842-1900) 的收藏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安德森是一名解剖学教授和外科医生，1873-1880年期间作为随军医生到日本行医，认识了当地的知识分子，对文人圈里推崇的书画很有兴趣，开始收集，共有2千多幅中国和日本绘画。1881-82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安德森医生的收藏，并在1886年出版了他收藏的绘画图录。在200多幅绘画作品中，有114幅中国绘画，主要是明清传统文人山水花鸟绘画，最著名的是明代朱邦的紫禁城图，这是一幅彩色工笔大立轴， 近期装裱并参展“明朝：改变中国展览的50年(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exhibition)”。

继安德森之后，中国绘画第二次大规模进入大英博物馆是1910年购入145幅维格纳夫人 (Frau Olga-Julia Wegener ?-1938)藏画。维格纳夫人的丈夫维格纳博士是一名德国的东方地理学家，柏林地理学会秘书，她随同丈夫到东方旅行。去中国之前她曾经到伦敦学习，师从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 1869-1943)和亚瑟•墨里森 Arthur Morrison，这二人一位是诗人，一位是作家，又都是著名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维格纳夫人在中国居住了四年，具有美术眼光的她开始收集中国绘画，除明清传统山水花鸟画外还有一些精美的仕女、佛像人物画，包括后人仿元代趙孟頫、钱选，明陈洪绶、唐寅等画作。1910年大英博物馆以7500英镑购入她的大部分中国藏画，1913年她又将收藏的部分德国木刻版画赠送大英。 目前33号展厅正展出她一幅旧藏：瑤池仙剧图。

这期间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收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方印刷和绘画部的负责人劳伦斯•比尼恩。比尼恩天生艺术气质，早年在圣保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893-1933年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40年，将中国绘画增加到总数575幅。他20世纪初已经是英国名满天下的诗人，同时又对欧洲艺术特别是东方艺术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并通过写作和讲学促进英国公众对中国艺术的了解。不懂中文是深入理解中国艺术的一大障碍，所幸比尼恩认识了比他小20岁的语言天才亚瑟•伟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伟利1913年进入大英博物馆为比尼恩作助手，自学并精通汉语日语，协助比尼恩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做了大量编纂研究工作。伟利成为将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翻译成英文的一代大家，这是后话。

1903年初，比尼恩和当时印刷和绘画部负责人考尔文Colvin接待了一位曾在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服役的约翰逊上尉C. Johnson，对美术史一无所知的约翰逊带来一幅中国画，请博物馆看画轴上的玉扣装饰件。比尼恩和考尔文发现这是一幅珍贵古画，比尼恩后来给家人信中表达见到这幅中国古画的高兴，说既然这幅画来到了伦敦，如果博物馆不从这个“无知、愚蠢的军官手中买下它，那就太错误了。”约翰逊以25英镑将这幅题名为《女史箴图》的古画卖给博物馆。有说该画是约翰逊上尉从圆明园盗走，但火烧圆明园发生在1860年，约翰逊1900年才到中国，正值义和团时期。其家人说是被约翰逊上尉救下的一位贵妇所赠。无论何如，这幅娇弱的千年古卷居然从义和团与鸦片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幸存下来，实属奇迹。此图系名东晋顾恺之，为存世最早绢画，世界艺术瑰宝。

始于修铁路的“卡尔贝克辛迪加”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修建铁路。开工于1908年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浦口，中经沧县、德州、济南、泰安、兖州、临城、徐州、宿县、蚌埠、滁县等中原城镇。清政府交给英德两国公司承筑并派工程技术人员。这条先进交通线路的开发带来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其影响超出中国之外，就是对沿途古墓遗址的认识和发掘。于此同时，中国现代考古学由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等西方学者带入，20年代开展了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等田野考古项目。

年轻的瑞典铁道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 Orvar Karlbeck, 1879-1967)1906-1927年间来中国修建铁路。1908年驻扎淮庄时，他注意到铁路沿途挖掘出的墓葬品，开始了个人的研究收集，集中在商周汉墓的小件青铜器物。由于中国政局动荡，他1927年回瑞典。他的收藏和经历引起瑞典的中国古代文化爱好圈子的极大兴趣，圈内人士包括著名的东亚艺术考古鉴赏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和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馆长安特生。二人领头决定集资成立“卡尔贝克辛迪加”藏家合股公司，共20个收藏家股东，由卡尔贝克代理去中国实地考察搜集购买文物。1928年-1934年间，卡尔贝克三次回到中国，专程为博物馆、文化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收购文物。第一次“卡尔贝克辛迪加”成员只有瑞典收藏家和机构，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扩大包括了大英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个人有Charles Seligman和夫人Brenda, Oscar Raphael, Henry Oppenheim and George Eumorfopolous，每次旅行结束后都出版有成员内部的收藏图录，卡尔贝克记录了详细的藏品介绍，中国古董商提供的详细来源，欧洲买家名字。

