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散尽家财收藏800万件文物

　　引言

   山西晚报记者第一次见樊建川，是在8月2日，电影《大寒》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举办复映首映式的时候。他希望这段悲怆的历史，能让世人铭记，所以二话不说，策划《大寒》复映，并且在微博上天天为该剧站台推广。亦如导演张跃平说的那样，“舵爷”（网友对樊建川的称呼）有责任、有担当，血性、仗义！就是从那时起，樊建川的故事再度“霸屏”，他的过往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还有不少网友扒出了他光脚坐在重庆火车站等车的照片，感慨昔日富翁成“负翁”，坐高铁只坐二等座，吃饭只吃路边摊，标准不超过10块钱。

　　再次见到樊建川，是为了完成他作为山西晚报8月号封面人物的采访，可他却是个大忙人，这份采访邀约长达半个月。就在山西晚报记者赶赴建川博物馆当天，他还在内蒙古忙着考察博物馆项目，考察结束后又急忙当起了“空中飞人”，次日凌晨才抵达成都。在等待这位传奇人物的同时，山西晚报记者在建川博物馆里走了一圈，跟所有见过和没见过樊建川的人聊了起来，脑海中关于他的形象又立体了一些：

　　从各种照片看，樊建川爱穿文化衫，对表面事物不讲究；

　　从过往经历看来，在任何人生的重大选择上，他都是个极有想法的人；

　　在保安杨小洪眼中，他是个好老板，除夕一定要陪员工守岁，经常给员工散烟；

　　在河南籍游客曹雪玲口中，他是个活得通透的人，有情怀，有担当……

　　其实，不管樊建川有何等传奇过往，他都是一个不普通却又普通的人。

　　1 阅历丰富，“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樊建川的人生阅历很丰富，每一次人生的重要变革，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个性，用北京话说就是“混不吝”，用四川话讲那就是人很火辣。很多人说他“傻”，许是从他辞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一事说起的，但殊不知，早在他过往的人生岁月中，就干过许多大胆出格的事情了。

　　出生在军人家庭，樊建川的父亲从小对儿子的教导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男人，打架就要打赢，做人就要有骨气，做事就要有正气。“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不能往回走，只能拼！”这是樊建川父亲说过的话，时至今日，他把这句话写成了书法作品，悬挂在办公室墙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1976年，樊建川参军，从四川到了内蒙古。“那里冷，一年只有三四个月不穿棉袄，我们在-40℃的环境里当兵，修碉堡、挖反坦克战壕，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有一次我累得吐了血，父亲知道后给我邮寄了一瓶云南白药，他说年轻人干活累吐血很正常，让我把云南白药就着烧酒吃，吐血就治好了。”这段往事，樊建川还特别写在了他的书籍当中，每每提起，虽然笑容满面，但个中辛苦，想必只有他自己能回味吧。

　　在樊建川的人生中，总喜欢去挑战，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让他有些发慌。于是，他从内蒙古的部队考入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当了老师走上了讲台。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职业，好多人都羡慕不已，而且年近30岁的他还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中央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我觉得当时看不到什么前程，因为你继续留在学校当教员，顶多就是个大校，又当不了将军。”明明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樊建川选择了转业，到宜宾市政策研究室做调研员。因为有这种敢拼的精神，他的转型之路非常顺畅，先后写出了很多篇有较重分量的调研报告，广受赞誉，仕途看好，做到了宜宾市（县级市）副市长。

　　“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聊天，直到现在大家还对你辞职一事好奇呢，说怎么会有人放着领导不当，去辞职的？”听到山西晚报记者的疑问，樊建川眼睛一瞪，眉毛一皱，直言不讳道：“奇怪啥？我是当副市长了，可是我一个月才赚300元，全家压根吃不饱啊。以前当知青那会，我就因为吃不饱两次晕倒，我可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铁饭碗该打破就要打破。”其实，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痴迷收藏的樊建川，无法用工资来“养”爱好。

