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藏航海图实证明末泉州海丝大港地位

约翰·塞尔登

　　天津美术网讯 在12月8日于福建泉州举行的“海丝文化与泉州印象”学术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郑学檬教授展示了一张收藏于牛津大学、尚不为藏界所熟知的中国古代彩色航海图（《塞尔登中国地图》）。这张航海图直观呈现了明末闽南人的航海成就，其重要意义和价值堪比《郑和航海图》，填补了古航海地名研究领域的空白，是“首张中国航海总图”、中外航海史上“石破天惊的发现”——

　　这张1659年由英国律师、东方学家约翰·塞尔登捐赠给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古代彩色航海图，曾经在该图书馆里“沉睡”了350年。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光圻教授认为，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航海史以及经济、贸易、地理有重要意义。这比《郑和航海图》的发现更有价值，因为《郑和航海图》已载于明人茅元仪辑录《武备志》中，而这张图被打入牛津大学“冷宫”中，数百年来无人问津，它的发现有很多偶然性。

　　在这张古航海图上，泉州的东南部明确绘有澎湖列岛的圆形，并标注为“彭”。在澎湖之东，准确绘出了台湾本岛，并标注有明代初期台湾古地名“北港”和“加里林”。海洋学者梁二平认为，《塞尔登中国地图》应为最早绘出澎湖列岛与台湾岛位置的中国古代海图。

　　郑学檬教授称，该图表明，泉州市不仅在宋元时期就很出名，到明代末年也是闻名天下；泉州是重要贸易枢纽，是东西方贸易转变时期关键城市，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

　　该航海图上标有罗盘图和比例尺，涉及很多航海知识。专家推测它的绘制者是中国人，因为图中所有地名、说明都是中文，航海线路也依据中国航海记录绘制。

　　据悉，在专家学者的建议下，牛津大学开始重视这张古图，斥资数万英镑对其进行了修复，现在它已成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约翰·塞尔登是如何收藏到这张古代航海图的，图上的注释是谁写下的，这张航海图背后有什么传奇故事？让我们一一解读。

　　华人绘制古航海图被发现

　　2008年1月，在牛津大学任讲座教授的汉学家卜正民，意外“邂逅”了这张古航海图。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彩绘本航海图，纸本设色，纵1.5、横1米，约翰·塞尔登旧藏，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从东印度公司驻万丹商馆人员手中购得。此图并非简单勾勒中国海岸线，而是具体标示南中国海当时的贸易航线。它们都从泉州启航，然后分别航行到东亚各地。卜正民认为，这张航海图的作者应是明代定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福建商人。

　　史载，明代晚期明朝政府开始取消海禁，每年有10万中国人离开福建，到东南亚做生意。他们主要去爪哇岛、马尼拉等地，向欧洲人销售中国纺织品、家具、瓷器和纸墨。实际上，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间的区域性贸易网络已经形成。接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陆续到达东南亚，在主要海港设立贸易站点。此后，中国商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出口，出口业受到国外需求的极大推动。

　　这张航海图充满欧洲元素，边上还有手写的注释。而和其他明代海图最大的区别是，这张图的中心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南海，涉及区域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南部沿海、东亚和东南亚的海面与岛屿几乎占了航海图的一大半。

　　该航海图原藏家约翰·塞尔登从小家境贫寒，通过努力成为律师。他在英国议会负责出口事务，并对收藏东方古物有兴趣，这张航海图是从一位在万丹从事贸易的福建商人手中收购的。当初用作包装纸，连同中国货物一起卖给了万丹商馆的英国人。1654年塞尔登去世。他的东方收集品于1659年捐献给牛津大学图书馆，航海图就以收藏家的名字命名，称为《塞尔登中国地图》。

　　首个到英国的中国人

　　沈福宗为航海图注释

　　江苏南京名医之子沈福宗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英国的中国人，他信仰基督教，是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的得意门生，曾帮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馆藏的中文文献。牛津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托马斯·海德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致力于学习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等东方语言，正是他邀请了沈福宗去图书馆短暂工作。

　　沈福宗1681年随柏应理从澳门出发，历经周折到达欧洲。1683年9月，柏应理使团先赴法国，在凡尔赛宫晋见法王路易十四，游说法王派传教士去中国。沈福宗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孔子像，用毛笔表演书法，在巴黎引起轰动。访法后，柏应理与沈福宗到罗马觐见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并呈献400余卷传教士编纂的中国文献，成为梵蒂冈图书馆最早的汉籍藏本之一。中国学人在法国和罗马的访问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便有了柏应理和沈福宗应邀访英之旅。

　　沈福宗于1687年到达英国牛津。海德对亚洲语言颇感兴趣，就请沈福宗教他汉语。沈福宗学过拉丁语，也会一点法语和英语，他之所以在塞尔登地图上写下注释，那是在教海德如何读懂地图上的中文地名。

　　航海图实证明末泉州港重要地位

　　东亚海上贸易分为东洋和西洋两大航线。东洋航线行至吕宋、苏禄和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而西洋航线则经印度支那沿岸和马来半岛，远达爪哇岛西岸万丹。最繁盛的贸易在泉州和马尼拉之间进行，美洲白银在那里大量易手。在西洋航线方面，万丹港后来居上，逐渐取代咬留吧（今雅加达）。《明史·外国列传》爪哇条和张燮《东西洋考》称万丹港为“下港”，《塞尔登中国地图》则称为“顺塔”。万丹不仅大量生产胡椒，而且成为来自印度洋、印尼群岛和南中国海的商品集散地。1567年隆庆开关后，万丹港成为福建海商西洋贸易航线的终点码头。

　　本文解读的这张明末彩色航海图所绘航线，都是从泉州出发，揭示了古代泉州港在海外交通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古代泉州经贸发达，闻名世界。这张由华人绘制的航海图清晰地标识了自泉州为起点的东亚海上贸易东洋和西洋两大航线的诸多地名，填补了古航海地名研究领域的空白，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该航海图的发现，为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论点提供了珍贵实证，进一步拓展了海丝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明代以降，泉州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贸交流频繁，关系密切，明末航海图内涵丰富，见证了完善而发达的闽南海外贸易网络，为研究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经贸史和华侨史打开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途经。鉴于此，有识之士建议，泉州有关文博单位、科研机构和部门应尽早将这张明末航海图进行复制，并开展挖掘探索和研究保护，使具有重要考古和文献价值的相关文物融入泉州海丝文化研究体系，让更多的人认识泉州，让古代航海精神和海丝文化连接世界、万代流传。（尼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