清朝灭亡后有大量出自宫廷的文物在市场流通，出现了国际东方古董商张静江，C.T.Loo卢芹斋, 山中定次郎(1866-1936)等。这些在当时战乱不已的中国收集到的文物拿到欧洲展示以后，激起了西方新一波对中国古代艺术考古的热潮，也推动了文物市场价格的高涨。英国的中国文物收藏热从1920年代开始出现，公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古青铜、玉、织物、古陶器、唐三彩墓葬人物陶俑，这些需要相当历史和鉴赏知识的物品随之更多进入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官网显示购买自“卡尔贝克辛迪加”的中国文物有200多件，以早期青铜器为主。许多以个人名义参加“卡尔贝克辛迪加”的成员由此发展起对中国艺术考古的终身爱好，一些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重要支持者和捐赠人。

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 1863-1939)，银行家和企业家，早年收藏欧洲艺术，后集中收藏中国早期文物，“卡尔贝克辛迪加”股东。1921年发起东方陶瓷学会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简称OCS，由收藏家和鉴赏家组成，活跃至今) ，资助中国艺术展览和出版，成为名重一时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由于家里收藏的中国物品太多，他将自己伦敦市中心的排屋住宅从后花园扩建一块，开辟作私人博物馆。邻居维斯夫妇(Charles Vyse)是陶瓷艺术家，受他影响，尝试在陶艺中引入中国粗陶上釉技术。尤摩弗帕勒斯原打算将庞大的个人收藏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受30年代经济萧条的冲击，被迫以10万英镑的总价半卖半送给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有的则经他后人捐赠。大英来自尤摩弗帕勒斯的中国藏品达两千件以上，珍品颇丰，如著名的双羊头商代青铜尊。　

青铜双羊尊，约1200-1046 BC，南方青铜文化风格，1936年购自尤摩弗帕勒斯。33展厅。

奥斯卡•拉斐尔(Oscar Charles Raphael 1874 - 1941) 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收藏从少年开始，“卡尔贝克辛迪加”股东，一度担任东方陶瓷学会主席，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收藏家和鉴赏家，此外他还收藏古波斯艺术品和日本艺术品。他将东方藏品分别遗赠给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费兹威廉博物馆，这些收藏品被誉为具有极高的价值。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奥斯卡•拉斐尔旧藏约有400多件。

亨利•奥本海姆(Henry J. Oppenheim 1895-1959)，银行世家，“卡尔贝克辛迪加”股东，东方陶瓷学会永久会员。过世时，他将1919-1939年间在欧洲收集到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品全部遗赠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亨利•奥本海姆旧藏有500件以上。

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 1873–1940)，医生，民族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和同为民族学家的夫人布伦达(Brenda)从20年代开始研究并收集中国早期文物，同为“卡尔贝克辛迪加”股东，并遗嘱将二人藏品过世后分别赠送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塞利格曼夫妇获赠并购买共达4400件物品(其中2200幅照片)，中国文物有700多件。

资助与其它捐赠

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除“卡尔贝克辛迪加”外，还资助了几次全世界范围内的考古探险和发掘项目，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00-1916年间的斯坦因丝绸之路项目。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英国籍匈牙利人，著名考古学家，一生完成过三次中亚考古探险，81岁逝于第四次阿富汗考察途中。他1906-1908年第二次考察项目由大英博物馆出资40%，印度政府出资60%联合赞助，就在这次考察中他得知敦煌藏经洞，于1907、1914年两次分别用银子购得敦煌绘画文书等物，悉数带回伦敦，为便于整理和他自己研究著述之用。现在这些文物分别陈放于印度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拥有大约240幅敦煌莫高窟绘画。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斯坦因中国考古文物有1500多件。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蚕种西传木版画，引起西方极大关注。斯坦因认为该画表现的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中原公主出嫁西域时将蚕丝种偷偷藏于头冠，丝绸得以西传的故事。画面中间的高冠贵妇即公主，左边一侍女手指公主头冠，意指所藏蚕种。画面左下方显示一蓝蚕茧。

20世纪初去中国进行田野考察的英国汉学家当然不仅斯坦因。A D Brankston(1909-41)，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物和人类学部管理人，中国出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足迹到过北京、景德镇、印度、泰国、柬埔寨，并出版了景德镇瓷器考察著作。他没有斯坦因的运气，1941年“二战”中出使香港时死于突发伤寒，年仅31岁。他在生前已将自己收藏的大部分中国瓷器捐赠大英博物馆。去世后他家人又捐赠了他的八件藏品。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 A D Brankston中国文物旧藏有90余件。

