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以藏养藏 更以藏治学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祖籍浙江上虞，晚号贞松老人、松翁，是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堪称山海之富，其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书。

　　天纵之才，满清遗老

　　罗振玉出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后迁居浙江上虞原籍。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

　　罗振玉少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家无藏书，读的书都是借来的，但其天质甚高，7岁时便能质疑师说。他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自15岁始，喜好印玺；16岁治金石之学，中秀才；18岁开始搜集古器；19岁，其《存拙斋札疏》便刊板印行。德清大儒俞樾著《茶香室笔记》，曾引《札疏》之语；而汪士铎在《存拙斋札疏跋》中称其“考证极多精核”，“确然不刊，古人复生亦无以易其说”。正因得俞樾、汪士铎等之推重，所以《存拙斋札疏》渐为人知，而罗振玉也得以声名渐起。

　　1890~1895年，罗振玉一直在乡间当私塾教师。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黻（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此时，罗振玉积累了一笔财富，不但还清了祖上积欠的债务，还有了可观的赢余。他着手收购江浙沪一带藏书家后裔出售的古籍、字画，得到不少珍本善本。

　　1900年秋，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逃亡日本。他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1919年春回国定居天津，后参与制造伪满洲国活动，并于1928年迁居旅顺，1940年病逝。

　　以藏养藏，更以藏治学

　　终其一生，除进行政治活动外，罗振玉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逛书肆，进古玩店，结交收藏家。他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他从来不置田产，始终不遗余力地搜购有价值的古籍、金石、碑刻、青铜器、古印玺等，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他从官所获俸禄不多，收藏印书的巨额钱财也主要是通过经营古董、刊印图书（详见后文）等得来的。

　　在收藏上，罗振玉掘到的第一桶金是广东盐商孔广陶的“岳雪楼”藏书。“岳雪楼”名冠南粤大地，所藏之书以皇家刻本、名人校抄本为特色，其中有许多宋元版本书。1903年罗振玉应邀赴粤考察教育，得知孔家经济困难，在出售藏书，于是倾囊选购了其中的一批精品，不久转手出让一部分，获得一大笔钱财。

　　清末社会动荡，一些达官贵人的后代变卖祖上留下的珍宝，宫廷中的官员、太监把皇宫珍宝偷出来倒卖。罗振玉自1905年到1911年在学部任职，一有空就去琉璃厂等地寻觅，获得了一大批古籍、字画和档案，这些都构成了他收藏和经营的基础。

　　在学术上，罗振玉曾说：“自问平生文字之福，远过前人，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这虽是自溢之言，却也勾勒出了他在学术和收藏上的主要成就。

　　甲骨文研究奠基者

　　1899年，甲骨文被学者王懿荣发现。1901年，罗振玉在友人家第一次看到甲骨时，深感震惊，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甲骨文的价值，叹道“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相异，故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泄共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见《殷墟书契前篇》序）。

　　于是，在他的怂恿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罗为之作序。应该说，自罗振玉1901年见到甲骨文，便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搜集和传播。尤其1907年他进入清朝学部后，有机会更多的接触甲骨文拓本，不断地寻绎其义。

　　为了更多地掌握甲骨文的第一手材料，当他发现并确定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晚期都城）附近后，便立即派其弟罗振常去收集甲骨，后来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察，先后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

　　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罗振玉先后编订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篇》、《殷墟书契后篇》、《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馀》等，并撰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划时代的著作，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学科基础。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之首。（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

　　罗振玉是自王懿荣、刘鹗之后收集时间最长而且所获最多的甲骨收藏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所藏甲骨已分散各处，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附录作了介绍：“罗氏所有甲骨，当他在日本时，曾有一部分流散出去。其他大部分存在大连，也有售出的。今据所知，约略记其今存的部分如下：北京图书馆462片，山东文管会1309片，北京大学购自罗福颐200片，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28片，东京帝国大学15片，故宫博物院一小盒，东北博物馆菁华大骨之一，北京历史博物馆菁华大骨之一，考古研究所菁华大骨之二，又另一大骨。罗氏所印《前、后》、《菁》三书，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甲骨，此三书共著录3400片，其中有二千多片是他自己的，大约皆在国内，至于经他售出的小片，因未曾著录，无从查考”。（见该书651页）

　　此外，罗振玉还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

　　两度抢救保护内阁大库档案

　　在保护文物方面，罗振玉出力最大的是保护内阁大库档案。

　　内阁大库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存放着此前数代的档案书籍。1909年，罗振玉在学部任职时，一天，学部尚书荣庆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吃饭，罗振玉作陪。罗振玉听说要焚毁档案，就请求将档案转移到学部，以便将来存放在图书馆中。张之洞同意后，派员办理，并让罗振玉协助。

　　罗振玉看到整理人员只将书籍拣选出来，其他公文奏折却准备焚毁，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于是请示张之洞，因为已经奏准焚毁，张之洞只能让罗振玉将这些史料秘密运回学部。

　　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存的经费时，财务人员认为，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就得五六千个。为了节省经费，他们决定使用装米的旧麻袋，这批史料整整装了八千麻袋。后来新任学部尚书不同意将档案存放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将这批史料存放在了国子监的敬一亭中。

　　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八千麻袋约15万斤的档案，以银洋4000元售给北京同懋增纸店作重造纸张的原料。1922年2月，罗振玉在市上见到纸店出售的部分档案，以1.2万元买回，雇人进行检理，发现不少秘稿史册，罗遂择其珍件加以汇刊编印《史料丛刊初编》10册。

