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作伪的类型与辨别方法

    藏书印作伪

　　藏书印作伪是古籍作伪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一则掩盖作伪的痕迹，再则也可误导购书者对版本作出错误判断。伪钤藏书印始于明代并于明嘉靖后泛滥天下。有藏书家不能明辨真伪而上当受骗，但也有慧眼识真金者辨别出诸多伪印。自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初、续编记录伪印开始，一直以来被文献学家所关注。自21世纪始，藏书印研究渐成气候，理论研究的论文陆续发表，关于藏书印的图片资料也出版多部专著，但关于藏书印作伪却未作专门论述。这是藏书印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方面，也是藏书文化的组成部分。

　　藏书印作伪的原因

　　藏书印作伪即伪造名家藏书印骗人，以达到自己某种目的，主要是射利，间或为虚名。射利者多为书贾（估），为虚名者是少数藏书家。明代王世贞《弁州四部稿》中的《艺苑卮言》一文提到明代著名藏书家丰坊就有此好，他“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又为人撰定法书，以真易赝”，种种不光彩之事，“不可穷诘”。通过在书籍上钤盖藏书印的方式来达到版本作伪的目的。古籍版本作伪的原因也即藏书印作伪的原因，细究起来，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善本古籍的流传日渐稀少和藏家的大力争购之间的矛盾，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藏书印作伪也相伴盛行。

　　藏书印作伪不仅损害读者的经济利益，还可能误导读者，十分恶劣。但细究根源，是什么让书估的这种恶劣行径得逞，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下去呢？正是部分藏书家偏嗜宋元旧刻的习惯及迷信名人批校的不良风气。虽说他们的初衷是想获取内容讹误最少的文献，却不是人人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当时信息的交流更是不畅通，使得书商屡屡得手，暴利刺激出书估的猖狂。明代中后期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毛晋就是典型代表，当时曾有歌谣传：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曹溶序绛云楼书目，也曾指钱氏“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后来黄荛圃名其藏书楼日“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吴槎客有“千元十驾”，另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版本自夸。到了清中晚期，这种情形更是变本加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谈到清末光绪年间宋版书的行情时说：“至近时，宋版书本日希见，以吾见闻所及，张南皮以三百金购宋板《诗经朱子集传》，徐梧生以三百金购北宋本《周易正义》，道州何氏所藏。此在光绪甲乙间事。年来北京拳乱以后，旧本愈稀。故家所藏，颇罹兵劫。犹闻京师书估以五百金售宋人李璧《雁湖集》，醴陵文氏所藏，海内孤本也。贵池刘某以番饼四百圆得汲古旧藏宋本《孔子家语》，县人袁思亮以三千金购宋牧仲、翁潭溪所校残宋本《施注苏诗》”。

　　因着藏书家的这种嗜旧心理，书贾自然设法迎合。没有旧本的伪装旧本，不全的旧本凑成全本，较好的本子更要锦上添花，所以名家印鉴多多准备，想盖哪个用哪个。沈津曾于博客中撰文称：“解放前，苏州专门经营古旧书的文学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经堂朱遂翔等都是专门伪造名人藏书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数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顾广圻、莫友芝等等应有尽有，想用谁的就顺手钤上。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陈乃乾先生也回忆说，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的陈立炎，亦伪刻藏书家卢文佋抱经楼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旧棉纸传抄各书，并将假印钤上”。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

　　伪印的类型、例证

　　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都是因为当时藏书家争抢存世不多的珍本善本稀见之本，书贾投其所好，因此伪印多为下面四种类型：真印钤在伪本上；伪官府藏书印；伪著名私人藏书家印；伪知名校勘学家印。这几种类型有个共同特点，即无论真印假印，书上的印记皆为印章用手捺按上去的。仿造印面所篆之印，可以从刀法上辩认。但有一种藏书印作伪方法，更易让人上当，那就是用笔直接沾上印油模仿真印描在纸上，几可乱真。敖垄所撰《藏书印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一文就记载了天津书贾笔描藏书印的经过。“其所伪造的藏书印记，不象一般作伪者是篆伪印盖在书上，往往在刀法上留下蛛丝马迹；而是用描红的办法，用儿狼毫笔一点点把印描到赝品上，可以说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周叔瞍买后发现藏书印油色异常、分布均匀，不似捺印。经过多方面访查，才揭穿了这一精心伪造的骗局。