　　2 “穷人”樊哈儿，收藏历史只为做个敲钟人

    四川话里，“哈儿”就是“傻”的意思。这个标签，对于热衷建博物馆的樊建川来说，恐怕是拿不掉了。坊间戏言，如果你想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那就让他建博物馆吧。

　　上世纪90年代，樊建川和朋友一起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凡事亲力亲为，他骑自行车跑批文，跑工地，甚至没钱雇用清洁工，就在楼房交付前带头“开荒”，和员工一起打扫楼道卫生。效益最好的时候，樊建川的公司从四川几千个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做到了全省行业前十名。至于为何有了修建博物馆的念头，那或许是跟他从小就有的收藏爱好分不开，而那份爱好，就是源自一份上幼儿园的成绩单。

　　“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学习较好，能正确计算10以内加减法，从1数到100。”那是1962年，5岁的樊建川读幼儿园大班时的毕业评语，因为并不是所有小朋友都能得到如此高的评语，所以樊建川就把成绩单留下了，准备留作纪念，却没成想这张成绩单成为樊建川800余万藏品中的“头号”宝贝，被摆放在建川博物馆内。

　　樊建川的收藏之路是从“捡破烂”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全民大搬家，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20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搬家就会扔东西，于是我就开始捡。从宣传画，到镜子，还有破了洞的搪瓷脸盆，磕了角的陶瓷塑像等。刚开始觉得通过一个老物件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把各种历史、故事串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目前馆藏的800多万件文物，每一件我都过过手，它们背后的故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提到收藏，樊建川的脸上就会扬起笑容，似乎沉醉其中。

　　在樊建川收藏的藏品中，最多的就是抗战文物。对于抗战文物，樊建川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是他久久不能忘却的军人情结。“我当过兵，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老父亲1人幸存。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纪念他们。我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一个国家的国耻，应该让更多人铭记，所以我就去收藏抗战年代的文物，收藏那些被国人忘却的历史。我想做一个敲钟人，能让大家看到这些文物后，有所警醒和醒悟。”从2003年，樊建川开始转型，他说服房产公司的股东，一起转投建川博物馆聚落，“做房地产的人那么多，少我一个没问题，但是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13亿人，总得有一部分人要承担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我干！”时隔15年之后，这句话依然让很多股东记忆犹新。

　　有人形容樊建川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这点，他不否认，亦如他在馆长自白里写的那样，“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就是这四个“为了”，樊建川投入了20亿元。当你在笑话他傻的时候，你却突然发现，走进建川博物馆的每个场馆，总能带给你感动和震撼。比如，当你走进川军馆时，看着穿着草鞋的川军足迹跨越大半个中国去抗日时，你的眼睛里会饱含泪水；当你走入日军侵华馆时，看着那一排排日本兵所用的钢盔时，早已拳头紧握、牙关紧咬，恨不得手刃当年的日本兵；在“5·12汶川地震”博物馆内，没人能坚持看完全馆，那种全民伤痛感会侵蚀你的内心……建川博物馆，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博物馆的作用就是让你不要忘记。就拿地震馆来说，四川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这里100年曾发生了3次大地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伤痛留下，日后人们必然会重视这些问题，规避一些风险，博物馆起到了警示意义，我这个警钟就算没白敲！”樊建川对山西晚报记者说。

　　3 不疯魔不成活，“他”在壮士广场外站岗

    陪伴樊建川一路走来的工作人员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在房地产当老总的时候，樊建川在生意场上精打细算，可是投入收藏后，他却一掷千金，比如以前藏品是一件一件收，单枪匹马干，后来经商有钱了，就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他曾远赴天津，动用集装箱运回来50吨重的抗日碉堡；跑到云南，去寻找美国飞虎队坠毁的飞机残骸；在日本，他甚至走过了各大地区的文物收藏地摊，见抗战时期的东西就收，见有抗战内容的图片就买，最后从日本足足运回来5个集装箱。“我好像有点疯魔了！”喏，顺着樊建川眼睛看的方向望去，那儿正好挂着一幅他写的书法作品，“不疯魔不成活”。

