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小楷是当时流传有绪的名作，收藏在韩世能家里。根据董氏题跋可知原帖有“行楷数千字”，而且帖后原有宋元各家题跋。董其昌从前曾在韩世能处欣赏并借摹数行，刻帖时便将自己的摹本“勒以冠诸帖”，这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说法大不相同。沈氏曾经调侃董氏刻帖的粗劣，说董其昌刻《戏鸿堂帖》的时候向韩逢禧借摹此帖，韩氏唯恐董氏借去不还，遂“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

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其中小楷，有韩宗伯家《黄庭内景》数行，近来宇内法书，当推此为第一，而《戏鸿》所刻，几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韩胄君，诘其故，韩曰：“董来借摹，予惧其不归也，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与抚掌不已。(注2)

沈氏意下这件《黄庭内景经》号称是杨羲的墨迹，是韩世能家中的秘宝，而且是收藏界公认的法书名作。从前董其昌不敢向前辈韩世能随意借用，但与韩逢禧平辈便容易开口，所以韩逢禧唯恐董氏借去不还，便随手对临应付他。

此说从常理上便行不通，不过是文人相轻的陋习。沈氏平日对董其昌的鉴赏颇有微词，《万历野获编》中还有其他几个例子表达了他对董其昌的不满。现于《戏鸿堂帖》中可见，此帖字数绝不止沈氏所说的百余字，而且董其昌曾见过原作数千字，并亲手临摹过，岂能连韩逢禧随手临写的百余字都认不出呢?从董氏平日提到韩氏的口吻来看，他与韩氏父子关系还不错，韩氏也绝不会明知其刻帖而故意为难他。况且，如果董其昌明知韩氏戏弄自己还以此置于卷首并加以详细题跋，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啻于自毁门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德符的叙述，便可以知道此帖并不唯独受到董其昌的欣赏，而且得到历代收藏家的珍视，韩氏甚至不愿意借给他人。

韩世能、韩逢禧与《黄庭内景经》

万历丙戌，先宗伯任国子祭酒时，手临王右军《黄素黄庭内景经》真迹，授余姊临学。余姊才九岁耳，因其颇解法书故也。至癸巳年出嫁于太仓王氏，此经随往焉。十六年后姊故无子，所有书籍并此经悉为散失不存。余故竭力访求，经年始得，不胜庆幸。孰意又为人窃去，历四十年之久，复遭世变，家藏书画器具等皆荡然一空。余惟郊居野外，高卧草庐，苟延残喘。忽有人持此经来，检阅之不胜悲涕，随焚香百拜，庆幸先宗伯之手迹犹存。六十年来，此经三失之，余复三得之，真是奇事。余年已八十岁，光景计不多时。有幼女淑英，年九岁，亦能学书，性颇聪敏，大都与先姊相仿佛。故欲以此经授与之，效先宗伯当年之故事。忆先姊授经时九岁，今幼女授经亦九岁，年庚相同，授书之事亦相同。父子相仍，姑姪相继，若合符节，实为造化主持，奚容人力所办。明窗净几，以清泉涤半砚，和墨笔之于书以示。将来幼女淑英若长成立，能念祖父如是之情悃，当世守勿失为幸。半山老人韩逢禧识。时癸巳年嘉平月也。

故宫博物院藏有韩逢禧《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图4)一卷，纸本，其自跋曰：

岁在癸巳八月十五日，弟子韩逢禧敬临王羲之《黄素黄庭内景经》全卷。喜舍九华山地藏王大菩萨殿庭内供养。仰祈神力护持此经，以垂永久。逢禧焚香百拜，谨书。

又临摹王羲之《黄庭经》并跋曰：

余十七岁时，即临摹王右军内景法书。今年已八十余，未尝一日废书也。宦游两都，遍索观天下法书，晋唐真迹，委无及于内景经真迹者。每思《黄庭外景经》，并无唐宋名人临摹真迹。如莫廷韩、吴澈如所藏，不过是宋搨耳。乙未三月，董孟履世兄携观乃翁思白宗伯越州石氏本。细鉴之，是宋高宗手摹，然亦是宋搨，差胜于廷韩、澈如本。兀坐松院，郁寂无聊。闲庭若秋水，窗明几净。和墨临此，以附装于内景经之后，是称合璧。余生平无好尚，惟有法书之癖。每执笔临书时，不闻疾雷之在傍也。老迈龙钟，犹望海内好法书之知己，共为讨伦(论字之误)斯义。四月初八浴佛日，半山老人书。(注3)

