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永年先生开始收藏版刻书，还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那时黄先生还是一位初中学生。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黄先生15岁，开始购藏版刻书籍。先生自述：“抗战爆发，逃难到江阴利港镇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微平静，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开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黄先生的版本学是自学成才的。但是对于学术技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生而知之。古籍版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就说：“同一书名同一刻本同一纸张而尚有印本先后纸张宽狭诸分别，价值即随之差异。”董运来学长讲黄先生的版本学由鉴定、考据、见闻等组成。黄先生藏书早年得力于这样几本藏书掌故著述。一是黄先生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二十岁时在常州买到由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编》，民国三十二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谈买书掌故的书，黄先生从这里知道了不少藏书掌故。二是黄先生买到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周越然《书书书》及新民印书馆初版的周作人《书房一角》。黄先生后来购藏鲁九皋《山木居士集》四大册旧抄本，就是周越然载于是书的旧藏。黄先生搜求郝懿行《尔雅义疏》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删节本则缘起于《书房一角》。三是黄先生这一时期读过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有不少购书及拓片的掌故。黄先生旧诗中就有“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竟题语(1945年11月22日)”：“碑版搜成语石业，奇编写广藏书诗。儒生面目依然在，度陇归来真堪师。”此书广见闻，黄先生购书及拓片多受此书影响。

　　黄先生20岁时买到的《蠹鱼编》，从中知道不少藏书掌故

　　【学者黄永年】

　　黄先生1944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分历史系读书。结识了龙榆生先生及吕贞白先生。龙榆生先生是词学大师，对于词学著作版本有很深的造诣。吕贞白先生是学者、诗人，精于版本，尤其精于清代精刻精较本的鉴别及收藏，有志于为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作版本补注。黄先生注重清代精刻本收藏很大程度上受到吕先生启发。黄先生哲嗣黄寿成师兄曾这样总结说：“先父喜收藏清代精校精刻本，这是学者读书人藏书的路子，和藏书家不是一个路子。”

　　南京时期黄先生书缘不浅，曾在南京保文堂以影印本价格购得徐均字晓霞旧藏原本《两汉金石记》，并请龙榆生题诗。龙先生《题黄永年藏两汉金石记》：“苏斋此学古无俦，想见银灯细校雠。珍本流传谁护惜，吴门戈与贵池刘。”“摩挲合遣有涯生，回首承平一怆情。犹喜汉唐文物在，宵深疑听忽雷鸣。”吴门戈指书上钤有戈襄、戈载的印记，贵池刘则此书复自杨氏归于刘世珩玉海堂，而刘乃安徽贵池人，所藏尤以唐人乐器大小双忽雷著称。

　　民国三十四年已酉(1945)8月8日日本投降。《龙榆生年谱》7月24日龙先生致弟子张寿平函欲散书：“现拟将箧中藏书售去，以免他时化为劫灰。惟生平性命所托，亦颇多可爱之本，思得其人而授之。念足下与永年皆爱书成癖者，可否相约屑来，各就所爱分去，半卖半送。书得其主，我亦心安。异时相见有缘，犹可向君家借读耳。”黄先生藏书中词籍多忍寒故籍渊源于此。

　　黄先生藏《白氏长庆集》书影及题跋手迹

　　黄先生最早关于版本的论文，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有这样两篇。1948年黄先生发表《论宋版书优劣》，指出并非凡宋版书均为校勘精良的善本。这是先生关于版本学的早期文字之一。后来被先生概括为“宋代小学生书包里都是宋板书。”后来有人读到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版本部分，看见这么一句：“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夜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出典就在这篇短短的《论宋版书优劣》。

　　同一年黄先生又发表《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题识》一文，考证“程婉俊”及“蘅塘退士”事迹。当中可见黄先生青年时已具有精鉴版本学养及能力，并能在文字中讲故事一般地娓娓道来。

　　顾颉刚先生是当代中国史学大师，开创的古史辨学派尤负盛名。黄先生1947年入顾颉刚先生门下执弟子礼。《顾颉刚日记》1951年1月13号星期六(十二月初六)：“为永年题其所得钞本《东莱文集》。”2月，顾颉刚、顾廷龙先后为先生新得孙毓修小绿天景宋椠宋宾王钞本《吴都文萃》撰写题跋。

　　【与上海图书馆竞争】

　　黄先生这一时期在苏州、上海古旧书店见到大量自旧家流出的古籍善本。但由于当时供给制，囊中羞涩，只能选购一二册以为今后著述之用。如黄先生在上海修文堂遇见《资治通鉴》南宋建阳刻本三四十册，与铁琴铜剑楼原藏为同一部书，先生当时是供给制，买不起，只买了一册做样子，付了两元。先生亦有撰述版本学之志向。又如黄先生在上海复兴中路春秋书店遇到一堆经折装大约30来册，审是南宋至元初在苏州刊刻的碛砂藏，店主不懂，随便开价每册三角，只挑了三册首尾齐全的。其中一册厚些的是《波罗提木叉僧祇戒本》;一册是《佛说求欲经》等三经同卷，因为字体厚重好看;一册《佛说分别布施经》，卷尾有元时僧人手书“喜长老住持寿峰禅寺时分置佛经来，大德七年九月日谨题”两行。(按：黄先生曾在版本学课堂上展示原书)。再如黄先生在苏州瀚海书店遇到一堆元刻浙本《晋书》，傅增湘曾藏两卷，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薄棉纸印，赵体字特别美观。无奈手头仍紧，只在《载记》中挑了一册中苻氏四卷齐全的，付了五角钱。