　　樊建川在其自传里，写了自己与各类藏品的故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对一件藏品的收藏经过津津乐道。“1998年，我在四川一个文物商店，花200元买了马相伯先生的一对瓷碗。超值！”当初看到这对瓷碗时，文物商店的店员就说了：“这碗质量上乘，从题诗上看，主人是位身居庙堂的大人物，但是，款识上的‘相伯马先生’是什么人没查到。”樊建川接过来一看，碗的款识上写有，“相伯马先生百岁……国之人瑞”。这一看，他心中窃喜却不动声色，相伯马先生，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相伯先生啊！店员真是不识货。捧着心爱之物，樊建川开始给店员上起课来，“马相伯，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在抗战爆发后，马相伯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听樊建川这么一说，店员们即刻傻眼，而他捧着心爱的瓷碗，交了钱撒腿就跑，生怕对方反悔。

　　这就是收藏带给樊建川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悲怆的壮士之心。因为在收藏抗战文物时，他看到了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的血雨腥风。每到最为艰难的时候，樊建川总会去壮士广场走走，他想跟昔日参与了抗战历史的老兵们和见证者们说说话，听听历史的声音。在216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铸铁造像前，樊建川久久站立，这里早已成为他灵魂的安放处。

　　在广场门外，还有一座铸铁雕像，那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站姿挺拔，目光炯炯，身后背着一把长枪。他是谁？他就是樊建川。“虽然我和父亲都当过兵，但壮士广场上呈现的雕像都是名人将士，父亲不够资格，我这晚辈更不够资格，所以就想着把自己放广场外头吧，给这些前辈们站岗，一辈子守着他们。”

　　4 重情重义又执拗，“舵爷”让人伤脑筋

    跟随樊建川十多年的助理常建伟说，“舵爷”通常是早上五六点起床，帮90岁高龄的老母亲干干地里的活儿，吃碗刀削面上班；保安杨小洪说，樊建川下班的时间经常就是午夜零点多了。杨小洪当然无法得知馆长为何这么晚下班，樊建川自己说，他通常会在这个名为“忠义堂”的办公室里，看看文物发发呆，想想博物馆的未来。

　　把建川博物馆当成自己的孩子，樊建川是执拗和“霸道”的，因为从各个博物馆的设计，到文物展陈、馆内介绍，他都亲力亲为，甚至当国内外的著名建筑设计者们为各个场馆的建造交出堪称“艺术精品”的建筑图纸后，他都要大刀阔斧地改一下。“建筑是冰冷的，但情感是真实的，要让情感体现在建筑上。”这是樊建川的执拗之处。

　　设计“战俘馆”时，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设计大师程泰宁，程先生原本想在墙壁上嵌入大理石墙砖，墙钩子都安装好了，可樊建川却不干了，因为他就希望借最自然的山石感，来隐喻不屈战俘的坚贞品格。“如果不是从日本收集回来的那些老照片，你都不知道战俘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所以越是自然的东西，越能营造一种悲怆、沉重的氛围。”小到一块砖，大到一个场景，樊建川都亲自操刀，这个看似雷厉风行的男人实则心思细密，他在战俘馆扭曲的空间里安排了牢笼、放风院，而脚下的地板则是钢板铺砌的，一踩就会发出“咣当”的声响，参观者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悲从心来。

　　因为爱得深刻，樊建川几乎跟每个馆的设计人员都叫过板。比如正面战场馆，是中科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彭一刚设计的，当初老先生希望在馆前面做个水池，让水波映在墙上。樊建川却不同意，他坚持把水池改为水田，寓意庄稼人抗战。“春天到了，菜花飘香；秋天到了，稻谷累累。很实际，很还原，很丰收。再说了，我们也能吃上自己种植的东西，一年能省不少钱呢。”此时的樊建川，似乎又展现出抠门的一面了。