　　还有一种明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刻本《荀子》二十卷，佚名用朱墨二色过录清惠栋的题跋和校字后，在卷二十末尾惠栋题款下则用墨笔描了一方“惠栋”的印章，以期冒充惠栋批校本。

　　用笔描摹假藏书印这种作伪手法见于文字记载较少，更多的还是下文所述几种藏书印作伪方式。

　　第一种为后人盗用前朝或者早期名人真藏书印。

　　有的书贾系转辗从他处得到藏书家原印，如文禄堂主人王捂卿先生曾得江阴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章全份。有的藏书家的后人在卖书的时候连藏书印也一起卖给了书贾。如文奎堂所印的《燕京岁时记》一书中，好多套钤印有天津张氏的藏书印，显然是张氏藏书印已经在文奎堂手里，想盖就盖。

　　有的将藏书家钤印在别处的印章剪贴过来，伪装此本经名家收藏或者提前此本的刻印年代。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陆宣公文集》，其抄配的首叶目录题下有三方朱印：“颍川镏考功藏书印”、“体”、“忍”。不用费力，即可看出是贴补上去的。也就是说，将别纸上已经钤有这几方印章的纸剪下，贴于首叶。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此本抄配部分为清初以前所为的错误认识，从而提高其版本价值。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川渎异同》抄本，卷端有清代著名藏书家陆炬的两方印，一日“梅谷”，一日“陆絙子章之印”。二印皆为从别纸割裂，补贴此书中。原印所钤之处，纸张泛黄，更显老旧，与此书纸色不符。

　　第二种是伪造著名官府藏书机构的藏书印。

　　最常见当属“翰林院印”。因为四库进呈本上必于书中首页上部正中钤上此印，再于封面加盖进呈木记。后来有些书重新装订，封面木记没有保留下来，所以“翰林院印”成为判断一书是否为四库进呈本的唯一依据。因为其价值珍贵，收藏家重视四库底本，“翰林院印”被书估仿制，企图鱼目混珠。

　　真的“翰林院印”为左满文右汉文的朱文关防大印，钤盖位置有定制，为每书首页正中上方。其形制《清史稿》卷一百四“舆服三”中有明确记载：“乾隆十三年九月，改镌御宝，始用清篆文，左为清篆，右为汉篆。……翰林院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

　　据考证，翰林院关防的大小应为边长10.35厘米的正方形。目前已经发现数种书中所钤“翰林院印”为伪造之印。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中，有两部书中所钤“翰林院印”为书商作伪。其一为《李元宾文编》五卷，本应为清末或更晚抄本，伪钤“翰林院印”后收录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被判定为明抄本，时间提早了三四百年。其二为明抄本《枝山野记》四卷，书上钤有“子晋”、“凝晖堂”、“庸庵”等名家藏书印，曾经毛晋、史树骏、俞钰、薛福成诸家递藏。首叶钤有伪造的“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书中不避清讳，称“皇明”、“我明”，蓝格棉纸及字体风格确是明抄无疑。此本已很珍贵，但《枝山野记》抄本存世较多，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明抄本就有6种。《四库采进书目》记载有两江进呈本，四库存目中子部收录一种“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可知进呈本只有两种，无疑优于普通明抄本，因此书贾加盖仿制的“翰林院印”于此抄本，借此抬高身价。查《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华夷译语》一卷，清抄本。此书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此书并无进呈本，且风貌不似清代中期抄本。“翰林院印”尺寸为10.9厘米见方，印色浅暗，印文不甚清晰，是又一例作伪以充四库进呈本者。