由以上三段题跋可知，这件《黄庭内景经》在当时收藏圈中的重要地位。韩氏非常推崇此卷，认为是王羲之所书。韩世能曾亲自临摹传授其女，其女后来嫁给王世懋的儿子王世駪，便以己临本陪嫁。韩女不幸无子早卒，故物失散。韩逢禧四方访求，复得先人墨迹，不料后来又为人窃去。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才又见其父临摹此卷。前后数十年“三失三得”，令人兴叹。故韩逢禧不胜悲涕，效仿父亲授经于其姊，亦将韩世能临摹卷传授给其女淑英。韩世能摹本后为吴湖帆收藏，吴湖帆不仅加以题跋，而且还用小行书手录《南阳书画表》附在卷后，在《杨羲黄素黄庭经》左侧加按语曰：“是否即此卷祖本?”由吴氏按语所问可知，韩氏藏本未能传世，至少吴氏未曾看过。

韩逢禧从17岁开始临摹《黄庭内景经》，到80多岁仍临摹不辍，可惜传世不多，目前有确切款署的仅见此一件。可知其小楷得力于此经不少，且与原作神髓相仿佛。然而故宫此卷还临摹有王羲之《黄庭经》，结合两跋来看，韩逢禧晚年认为黄庭内、外景经的作者都是王羲之。

而台北何创时书法基金会收藏有一卷《黄庭内景经》(图5)，黄绢本，朱丝栏界格，仅有本幅而无古代题跋。卷末中部多出“褚遂良奉为燕国于公书”双行十字，为他本所无，意在托为褚遂良摹本。其上古印甚多，有“绍兴”“天水”，及贾似道、柯九思等人印章，可惜全伪且劣，钤盖位置亦不合规制，从篆法和印色来看是同一人所造。如韩氏父子与董其昌、沈德符的眼力，又过目众多古代书画作品，绝对不会看不出这些伪印。然而卷末左下角有“韩逢禧印”白文方印与“韩逢禧书画印”朱文长方印。虽然绢本经装裱导致文字、界格、印章均略有扭曲走形，以韩氏此二方印章对比真印，应该是韩氏所钤，但是书法笔意与韩逢禧笔性相去较远。因此，此卷很可能是韩逢禧收的一个摹本，也是明代的物事。

南京博物院还藏有一卷倪瓒款《书黄庭内景经》卷，纸本。“倪瓒临”三字当属后人添加，其上“台仙”二字与此倪瓒款均在末行下方。此行末端仍存“朝”字白文半印，应是韩逢禧字“朝延氏”白文残印，与上博藏赵孟頫《光福重建塔记》卷韩逢禧崇祯五年(1632)题跋所钤“朝延氏”为同一方印。对照传世各临本，只有南博本“台仙”二字位置独特，且“仙”字写法不同，可以判断此经卷应有格式：“台仙”二字本在正文后一行中部，再后一行顶部应有“黄庭内景经”五字。以此卷笔法细劲清健，后人便裁去“台仙”之后的卷尾，另添“台仙”和“倪瓒临”五字于正文末行之下，冒充倪瓒书法以增值。(图6)刘九庵《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收录此卷，其下说明云：“此经文原为明末韩逢禧所书。‘倪瓒临’三字为后加。附韩逢禧一真迹及倪瓒《幽涧寒松图》上的题识以对照。”(注4，图7)

韩逢禧卒年不详。然故宫博物院藏其《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卷的《内景经》款署为“癸巳八月十五日”，即顺治十年(1653)八月十五日。其跋韩世能《临黄庭内景经》卷款署为“癸巳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而故宫博物院藏其《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卷的《外景经》云：“乙未三月，董孟履世兄携观乃翁思白宗伯越州石氏本……四月初八浴佛日，半山老人书。”根据《董氏族谱》卷八沈荃为董祖和所作《行状》，祖和生于万历丙戌(1586)二月十六，殁于康熙壬寅(1662)四月初一，享寿七十七，可知“乙未”乃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初八浴佛日”乃韩逢禧传世作品最晚的年款。考虑到韩逢禧自述“余十七岁时，即临摹王右军内景法书。今年已八十余，未尝一日废书也”，他应当多次临摹此卷，并对其个人风格影响甚巨。南博藏倪瓒款本，应是其早年所临，原卷应有其本人款印题识。

