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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本良,1946年生于贵州安顺,善诗词,退休前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从事古汉语语法方向研究,是贵州省语言学会副会长。著述有《守拙斋汉语史论稿》《汉语语法修辞论集》《古汉语句法结构及变换研究》《守拙斋诗稿》《守拙斋诗稿二集》《守拙斋随笔》《古诗精华》《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等。
北平、伦敦、安顺、四川巴县、重庆、南京、台中、台北……在这幅看似毫无关联的地点串起的路线图上,行走着“一宫重宝”与“一介文士”。“重宝”是故宫文物,“文士”是庄慕陵先生。庄慕陵自一九二四年故宫文物清点接管的第一天入宫直至退休,前后四十五年间未曾“出宫”,其一生的生活轨迹,也正是半个世纪中故宫文物躲避战乱曲折迁徙的路线。“庄慕老不仅是故宫的元老,也是这博物院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另一型的‘国之瑰宝’,多少事迹往事,要他印证;多少古物精微,须他指点;多少书画深奥,要他传授。故宫的收藏和典故,一一都在于其身。”已故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生前曾如是评说。
7月28日举行的最新一期“精读堂”上,主讲嘉宾袁本良以“故宫文物慕陵诗”为线索,从慕陵先生的诗作中看他与故宫文物的结缘,与贵州的结缘。庄慕陵先生的《适斋诗草》,选收诗作一百余首,依遗稿分辑共18集,诗作地点也是北平、伦敦、安顺……
“宣统出宫我入宫”
庄慕陵先生晚年回忆起故宫往事,从“宣统出宫我入宫”讲起。甲子年十月初九(1924年11月5日),中国史上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以黄郛为总理的北方政府随后下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一批人员进入故宫,接管故宫房产并清点宫内文物。
“接管人员之中,有一位刚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年轻学子庄严。”袁本良先生介绍说,庄严先生字尚严,号慕陵。慕陵二字,表明了他的志向所在。东汉人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同学,被刘秀授予谏议大夫职,拒不接受,退隐富春江。其在江上垂钓处后人称为子陵滩。慕陵,即追摹严子陵高洁人格之意。“慕陵先生在北大期间,先后受教于胡适、马衡、沈尹默、沈兼士等大家。大学毕业后,由沈兼士推荐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助教,并兼任国立古物保存委员会北平分会执行秘书。随后又经沈先生推荐,由委员会聘为事务员,奉派进入故宫清点文物。”
“从我跨进故宫当事务员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由副院长的职务上退休为止,前后四十五年,始终不曾离开故宫一步,自嘲是‘从一而终’,亦不过甚。”晚年慕陵先生如是回忆。
当年,慕陵先生用《过神武门》七律二首记录下他初进故宫的感受。其一:飒飒西风摇落哀,驱车凭吊故宫来。兴亡自古都如梦,成败尔今付酒杯。鼠雀争夺叹雄主,豺狼劫盗思英才。凄凉太液池边柳,犹傍行人舞一回。其二:往事如棋剧可怜,禁门冷落夕阳天。千年王业归何处,九庙英灵化作烟。上苑空余歌舞地,椒房犹剩旧钗钿。伤心国破家亡日,衰草寒蠁遍地连。
“年轻的慕陵先生行走在空旷沉寂、秋意瑟瑟的殿房庭院之中,感于世事沧桑,河山飘摇。没想到,这只是开始。”袁本良说,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后四十多年,所有重大的事,慕陵先生无不参与和见证。“不仅如此,他数十年间恪行护运典守之职,伴随故宫文物辗转迁徙。国宝出国、南迁、西迁、东返、南运,他都在一线承担最苦累的重任。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守护和研究故宫文物。或者也可以说,慕陵先生就是为故宫文物而生。”
“故宫文物慕陵诗”
袁本良简要梳理了故宫文物迁徙之前的历史大事件:1932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应对东北沦丧、华北危殆的局势,开始进行文物南迁的装箱准备。1933年2月起,擢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的慕陵先生与同仁一道将该院所藏图书、文献并古物共六千零六十六箱,分五批南运,经郑州、徐州运至南京和上海分存。1935年,由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安徽博物馆、中央研究所等选送文物一千零二十二件,前往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筹委会指派先生为秘书,押运古物往返。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为防日机轰炸,故宫文物分三路辗转西迁。其中,由慕陵先生负责押运的精品文物八十箱(主要是赴英展出的古物),由南京船运至汉口,再换火车运到长沙岳麓山,暂存湖南大学图书馆。12月又奉命由公路局车辆运至湘桂边境,继由广西公路局运至桂黔边境,复由贵州公路局于1938年1月31日及2月10日先后两批运到贵阳。复于1939年1月18日至23日全部运抵安顺,藏于南郊华严洞内。同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先生任主任。1944年黔南事变,先生于当年12月5日护送此批文物离安顺运往四川巴县。”袁本良介绍说,寓居安顺六年间,慕陵先生留下18首诗,“这些诗作,是他和同事、家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纪录,也是先生战乱之中客寓山城时特殊情怀的写照。”
这些沿途的诗作,最终结集为《适斋诗草》。袁本良对书名中的“适”字作了解读:“同样以‘适斋’为斋名的贵州作家戴明贤先生说:‘适者,自在也,自择也,自乐也,求诸心而非求诸物也。’这种自适自守,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生的品格和精神追求。这种秉持清白操守、自外于尘世名利纷扰的独立精神,在乱世之中,尤其重要和可贵。”
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
袁本良说,慕陵先生对贵州尤其是安顺有特别深厚、终生难忘的情结,这一点从《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就可以看出。
1945年3月,已随文物再迁至四川的慕陵先生为了纪念在安顺工作和生活的六年岁月,特意委请曾一起在华严洞工作的同事画家刘峨士(字奉璋)根据回忆绘成一幅长卷,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题名“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袁本良说,刘峨士在安顺期间曾为慕陵先生作《戴笠图》,慕陵先生曾为此画题诗(《四十六岁初度有作即题戴笠图后》)二首,借以申述自己遁世无闷、诗酒自娱的胸怀。画上另有贵阳宿儒陈恒安先生题字“为选庆宫春调梦想开天全盛也”。
“1944年4月,故宫文物中部分书画在贵阳展出,地点在科学路省立艺术馆。倡议并促成此事的正是时任艺术馆馆长的陈恒安先生。他建言省主席吴鼎昌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定,实际操作则是陈恒安馆长和主持安顺办事处的慕陵先生。”袁本良说,这件事是抗战时期乃至整个贵州历史上的盛举,可谓空前绝后。
袁本良说,一幅《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慕陵先生出黔以后依旧随身携带,由四川而南京而台湾,并陆续征请同道题跋,除先生自己之外,共有13人应邀在画卷尾端题写诗文,依序为马衡、徐炳昶、朱家济、邱倬、欧阳道达、傅振伦、励乃骥、向达、劳干、董作宾、张敬、罗家伦、孙垚姑。直至晚年先生仍珍藏此图,借以怀念寓居华严洞的这段难忘岁月。
“1980年3月12日,慕陵先生仙逝于台北市荣民总医院。先生一生颠仆世路,半世孤悬海外,背井离乡,至死未能回到大陆,见到故乡之山。”袁本良想起慕陵先生的一句话,说他唯一无法等待的,是不能参加这批文物将来迁回北平的工作了。这件事成为先生的终生遗憾。(作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