大英博物馆热衷收集中国艺术，得益于馆内众多东方学者和艺术史家的积极倡导，除前面提到的比尼恩 L.Binyon和Brankston外，还有：R.Soame Jenyns (1904-76)，英国贵族，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东方陶瓷艺术史家，生前将所收集的中国瓷器等文物捐赠大英博物馆，过世后家人将其中国和日本瓷器永久借展剑桥大学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 R.Soame Jenyns中国文物旧藏有40件左右。

艾惕思爵士John Addis (1914-1983)其父亲Charles Addis为汇丰银行行长和英国驻中国外交官。艾惕思爵士1972-74年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并担任大英博物馆理事/受托人。生前几次捐赠中国瓷器，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艾惕思捐赠遗赠中国文物有300多件。

巴兹尔•格雷(Basil Gray 1904-88)，杰出的亚洲和伊斯兰艺术史家，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东方陶瓷学会会长，出版多部中国陶瓷艺术研究专著，组织中国陶瓷展览，社会影响极大。他将自己的收藏品捐赠大英博物馆，以伊斯兰艺术为主，内有少量中国文物。

热爱亚洲艺术的社会慈善家对丰富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起了极大作用。

布鲁克•塞维尔 Percy Thomas Brooke Sewell (1878-1958), 挪威银行家，热爱印度和东方艺术，希望艺术品能够陈列在博物馆以得到世人更好的观赏。他通过捐款和遗赠建立了总价值百万英镑的两项基金，专用于东方古物部购买文物。重要的西周鼎康侯簋，就是博物馆1977年用布鲁克•塞维尔基金从 Bluett & Sons拍卖行购得。目前33号展厅陈列多件塞维尔捐赠及基金购买文物，如有：陈风图，宋马和之画;塞维尔藏品有900多件。

Patrick J Donnelly(-1978)，杰出的工程师，在印度工作期间产生对亚洲艺术的爱好，集中收集德化瓷器。尽管他的藏品遭到过两次盗窃，他去世时仍有600多件精美瓷器遗赠大英博物馆。　

隋代大理石阿弥陀佛立像,卢芹斋赠

卢芹斋 C.T.Loo(-1951) ，20世纪上叶将中国文物贩卖到欧美的中国古董商。安放大英博物馆北楼大阶梯的隋代大理石阿弥陀佛立像，为卢芹斋用以参展1935-36年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后，通过中华民国政府捐赠大英博物馆。此外他还捐赠过几件上古文物。

沃尔特•塞奇威克夫人(Mrs Walter Sedgwick 1883-1967)，她丈夫是一位律师，对东方艺术不感兴趣，因此她建立起自己独立的中国文物收藏。她出生于英国的建筑师世家，祖父 A.E. Street建造了伦敦斯特兰德大街的法庭建筑，侄女罗森教授(Jessica Rawson)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考古学家，现任牛津大学副校长。据说塞奇威克夫人挑选藏品品味独特，一定要称心如意才购进。与其他慈善家遗赠不同，她生前不断将精心收集的藏品慷慨赠送大英、剑桥等各大博物馆，“二战”后仍然不断购买和收藏，直到1967年去世。大英博物馆记录在线的塞奇威克夫人旧藏有50件左右，以上中古艺术品居多，相当精美。

“二战”以后，大英博物馆捐赠和购买共驾并行的收藏方针仍然沿用至今。书画近年比较重要的收藏有：1998年用塞维尔基金购得1321年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绢画，现展33号中国展厅;2010年艺术基金加塞维尔基金购得南宋陈居中《骏马猎鹰图》;最近2017年购得《1965年国庆节北京妇女游行队伍图卷》，佚名画。

此外，大英博物馆还与中国学术机构进行考古藏品交换，如中国陶器藏品中最古老最完整的小口尖底瓶，出土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1959年交换自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交换文物还有一些新石器时期的陶片和石器。

大英博物馆注重收藏当代社会田野考察物品，如2017年购买了六件当代中国艺术家的玉雕，以庆祝何鸿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 1930-)中国展厅装修后重新开馆，现展33号中国展厅和33b中国玉器展厅。出生于上海的香港富商何鸿卿爵士热爱收藏古玩，是大英博物馆当代最重要的捐赠人。2009年，在何鸿卿爵士瓷器中心的资助下，原藏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供学者学生研究之用的的大维德爵士1700件中国陶瓷收藏，迁入大英博物馆第95号展厅长期展出，供公众观览。

帝国有兴衰，财富有聚散。正是那些有远见之士，趁自身财力鼎盛之际，孜孜不倦收集维护，才有如今大英博物馆的盛况。

注：本文特别感谢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的陆于平博士(中国书画及版画负责人)和陈谊博士(古代中国研究负责人）。（作者 赵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