　　黄先生1952年供给制转为薪给制，开始有余钱买书，后来曾得意地说，“我当时只有86圆的工资，但是敢于与上海图书馆竞争。”黄先生同年秋在上海诵清阁购得傅增湘旧藏明隆庆白棉纸活字本《太平广记》，其源亦出于谈恺刻本。龙榆生为之题诗：“巨编活字几流传，弹指今垂四百年，不负藏园珍重义，归来堂上袅茶烟。”先生为此请吴朴堂篆刻“广记盦”白文印一方以示纪念。不久，黄先生购得徐乃昌积学斋宋仙溪傅幹残耖本《注坡词》。

　　黄先生藏明嘉靖闻人诠刻《旧唐书》

　　黄先生这一时期购藏古籍珍本越来越多。如购得殿版原刻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并由顾廷龙转借张元济读阅。黄先生又在上海买到珍贵的太平天国史料《盾鼻随闻录》咸丰六年原刊本，并撰写《记咸丰原刻本<盾鼻随闻录>》一文约五千字。黄先生还从小绿天旧藏中购得高丽刊本《桂苑笔耕集》，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用底本，所用朝鲜皮纸在灯下泛着丝绸般的关泽，并有顾颉刚先生题字;黄先生又从小绿天旧藏中购得明内府洪武原刊本《孟子节文》，是研究朱元璋思想的第一手史料。黄先生还在上海购得保蕴楼钞本《吴梅村诗集》，潘景郑为题长跋。黄先生在沪购得《吴梅村诗集》，为乾隆间太仓程穆衡笺注之稿本，欢喜之余，又送请潘景郑先生阅并题跋。潘先生跋约六百余字，末后有云：“黄君英年多闻，明辨典籍源流，郑重见示斯稿，属系数语，聊以报命。”此书1983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由字体到纸张的古籍鉴别】

　　黄先生1957年蒙错划右派之灾，购藏古籍善本此等雅事自然一并搁置。黄先生1961年摘帽，1963年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重理唐史旧业。期间虽也有购藏清康熙写刻本《西昆酬唱集》之赏心乐事，但其购藏古籍版刻高峰毕竟已逝。1979年调到陕西师范大学，重登讲坛并带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出任古籍所所长;晚年虽然也有购得龚自珍诗集最早写刻单行孤本《破戒草》及清修綆山房所刻保留元刻旧式的《宣和遗事》之幸事。但黄先生藏书的规模还是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奠定的。

　　黄先生为人低调，总说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什么藏书家。而且先生爱惜古籍版刻，生平所为题跋都不愿题写在书册上，而是写在另纸夹入书中的。平时也不轻易将古籍版刻示人，但对于随他受业的学生，不仅允许他们观赏，甚至有时还可允许复印。1986年元月17日弟子某记录：“黄先生在看书时，强调不要腑得太低，以免口水流到书上;强调不要乱翻，以免弄出新摺子;强调不要带钢笔、圆珠笔，以免弄脏书页;强调不要宣扬，说他不是藏书家，而是读书人，爱书而已。此次观书，系先生所藏一部分，其精华所在，多未闻之，惟望他日有缘观之，以一饱眼福。此前，黄先生曾带南宋至元初在苏州所印碛沙藏数册来版本学课堂上给同学观赏，黄麻纸，经折装。后来碑刻学课堂上也曾带自藏拓片及册页给同学开眼，惜未留下笔录。”

　　黄先生藏周绍良先生赠书《唐摭言》抄本

　　黄先生晚年总结其毕生搜集版刻古籍的经验、见闻、写成《古籍版本学》一书。先生曾详举版刻书的字体及地域特点来探讨其中的规律。但又不得不承认版刻中纸张鉴别是自己的弱项，因为手工制纸时代，一批纸数量有限，很难有规律可寻。上世纪70年代吕宗力先生曾在上海书店随嘉业堂理书者周子美先生学习版刻鉴别。吕先生曾说，周先生首先让他入库房仔细观摩宋版书的纸张的质地，又叫他反复嗅宋版书的墨香。原来讲究的宋版书不仅纸质坚韧，而且刷印时使用的墨参配了名贵的香料，故历千百年而不坏。由此可见版刻鉴别之难，不接触原物很难学习。宿白先生曾问学于向达及赵万里先生，后来帮助编写《中国版刻图录》，又在此基础写成《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黄先生自言，曾经眼南京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又云宋版书鉴别之难如杭州大学善本书目卷首图录第一页所谓宋本竟然是清代通志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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