　　无独有偶，任职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也发现两种书中所钤“翰林院印”为伪印，并对比真伪之印的尺寸，结论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刘蔷相同。他曾见上海图书馆藏《鲁诗世学》四卷，明丰坊撰，清抄本，四册。此书钤有“商邱宋筠兰挥氏”、“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鲁诗世学计书四本”木记（内“七”、“鲁诗世学”、“四”字皆朱笔手写），三印均伪。他还发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几部善本书钤有“翰林院”大方印，分别为明嘉靖刻本《针炙问对》、明嘉靖刻本《袖珍小儿方》、明万历八年扬州知府虞德烨刻本《墨池编》及明成化刻本《事物纪原集类》四种。四书卷内钤印“翰林院印”有真有假，其中《墨池编》的钤印系伪造，其余三种乃真印。他以《袖珍小儿方》和《墨池编》两书之印相较，真印长宽各为10.3厘米，伪印则长10.8厘米、宽10.7厘米。真翰林院印印色自然，伪印印色偏暗红，印文细处亦有异，且翻刻之印笔画线条较真印为粗。

　　还有“文渊阁宝”也常见伪印。有一部明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全书十卷，明刻本，残存二卷。书贾先剜去原书序中有关记载卷数的文字，再将卷二剜改为卷上，卷一就势改为卷下，书口也进行了同样的剜改。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这是为了改起来方便，卷二只要改动上面的一笔，卷一无须乎剜改，只在“一”下添两笔就行了。这样一剜改，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残本，就变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于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处钤了“文渊阁宝”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全书无疑。

　　再如明代皇家藏书印“广运之宝”也是书估较为青睐的、喜欢伪造的一方藏书印。书估曾将一明刻本《文献通考》中的“嘉靖”二字挖改为“嘉定”，以充宋椠，并在书中钤上“广运之宝”，但印文不似内府之玺，作伪之迹甚明。《天禄琳琅书目》卷八“文献通考”条下：“此亦前版，而书贾将嘉靖‘靖’字割去，补书‘定’字，亦充宋椠。且所钤‘广运之宝’篆笔莆弱，亦非明时内府原玺，不足采录。”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嘉靖刻本《资治通鉴纲目集说》，卷端即钤有“广运之宝”大方印。印泥颜色暗淡，篆法呆板，显见假冒。与真的“广运之宝”放在一起对比，高下立判。

　　皇家内府的藏书印被伪造的不只明代，宋徽宗“政和”印，也有仿作，只是篆法粗俗，行家一眼即可识破乃书贾作伪。《天禄琳琅书目》卷六“梦溪笔谈’，条下：“又有宋徽宗‘政和’二字，宝篆粗俗，系书贾伪作，不足载入。”

　　清代皇宫藏书机构“天禄琳琅”的诸印也可找到伪印。明嘉靖刻本《艺文类聚》，书估抽去翻刻诸序跋后，又伪造天禄琳琅的“宋本”图章钤之卷端，试图冒充宋本。恰好这个本子校刻颇精，平常人不仔细看，很容易认作真宋本。

　　过去北京琉璃厂的旧书铺里，几乎家家都有伪造的藏书印，“便连内府‘御览之宝’，也一样能够作伪”。明杨九经刻本《新镌郑孩如先生精选战国策旁训便读》一书，伪钤“乾隆御览之宝”之印，充作清宫内府藏书。还有一部《尚书注疏》二十卷，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书估从另一部书上剜下一块“至正辛卯孟夏德星书堂重刊”的牌记，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贴在这部书的卷一末尾，还在卷端题上钤了“乾隆御览之宝”的圆印。这部书的封面用鹅黄色的乾隆腊笺，墨书“元版书径”题签和“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臣嵇璜恭进”一行，好象这本书不仅是元刻本，而且还是进呈本。不过这块牌记加得很拙劣。牌记的墨围是书估用笔加上去的，用来掩盖其贴补的痕迹，只要稍微仔细辨认，还是不难识破的。一般来说，清高宗喜于所阅书首钤盖套印，以示风雅，甚少单钤“乾隆御览之宝”一印。且能上他的案头的图书，自非普通坊刻诸如此类士子日常读物可比拟，要么版本精审，要么内容有助治国。碰到这种大有来头的藏书印，只要稍作推敲，自能明白真伪。

