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件宝物为何会入驻中国法院博物馆

　　天津美术网讯 鼎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炊煮器，逐渐被赋予祭祀礼器的内涵，商周礼制“寓礼于器”，青铜礼器被统治者赋予了沟通人神、象征权力地位的特殊内涵，广泛用于祭祀、宴乐、丧葬等礼仪活动，以不同数量、器类组合标志贵族的等级地位。

　　此鼎造型、纹饰是商代晚期铜鼎常见样式。腹为深盆形，有早期铜鼎的遗风。其兽面纹由基体、云雷纹地纹和兽面纹主纹饰共“三层花”组成，是经典的商代晚期繁缛风格。

　　铜鬲

　　商末、周初

　　（前11世纪）

　　鬲在新石器时代已广泛出现，是炊煮食器。鬲的特点是腹足不分，腹部膨大如袋状，体现了仿生学的理念，具有增大搜热面积、提高炊煮效率的功能。

　　鬲在商代西周时期地位较高，多出土于高等级贵族墓葬，地位和用途与鼎相似。此鬲颈部饰一周长尾兽面纹，而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兽面纹源自史前巫术和原始宗教对神灵的膜拜、对超能力的追求，进一步结合了“君权神授”的礼制思想。

　　铜盨

　　西周晚期

　　（前9世纪中叶-前771）

　　铜盨是盛放谷物的食器，特点是圆角长方形，有盖，流行时间较短，主要见于西周晚期，与鼎组合使用，功能与簋相似。盖上有四个矩尺形足，可翻转过来做方盘使用。

　　此盨埋藏环境较好、铜质优良，因而从器盖等处还能看见金色的铜胎，这也是青铜礼器在当时使用时的真实色泽，平时会经常打磨以保持铜色。因而商周时期青铜被誉为“吉金”，意思是美好的金属。

　　目云纹铜尊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中叶）

　　尊是盛酒器，从尊将酒倒到饮酒器中才能饮用。铜尊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此尊纹饰简洁，腹部有二扉棱。圈足有修补痕，致使纹饰不完整。

　　这种大敞口形酒器倒酒并不是很方便，在当时如何使用还有争议。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酒器是中国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都证明商人信鬼神、好饮酒，酒是沟通人、神的重要工具，酒器是商代铜礼器的主流。好酒之风对商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甚大，末代商王帝辛（纣王）“以酒为池，以肉为邻”成为骄奢淫逸的著名典故。

　　提梁铜卣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中叶）

　　根据其他出土的铜卣的铭文来看，卣是专用以盛放郁鬯的酒器，郁鬯就是用郁金汁制成的祭祀专用酒。铜卣的特点是器身截面为椭圆形，有盖和提梁。此卣纹饰精湛，器盖顶端装饰两个相背的大卷角兽面纹，额鼻隆起颇有写实主义意趣。器肩正面对称装饰两个小兽首，这是商代晚期铜礼器常见的纹饰。

　　铜斝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中叶）

　　铜斝是盛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是商代贵族用以标志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铜斝的特征为口沿有两个菌形立柱，腹侧有鋬，三足为锥形。出土铜斝外底常见烟熏痕迹，内底有白色水锈，多用于温酒。

　　它们的法制渊源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好奇了，为什么国家文物局要向中国法院博物馆移交这些物品呢？ 

　　首先，是因为这几件稀世古董是公安在打击文物犯罪中查获的被盗文物，在经过法院审判之后上缴国家的被盗文物。承载着文物司法保护的成果，所以放在中国法院博物馆去展示，彰显了国家文物局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文物司法保护中的作用，并将会持续共同推进文物司法保护工作。

　　其次，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礼治思想曾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它的核心是教人修身律己、履行社会责任、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记·乐记》中说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为：“礼者，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矣。”在古代，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是“法”的渊源。商周时期的礼制是“寓礼于器”，现代法制是“寓礼于法”，所以，现代的“法”源于“礼”的历史渊源。

　　这么讲来这六件宝贝入住中国法院博物馆也不足为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