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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神木的民间兽面瓦当拓片。
库淑兰自剪彩色小像《剪花娘子》。
天津美术网讯 陕西凤翔的泥塑兽面挂脸。双鱼作眉,太阳为目,人祖为鼻,全部饰以花草纹样。外观似兽或虎,细看上述各部位都具悠久的象征意义。
1986年至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发起者杨先让率领考察队,14次深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探访民间艺人和节庆活动,踏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8省(区),将民间技艺,艺术风格、民俗风貌、文化内涵总结提炼成20万字,配以千张珍贵的图片资料,结集为《黄河十四走》。
黄永玉评价:“《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激动派嚷出民间美术系
电话里的杨先让,声线低沉、语速迟缓。与这位目光温和的老人对面相谈后,笔者意外获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旁人眼中的杨先让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还被赠与了“先嚷”的称号。
“嚷”出中国艺术院校里首个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经常被人问及的经历之一。这次并未延续长久的高校制度创新,留下了杨先让深潜民间艺术的第一个水花。
198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杨先让去美国探望父亲,回国后,他到处游说,要成立民间美术系。
院长古元很不理解,“中央美院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杨先让急了,“民间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师,我培养得了吗!”
“我是绘画系毕业的,搞油画的,后来又去教版画,骨子里是洋的。1956年我去延安采风,现在想起来,那些姑娘小伙儿戴的项圈、头巾都是特别棒的民间艺术作品。当时只盯着人脸画,对这些东西全视而不见,现在再去也看不着了,特后悔。1983年,我在美国闲着没事,去逛当地的美术学院、博物馆,才知道人家早就开始研究这些粗线条、没章法的东西了。”杨先让说,“连一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家都从民间美术里汲取灵感,比如毕加索,看了非洲民间的木雕,搞出了立体派。”
国外艺术家将民间艺术概括为“原始意识”。他们到处寻找原始,滋养现代。
杨先让一想,“中国的民间艺术你们还没看到呢,这个大宝库我绝不会让你们先来折腾。”
在中央美院里嚷嚷了一圈,杨先让看过了冷眼,也收获了支持。为了平息争议,院里安排杨先让在院系会议上公开发言,让大家集中讨论下这个系是否值得办。
32年前的杨先让,“语速比今天快个三四倍”,他充分地发挥了“激动派”的特征,慷慨陈词,肢体动作不断,逐条列举了深思熟虑后的4条理由:一,中国的美术学院专业设置已经相当地齐全了,如果能让民间美术系进来,上下层的文化就都有了;二,四大古国的其余三个,文化传统全部断裂了,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到现在;三,几千年来,文人和知识分子总盯着精英文化,民间的东西再不重视就要消失了;四,要培养更全面的中国画家,就要从民间获得养分……
感觉坐着说不过瘾,杨先让干脆站了起来。
听完这些条分缕析的陈述,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古元第一个表示赞成。
1987年,经文化部批准,民间美术系正式成立。
按照杨先让的设计,民间美术系的学生除了上基础课外,还要广泛学习刺绣、剪纸、布制品、面塑、泥塑等造型、色彩和艺术手法,和其他院系学生相比,更多的时间要“下去研究”。
民间美术系成立前,杨先让磨破了嘴皮子,成立后,他跑断了腿。从调人到招生再到具体课程设置,每项都是亲力亲为,办公室的灯一亮就到深夜。
杨先让的研究生、画家黄素宁后来赴美深造,同行看见她的履历表后,感觉奇怪:“你们中国的美术学院竟然有一个民间美术系,学的面还挺广的!”
艰难出生的民间美术系,在1990年杨先让退休后,日渐萎缩,没过几年,最终夭折。
谈到这件事,杨先让的语气首次喷出了几点火星:“民间美术系在我走后缩成了研究室,后来就没了。我无意间听到,取消它是因为有人说‘民间美术要研究是应该的,但要成立系或者办学,就需要论证’。”
杨先让觉得,这个理由匪夷所思:谁来“论证”?“论证”什么?我们祖先的遗产需要“论证”?
