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部房次郎在庆应四年（1868）出生于滋贺县的彦根市，为彦根当地藩士（日本江户时代侍奉各藩的武士）辻兼三的长子，28岁时以养子名义与近江商业巨子阿部市太郎的长女结婚，改姓阿部。随即参与阿部家的各项事业，后来更将继承自养父的金巾制织株式会社与大阪纺绩株式会社合并，组成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并在大正十五年（1926）59岁时就任社长一职，其后历任关西财经界要职，于昭和十二年（1937）过世，享年70岁。

　　因为热爱东亚美术，阿部房次郎在工作之余，努力收藏相关文物。最初他似乎搜集了一些日本文物，不过中国书画才是他真正的收藏主力，最早开始收藏的时间在三十七至三十八岁（1904—1905）。那时他为了拓展公司产品销路，经常走访朝鲜和中国各地，因而接触到中国绘画，为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打动，自此他开始关注起中国的书画和玉器、铜器类等艺术品。

　　（传）北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

　　此外，阿部房次郎还长期赴欧美游历，这段时期考察各地美术馆的经验，让他更加确信艺术收藏和保存的意义—日本有必要改变当前一味追求欧美物质文明的趋势，转而收藏东亚的美术品，就像欧洲也保存有埃及、希腊、罗马等地的美术品一样。此后，阿部房次郎即身体力行，致力于收藏中国书画，期待有朝一日能供国家社会之用。

　　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

　　再则，阿部房次郎对于当时中国因战乱导致文物多所损毁、佚失，甚至流散海外的情况，亦深感痛心，遂希望以一己有限之力，担当起保护这些文物的重大责任。

　　在扩充其收藏之同时，阿部房次郎一有机会也会将其藏品公开，不吝于供社会大众欣赏。在《爽籁馆欣赏第一辑》的序文中他明确阐述了收藏之目的：

　　“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风气。相较于欧美，日本设立美术馆机构的起步时间较晚。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

　　大阪市立美术馆旧影

　　（编者注：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临终嘱托家人其收藏来于社会，当归之社会。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包括《伏生授经图》在内的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早期的支柱馆藏。1961年，阿部捐赠的收藏品中，有四件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即“重要文化财”，《伏生授经图》即为其一。）

　　（传）唐代王维《伏生授经图卷》

　　阿部收藏概观：宋元书画，皆非凡精品

　　阿部房次郎绝大多数的收藏品，和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上野理一收藏、澄怀堂美术馆的山本悌二郎收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收藏，以及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的藤井善助收藏一样，都是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的指导建议下，通过博文堂的原田悟朗（1893—1980，博文堂在关西地区中国书画交易活动中甚为活跃，主人原田悟郎的主业虽是出版印刷，却更多地以美术商的身份周旋于中国卖家和关西各大藏家之间）所购入的。

　　苏轼《行书李白仙诗》

　　（编者注：阿部能将诸多珍品纳入囊中，离不开一位重要人物的鼎力相助，他就是前文提及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巨擘”之美誉，是京都学派的创立人之一。他所倡导的“东洋的东西要留在东洋”的观念深深影响了阿部，促使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大量购入曾经藏于清宫和官宦人家的中国文物，并终其一生持续收藏。经原田悟朗之手买入的中国书画，在由内藤湖南等汉学家鉴定后，被具有雄厚财力的藏家收藏。在这般由商人、学者、藏家构成的书画交易模式下，诸多重量级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关西地区，其中最为人所道的就是阿部房次郎所购北京清末至民初书画收藏大家完颜景贤藏品。）

　　（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局部）

　　阿部房次郎的藏品中来自完颜景贤的藏品包括：（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传）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龚开《骏骨图卷》等；《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有：（传）易元吉《聚猿图》、佚名《散牧图》、郑思肖《兰图卷》、王渊《竹雀图》、唐寅《一枝春图》、蒋廷锡《藤花山雀图》、金廷标《春元瑞兆图》；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和廉泉、吴芝瑛旧藏，以及恽寿平《花卉图册》、石涛《东坡诗意图册》、高凤翰《山水花卉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