　　明崇帧刻本《历代名臣奏议》，明杨士奇辑。书估将书名剜改为《历代大儒奏议》，伪题“无锡邵宝撰”，在书名剜改处钤了“南宋翰林院印”的方印‘，引。南宋翰林院印纯属子虚乌有。《杜氏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多，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书估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邵宝国贤撰”木记，序文也作剜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成了罕见的奇书了。邵宝为明成化二十四年（1484）进士，上述两例一说邵氏任职南宋，一说他所撰之书为南宋刻本，书估作伪也不深思，岂不可笑。

　　第三种是伪造早期著名私人藏书家藏书楼的藏书印。

　　如明代袁忠澈、毛氏汲古阁、清代范氏“天一阁”、钱曾、徐乾学“传是楼”、季振宜、阮元“文选楼”等。会文斋主人何厚甫曾以寿山石仿刻明毛氏汲古阁常用各种藏章十余方，其他尚有清季沧苇、黄丕烈、汪士钟、顾广圻、刘喜海等各人藏书章数十方，以备平日遇有善本或旧钞本即钤一印章。印色则以乾隆旧色，其作伪法，即取薄棉纸（即河南棉）包以香灰敷于章上，隔日印色即显之更旧，出售时则价增数倍。残本元九路儒学十史本《晋书》，竟被人巧妙地将《晋书》的“书”挖去，补印“载记”二字，成为《晋载记》的书名，还伪刻汲古阁藏书印鉴以钤其上，于是一部完整的元刻本又经过名家收藏的《晋载记》就这样问世了。西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五国故事卷下·安禄山事迹》，封面上有“钱遵皇绿过”、“陆敕先借抄讫”、“壬寅仲春初九日阅于劍光阁唐卿识”等题识。另钤有“吾道在沧州水”、“放情山水之间”、“云泉读过”、“劍光阁”、“孙印胤伽”、“散木居士”等藏书印。从封面识语看书估作伪以图提前抄本年代的可能性很大。题“钱遵皇绿过”，似乎是想证明清初藏书大家钱曾跟此书有密切关系。可惜还从来没有听说有“钱遵皇”这一称呼，若是钱曾本人题写更不可能连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书中所钤藏书印也似伪印。“吾道在沧州”本是清代季振宜之藏书印，但后面加上一个“水”字是何用意？据张懋镕、潇然所撰《收藏印的妙用》一文，西北大学图书馆本来将此书定为明抄本，但如书中所钤藏书印皆伪作的话，似乎定作明抄本并无确切证据，不甚贴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没有收录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本《五国故事》，除了它内容残缺之外，是否版本也算不得好？

　　再如明嘉靖刻本《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此书残存卷三至四、六至十二。书估割裂首行书名，并钤“子晋汲古”、“王印士祯”、“阮亭”、“荛圃”、“汪印士钟”、“小玲珑山馆珍藏图记”、“善本”等伪印，又伪撰叶德辉跋于后。这几方伪印是假毛晋、王士祯、黄丕烈、汪士钟、马曰琯的，五个人都是名家，时间从明末到清道光，这之后就没有人递藏了，这几方印印色全同，当为书贾同时所钤。

　　无锡市图书馆收藏一部《尚书》，本是清光绪二年（1876）江南书局刻本。但纸经熏染，色泽陈旧，加之伪钤“宋刊奇书”、“蒋廷锡印”等藏书印记，初看真可赝宋。但书内文字“宁”字缺笔避讳。谁都知道，“宁”是清宣宗曼宁的御名，所避显系道光皇帝的名讳。此条一定，造伪充宋的骗局便不攻自破了。

　　据传民国间，上海的古书流通处曾经伪造了抱经楼等著名藏书楼的藏书印，“常年雇佣三名抄书人，每天以旧绵纸、桃花纸等传抄各书，而后钤盖伪刻之抱经楼藏书印，冒充抱经楼抄本。”欺骗买者，将最普通的抄本当作善本来出售，谋取巨额利润。