杨先让提到民国初年的一件往事: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公开征集歌谣的文章,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序幕,一批守旧的师生跳出来反对,说“北大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的东西来玷污它”。
“过了快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文化艺术还是抱有相同的偏见。”杨先让叹了口气。
黄河十四走,“震傻”黄永玉
画家黄永玉是杨先让的老友,两个都是大忙人,很久不通音讯。上世纪末的一天,黄永玉忽然接到电话,杨先让说要来看他,马上就到。
一开门,杨先让一路嚷到了客厅,据黄永玉观察,“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
杨先让掏出一大叠画册,递给黄永玉。
黄永玉在《天末怀天让》一文中记载了强烈的反应,“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1986年到1989年,在一个基金会的支持下,杨先让陆续组织不超过8人的不固定小分队,对黄河沿岸8个省(区)7个民族、100个左右的县镇进行民间艺术考察。
江河流域都有民间艺术,选择黄河为脉络,因为杨先让考虑到,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社会形态演变完整;从地理上看,这里有内陆、有草原,但仍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从黄河流域入手,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材料。
正如杨先让所预计的那样,考察成果相当丰硕。小分队共购买收集到近万件民间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张幻灯片和彩照。
考察过程中,杨先让一行完成了纪录片《大河行》的拍摄。他与女儿杨阳一起,分析了100多个民间艺术品专题,对中国民间艺术特征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总结,文章结集为《黄河十四走》,于1993年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2003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199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还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了《中国乡土艺术》。
黄永玉拿到的画册,就是《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这次黄河之行,基于他在呼吁成立民间美术系时的判断——中国也即将出现民间艺术消失的情况。他希望摸清民间美术的现状,尽可能购置一定数量的民间艺术品,拍摄一些有价值的民间艺术活动,为研究工作积累资料。
这是老画家自发的艺术救亡。
民间美术由于长期被忽视,成了小范围的自娱自乐,查访并不容易。每到一地,杨先让只能到处问哪里有手艺人、巧娘子。
因为很多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民俗时令举办的,如春节时候剪纸,定亲送面花。各地的时间还不尽相同。考察队经常跑了冤枉路、花了不少钱,到地方一看,时过境迁。
杨先让更痛心的是,很多巧夺天工的民间艺术随着手艺人的去世,人死艺消。商品经济的介入也在盘剥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山西运城一带,优秀的民间刺绣被走街串巷的贩子收购一空;某些地方文化馆掌控着民间艺术家,拒绝外人的学习;为了制造旅游商品创收,一些地方对于生机勃勃的民间艺术品进行“加工”,将艺术品的历史文化内容粗暴剔除;还有的地方组织起做面塑的巧媳妇,让她们规模化生产,定向售卖……
杨先让形容路上的矛盾感受:既兴奋,又悲怆。
通过《黄河十四走》,民间艺术家们的姓名第一次传出了村落。
杨先让蘸取浓烈的情感,向“剪花娘子”库淑兰献上研究者的崇拜,“在一座破窑洞里,我见到了真正的艺术殿堂和一位艺术大师。”
杨先让用“无法替代的一座最美的艺术化身”赞美皮影艺人潘京乐。
见到85岁的山西剪纸能手苏兰花,杨先让注意到“她那气质举止、头面衣着的排场,那双纤巧的手,言谈里流露的智慧”。
杨先让始终平视这些田间炕头的民间艺术家。他用审美而非苛责的目光打量着这些色彩浓烈、线条朴拙的纸、面、泥、布,为它们也为他(她)们立传。
“这些农民农妇就是民间的齐白石。”杨先让说。
杨先让在客观地记录,也在执著地抢救。中国民间素来有母亲赠与出嫁女儿“箱底画”用来性启蒙的习俗。“十年浩劫”中,这种画作被当作“禁品”,大多被销毁藏匿。
1989年1月,杨先让的考察队来到潍坊杨家埠,和年画研究所的一位老相识磨了半天,才找到作坊的老师傅,一再解释,老人勉强告知这种画如何印刷和出售。
他唤醒了沉睡的文化,发掘了湮灭的传统。
黄永玉安慰杨先让:“你办的那个民间美术系被取消了,没有什么,你有这本书就够了……”
在《天末怀天让》中,黄永玉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陈丹青在《热情的记忆——读杨先让老师文集》写道:“在我印象中,《黄河十四走》是(上世纪)90年代、也是此前半个世纪国中最为周正而用心的民间艺术图文集。其内容和体裁,介于田野调查、文本分类、历史综述、美学阐发之间。如今市面上各种美术史豪华版画册泛滥成灾,可是仍然无法替代《黄河十四走》,不消说,每一页图文背后,都可见先让老师的雄心。”
杨先让说:“各国艺术都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跟着别人跑,要走自己的路,以我为主。民间艺术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的根。中国的版画、年画、连环画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为什么不可以广泛地在民间艺术土壤中去吸取,去陶冶,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更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呢?”