　　工作以外的樊建川，其实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因为仗义，跟他合作过的股东十多年来还在他身边，员工们也都变成了他的头号粉丝，听“舵爷”讲历史，讲故事，也听他唱歌，“馆长还出过专辑，算是个男高音。咱们馆里放的一些红歌，就是他唱的。”听到工作人员如此介绍他，这位硬汉倒也有些不自在了。

　　5 争做第一，一辈子甘心做个“馆奴”

    不久前，樊建川刚被评选为“2017年度文化产业年度人物”。这个奖项，由光明日报社主办，一年只评选10个人，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吴京、王潮歌等人。如今，那个金灿灿的奖杯就摆在他办公室的窗台上，像是肯定又像是鞭策。山西晚报记者让他总结一下得奖感言，他说：“这辈子没想做一流，想着做第一就好。”

　　这是樊建川的心得，也是他的建馆理念。比如2005年开馆之际，就5个场馆一起开，创下了第一的纪录；再比如，建川博物馆里的展陈题材和内容，很多都是唯一，是其他博物馆里没有的。樊建川很得意，因为从2005年建馆到现在，他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做广告，好口碑就是靠“第一”争来的。“我们的汶川地震馆，从2008年5月12日发生地震到开馆，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又是创了纪录。”不久前，重庆的建川博物馆开张了，那是利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洞洞体作为馆址设立的博物馆聚落，这种大胆的设计，还是国内首个。就在和山西晚报记者聊天时，樊建川又有些“骄傲”地说，9月份要面世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应该算是国内同主题展陈最全、最好的博物馆了，有可能还是个“第一”。

　　“我为什么偏要把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办成最好的呢？因为在这段历史里，我是真正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没办法下海，也没办法自己成立民营博物馆，所以我赶上了最好的时候，我要把这40年来的巨变记录下来。”获得樊建川的首肯后，山西晚报记者参观了这个还在布展的场馆，一张张记录时代变革的图片，跃然墙上，一件件生活中曾出现的旧物，摆放在展柜里，那是满满的青春，满满的回忆，以及满满的生活。尤其是看着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一台台黑白电视机、一部部经典电影，甚至儿时的布娃娃、心心念念的CD机时，你越发理解了樊建川说的那句话，“不用做一流，做第一就好”。

　　樊建川叫自己是“大馆奴”，所言非虚，他对于博物馆的挚爱，无人能比，就像他一直坚定要建100座博物馆一样。“如今，您已经大大小小建立了50座博物馆了，正好目标过半，还会一直坚持吗？”“当初说建100座博物馆，就是为了给自己定个目标，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我现在都60多岁了，再工作十年就算不错了，十年建50座博物馆，可能有点悬。”一直以来，樊建川给人的印象都是坚强、不可撼动的，而在英雄主义色彩背后，其实也有着跟时间赛跑的紧迫感，甚至说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

　　此次跟樊建川见面，山西晚报记者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讲来讲去，他总能绕到博物馆上面去，亦如他的绰号那样，“馆奴”。

　　“喜欢这个称呼？”

　　“喜欢，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就叫作《大馆奴》。当初三联书店想把书名改作《记忆与梦想》，我强烈不同意。如果他们改名，我就不出这本书。”

　　“为啥？”

　　“我觉得当‘馆奴’是对我的最高的嘉奖。我愿意给文物做奴隶，守护着这800多万件文物；愿意给历史真相做奴隶，去警醒国人；也愿意给观众做奴隶，十年间我们的观众达到了2000万人，我要多活十年，观众就有可能突破5000万，如果上天再给我20年的寿命，那观众就上亿了……太幸福了！”这些话，樊建川讲得很轻松，但掷地有声，久久不能散去。

　　6、7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1、樊建川能说出每一件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

　　2、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的抗战文物。

　　3、即将开放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

　　4、樊建川的雕像在壮士广场前为前辈们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