　　《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书影的第二种《五代史辑注》，书影中可见“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故其版本定为清初抄本，实际上此书应为清中后期抄本。细看此书每卷前题“徐无党注；秀水朱彝尊辑注；汾阳田畿校”字样，田畿是为乾隆、嘉庆时人。所以遵王怎么会有印钤在乾嘉或乾嘉以后的抄本上呢？那显然就是书贾伪造遵王的藏书印，将之钤在书上，一般人如眼力稍差者就易上当受骗。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本为明宣德甲寅（1434）朱氏尊经书堂刻本。书贾剜改目录页第四行所题刻书时间之“宣”字为“大”字，欲以元大德间（1297—1307）刻本欺售。因此字乃沿着栏线裁下贴补，剜改痕迹不明显，正面看毫无破绽。不过只要迎着光从书背能清楚地发现“大”字系割补所为。书贾还不罢休，又伪造一印章钤印于“大”字之上。经此改装，它的刻书时间提早100多年。可惜书贾太无知，并不明白大德朝十一年中元甲寅这一干支纪年，作伪技术再高明也是枉然。

　　第四种是伪造校勘学家及经史子等学术领域有份量有影响的名人的藏书印。

　　如赵子昂。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嘉靖年间白坪仿宋刻本《事类赋》（图6），书贾将明代王樨登内府藏本《六臣注文选》题跋中的“宋本文选”篡改为“宋本书”，抄录后扉页上。并钤盖伪刻“赵氏子昂”、“天水郡图书印”朱文印。以此手法欺瞒世人，当作宋本出售。此书前有清末徐廷麟识语，误作此书为“宋本事类赋”，并高价购入。由此可见书贾利用多种手段作伪成功者应不鲜见。

　　清代劳季言喜于书上题跋，且为藏书家重视，故钤有劳氏藏书印的图书甚为抢手，不少书贾即利用藏书家的这种心态大做文章。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提到书商杨耀松伪造劳格藏书印谋取暴利之事。杭州文元堂主人杨耀松曾购得劳季言批校本两大箧，因不知为著名的劳校本，以低价卖出。事后杨耀松大为悔恨。因伪刻劳氏藏印，若得刻本稍旧而有批校者皆钤之，如是数年，钤伪印者，皆得善价。

　　此外，清初的何焯、清中的黄丕烈、顾广圻、惠士奇、惠栋父子等的批校题跋也颇为藏书家所重视。如果书中钤有他们的印章，表示书为他们所校读，就更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清康熙吴门文汇堂刻本《历朝应制诗选》十卷，钤“王印士祯”、“阮亭”、“顾印广圻”三方伪印。前二方伪清初著名文人王士祯，后一方伪清中期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顾广圻。清代安徽的鲍廷博也是藏书界颇有份量的人物，尤其是他手抄之书，非常珍贵，被称为“鲍抄”。书估拿到鲍氏所抄之书，常常请抄工大量影抄，并加上鲍氏伪印，以充“鲍抄本”。沈津曾撰写《说藏书印的鉴定》一文，记录亲眼所见诸种伪鲍抄本《巴西邓先生文集》。

　　古籍拍卖场上曾出现过伪钤诸名家藏书印的作伪古籍。上海博古斋2008年6月22日拍卖的明刻本《六家文选》，韦力点评时就说此书染纸重，所钤盖藏书印墨色相同，明显系后钤上去的。书中序及卷端共钤有“何焯私印”“屺瞻”“尧翁”“黄丕烈”“顾广圻印”“顾千里印”“神品”“汪士钟印”“志济堂印”，从各印钤盖位置及顺序上也可看出问题。敖堏所撰《藏书印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到自己曾见到一整套伪黄丕烈的藏书印。

　　《文禄堂访书记》卷三“十一家注孙子三卷”条则记录了一方“岳飞”伪印。

　　此书王文进判断为宋乾道刻本，基本可信。据他所说书中避讳至“慎”字，我们可得出结论：此书肯定在南宋孝宗在位区间或者更晚刊成。南宋孝宗名赵眢，“慎”是奋的异体字，故在避讳甚严的南宋时代，孝宗上台后必非避不可。他1162—1189年在位，《十一家注孙子》的出版时间只能是1162年后。岳飞生于1103，卒于1142年。难以想象一位已经作古二十年以上的人能在新出的文献上钤盖自己的名章。其实此书是南宋年间刻本，已颇珍贵，书估却要画蛇添足，以为兵书上伪造著名将领的印章，会更为提高藏书家对此书的兴趣。殊不知这一拙劣造伪反而让人对书的真实版本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