　　1924年，罗将大部分档案以1.6万元转卖给另一清朝遗老李盛铎，并对李氏立有约定：不得转售给异国人。李盛铎挑选了档案中一些珍异史料，将其中的6万余件献给了伪满皇帝溥仪，其余部分以1.8万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罗振玉陆续又从京津处收购了一部分档案，并带到旅顺安排整理，这部分资料大部分由罗振玉捐给“国立奉天博物馆”，一小部分现由旅顺博物馆收藏。

　　力主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

　　自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敦煌文献分别于1907年、1908年经过了劫掠，但是，此时的中国的学术界对此还一无所知。1909年，英国人伯希和到北京购买汉籍。伯希和将随身携带的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敦煌碑赞合集》等出示给中国学者，目的是讨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于苏州胡同，对发现敦煌藏经洞一事大为震惊，他对伯希和的十几种敦煌写本进行了拍照，伯希和同意回国后把其他敦煌写本的胶卷寄来，同时告诉罗振玉，敦煌石室至少还有八千件卷轴。

　　罗振玉回到学部后，亲自拟好了电文，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让他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3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了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

　　开创西陲简册的研究

　　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一带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期木简，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众多的汉简。斯坦因回国后，将这些文字材料交给了法兰西学院的沙畹教授进行研究。

　　罗振玉得知此事后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1913年，沙畹将研究结果寄给了当时在日本的罗振玉，罗振玉、王国维反复阅读后，决定重新进行分类考订，至1914年，两人合作编成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三建大云书库

　　罗振玉1928年迁居旅顺之后，也带去了他的全部藏书，由于书多无处存放，便向当局申请买地建筑书库，于是在旅顺洞庭街修建了颇负盛名的大云书库。

　　据王国维《库书楼记》一文介绍，大云书库始建于日本，因藏有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而得名，从日本回国后，将大云书库藏书搬到天津，最后移到旅顺。大云书库藏有罗氏父子数十年搜集的典籍、档案等珍贵史料约30多万册，以及甲骨文、字画、陶器等文物数千件。

　　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旅顺，罗公馆和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书库内的藏书和文物遭到哄抢，损失一多半。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十分痛心，立即电令东北局和旅大地委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抢救。旅大地委组织学生把剩余的图书资料装了6000麻袋，并请人整理，辽宁省图书馆得到善本16010册、罗家刊印书4万余册，大连图书馆获得13万余册及一批金石拓片等。

　　倾力刊印图书传播中国传统文献

　　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1928年，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跋中曰：“不侫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鸠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故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以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虽然罗氏在刊布古文献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从未中断，成绩惊人。

　　据1934年（甲戌）编《贞松堂校刊书目题解》著录，罗振玉刊布的各种书籍已达282种之多，其中即有其校勘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单本著作，也有《玉简斋丛书》这样卷帙较大的丛刊。在刊印古籍中，罗振玉注重的是流散在外而国内罕见的珍籍。1911罗振玉侨居日本后，至1918年归国前，是他刊印古籍收获最大的时期。

　　一是刊印敦煌遗书。自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与法国学者伯希和会面后，便请求伯希和将劫掠走的我国敦煌遗书照片十余种寄来，经整理后刊印。到日本后，他们在搜集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刊印，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这些图书的出版，为中国敦煌学奠定了基础。

　　二是在日本刊布发现的古本珍籍。如1916年影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现的《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影印在日本发现的《古写本史记残卷》、《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等，罗氏所印不少古写本在中土已经失传。

　　三是刊印自存或收集到的甲骨金石拓本。如《殷墟书契前编》（1912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及《古镜图录》、《邺下冢墓遗文》、《殷墟古器物图录》等。

　　四是自著的刊印，如《殷墟书契考释》、《石鼓文考释》、《高昌麴氏谱系》、《万年少（寿祺）年谱》等。

　　在他70多年的历程中，罗振玉著述达一百八十九种，校刊书籍六百多种，收藏的图书资料有三十多万册。对于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之流传与研究功不可没。

　　对于罗振玉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传播上的贡献，古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文中称赞道：“在中国社会里，从来喜欢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系统的研究工作，卓然有所发明，即使兼有数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人财力印布书籍，留待后人整理。罗氏一生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工夫，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功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播者。”

　　是是非非留于后人评说

　　说起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正如说起王国维也就不能不提罗振玉一样，两人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璀璨的双子星座，他们三十余年亦师亦友并结为亲家却最后决然断交的故事，无论何时何地说起来总会令人唏嘘不已。罗振玉之于王国维，是赞助者，是导师，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王国维之于罗振玉，是大才子，是好兄弟，亦是紧密的合作伙伴。在王国维投湖自尽之后，罗振玉即刻赴京为其料理后事，事后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这也算是对他们两位国学大师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的最好的注脚了。（鉴于有关文章书籍颇多，本文便不再赘述）

　　罗振玉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但正如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言：“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言，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

　　无论如何，罗振玉集甲骨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农学家、出版家、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历史档案学家、书法家及书法史家于一身，是一位不折不扣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

　　参考资料：

　　方　翔  罗振玉《大饮则大盈》

　　林存阳　李文昌《罗振玉先生与清代学术》

　　王泽强《罗振玉后人讲述罗门家事》

　　凌凤《罗振玉与旅顺博物馆》

　　赵墨《罗振玉书学观及其收藏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