休斯敦飙起中国旋风
1993年开始,杨先让和妻子定居在休斯敦,和儿子共同生活。
怀揣着多年教学和实践经验,杨先让到大学里开了不少美术史讲座。《黄河十四走》和《中国乡土艺术》的轰动效应很快辐射到了美国,民间艺术加入了讲座计划。
在国会图书馆,一位印度女学者拉着杨先让感慨:“印度的民间艺术遇到与中国相同的危机,你的演讲令我难忘。”
1997年,杨先让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农民与窗花剪纸观赏展”,展出河北蔚县彩色窗花、陕北马秀英绘画和库淑兰的大型剪纸作品。
休斯敦总领事吴正龙说:“这些本来应该我们做的事,现在杨教授自己出钱办起了展览,是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不久,杨先让又在路易斯安那州文史馆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艺术展,继而转战费城。这次展览中,库淑兰的巨幅作品,占据了一整面墙。山西的虎头帽、陕西的褥面、香袋、荷包、门神、年画、苗族盛装等一百多件“黄河十四走”期间的收获,在展柜里花红柳绿,禽飞兽走。
《侨报》评价:“一流展出、一流演讲、侨胞骄傲、老美赞叹。”
休斯敦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费城富兰克林博物馆、费城美术学院等高校和博物馆都被杨先让的热潮淹没过。媒体报道称:“由休斯敦飙起一阵宣扬中国民间艺术的旋风。”还有人说,“休斯敦有一批听众在跟着杨教授跑。”
杨先让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本想读书作画安度晚年,但每当接到民间艺术的相关邀请时,从不忍拒绝。
“为了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杨先让说。
杨先让认为,这些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热情,源于世界范围内民间艺术遭受的广泛破坏。北美的图腾柱、印第安民艺、玛雅艺术等,意识到要加以保护的时候,已经晚了。中国作为古老的大国,民间部分长期自生自灭,这是很狭隘的。在欧美的博物馆中,中国部分馆藏甚多,彩陶、青铜、古瓷、文人画都有陈列,但民间布偶、皮影、剪纸、刺绣却少有踪影。在海外推广中国民艺作品,让艺术界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争取到国际橱窗,可以唤起对中国民艺的关注。
说不尽的徐悲鸿
在美期间,杨先让和大师顾毓琇有了来往。2000年,杨先让收到了顾毓琇的一封信,里面有两行铅笔写的字: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
杨先让在写一部徐悲鸿传记。
顾毓琇说:“你看,写这种东西起码要5年,你现在多大了?你都70了,你还不快点画画!”
徐悲鸿是杨先让在中央美院读书期间的院长,但俩人交集只有5年,且徐已作古多时,即使对于一位专业作家来说,传记写作也是一个有难度的门类。
古人有言“不平则鸣”,杨先让放下刻刀、拿起钢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界对老院长的批判与否定。
“做近现代绘画艺术的讲座时,徐悲鸿是避不开的。我看到有些报刊说徐悲鸿在20世纪20年代到西方,由于对现代派艺术的无知,将落伍了的写实主义引到了中国,使中国美术落后世界半个世纪,是历史的罪人,还有指责他将中国美术教育引导到学院派的路上去。”为了驳斥这种言论,杨先让做了“徐悲鸿艺术人生”专题演讲,听众反应强烈,朋友和妻子都劝他写出来。
身在异国他乡,空间距离感让杨先让跳出圈子、冷静思考,他深深感受到徐悲鸿在海外努力学习西方,是为了中华民族艺术发展而进行的艰辛求索。
杨先让觉得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说徐悲鸿。
杨先让开始广泛搜寻徐悲鸿的师长、朋友、同学、家人。为其精神所感,顾毓琇一面规劝杨先让珍惜艺术创作的时间,一面不断提供着徐悲鸿的珍贵资料、关心出版情况,并建议他将版税捐给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听到消息,来信说:“你为什么不回北京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一切。”
资料越堆越高,杨先让几乎认全了所有徐悲鸿的后代,还有孙多慈的侄女和学生、蒋碧薇在重庆和台湾的邻居……
仅用了一年时间,《徐悲鸿》便宣告完结,共计4章15节,书稿有18万字,图片多达70幅。
“业余作家”获得了肯定,郁风和黄苗子表示:“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杨先让的老师冯法祀说:“杨先让你立了大功了。徐悲鸿学生不少,而这本书由你写了出来,写得好!”廖静文说:“你写的徐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
《徐悲鸿》三次再版,每次都会有所增补。
写作中也有遗憾,第三版时,杨先让试图联络到蒋彝的后人,还原他与徐的交往,写信给蒋的儿子,那边把信退回来,说查无此人。
有些人去世了,有些人失联了,有些人因为疾病侵扰已经无法还原细节,线索不继,往事随风,难落墨痕。
杨先让觉得,历史就是遗憾断层接续的结果,无论是人是事,很难复原完整的平面。
“写完这部书,我更理解徐悲鸿1948年将鲁迅那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挂在学校门厅里的缘故了。因为他与鲁迅在思想感情上相通,他们都怀着对民族的责任感,去奔波呐喊,又同样累死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杨先让说。
杨先让刻了徐悲鸿的肖像插入文字中,目前这是他版画生涯的最后一张成品。70岁的杨先让握起刻刀来,已不复少壮时的游刃有余。他用垂暮之年所能达到的最精准的手感,将无尽的怀念与深厚的敬意融于刚猛的线条中。
“徐悲鸿是说不完的,他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座里程碑,一个不可超越的存在。”杨先让说。
杨先让发现,徐悲鸿早就被民间艺术的魅力折服过,还曾经考察过泥人张的造型艺术。“徐院长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搞了民间美术系,一定会特别支持。可惜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