相比各卷，何创时本与韩氏父子临本比较相似。韩世能用笔颤抖，较有个人风格。韩逢禧临本，横、竖、撇笔画的起笔多为露锋扭动之态，撇画末端多为回锋上扬，而非向下出锋收笔。南博本笔力较为细劲，笔势波动起伏明显，至晚年的故宫本则显得端正厚重。《戏鸿堂帖》刻本虽然也部分体现了这种上扬扭动的用笔特征，却不似韩逢禧书写得那样夸张。对比韩逢禧临本与《戏鸿堂帖》刻本，笔意并不相似，可以断定，董其昌刻帖所用的底本正如其题跋所说是他自己所摹，绝非韩逢禧随手临摹的，进而断定沈德符乃是妄言。

《黄庭内景经》之鉴定

董其昌鉴赏《黄庭内景经》主要依赖于历代鉴赏家的题跋，特别是赵孟頫的题跋说此帖“飘飘有仙气，乃杨许旧迹”，而且赵孟頫本人曾学习过杨羲的书法，所以董氏认为他的话是值得相信的。“神采奕然，传流有绪”是董其昌认定此作的重要依据，但他也并不是单凭一位艺术家对作品风格的感觉进行判断，他还找出文献记载来对应，即窦臮《述书赋》中的描述。因此，除非发现作品中透露的硬伤，历代题跋、文献记载、作品风格以及对作品气息的感受，成为董其昌鉴赏的最基本方法——这与现代鉴定家的方法相差无几。事实也证明，现代科技手段在鉴定中国古代书画中所给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一位优秀的鉴定家更多的还是依赖经验与修养。只是因为每位鉴定家的修养和感受力的差别，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恰恰也是鉴赏过程非常神奇而有趣的地方。

传为杨羲的《黄庭内景经》之后又被王肯堂刻进《郁冈斋帖》卷二。王氏在题跋中也给出了自己的鉴定意见，《郁冈斋笔麈》卷四云：

吴郡韩敬堂先生家藏黄素《黄庭经》，陶穀与米芾跋皆无之，想入宣和御府重装去之矣。徽宗题云：“晋王羲之黄庭经。”米氏《书史》以为是六朝人书，无唐人气格。赵魏公以为杨许书，而董玄宰不知其何据，盖未考之《真诰》也。按《真诰・翼真检》云，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穆，并第三息上计掾翙，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㖟四十余卷多杨书。又云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工所逮。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据此，则此绢本若非杨君始写之本，即是许掾书。今《真诰》所列，皆三君手书，多荆州白笺。梁时去晋不远，已首尾零落，鱼烂缺失。而此卷黄素如新，虽历代尊奉，少见风日，非有神物护持，亦不至是。晋人笔意，一坏于王著，二坏于文氏父子，而小楷尤甚，不可不使世人见此本。韩长公昨见过，以油纸模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注5)

此跋在容庚《丛帖目》中著录，与王氏集中小异：“右黄素《黄庭经》，吴郡韩敬堂先生所藏，屡出以示予……徽宗题为右军书……真受四十余卷多杨书……掾书是学杨……殆非人功所逮……不可不使世人见此本，遂摹而刻之。万历丁未大雪后一日，延陵王肯堂记。”(注6)“丁未”乃万历三十五年(1607)，此年王肯堂已经题跋并刻《黄庭内景经》卷。此跋收入《郁冈斋笔麈》当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后，且文字有所修改。增加一句“韩长公昨见过，以油纸模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尤其关键，可知王肯堂见到韩逢禧“油纸模本”是在刻帖之后，否则绝不能“昨见过”便“已付工刻之矣”。

通过王肯堂题跋，很多细节得以澄清。之前的陶穀、米芾等人的跋早就已经不在了，他推测是宣和御府重装时裁去了，然后由宋徽宗题签。王肯堂的鉴定方法与董其昌几乎一样，他就此帖的作者杨羲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王肯堂说董其昌虽然认同了赵孟頫的观点，认为此作是“杨许旧迹”，但是董氏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没有考证《真诰》的记载。于是，为了将作者问题弄明白，王氏详细考证了杨羲和许穆、许翙书法的关系，最后他很肯定地将作者确定为杨羲或学习杨氏书法的许翙。并且，为了解决绢素过新的疑问，他将原因归于“神物护持”。他对宋代王著、明代文氏父子的摹刻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表达出“晋人笔意”。不知王肯堂所说韩逢禧“油纸模本”为何，或可以王肯堂刻本与韩逢禧各临摹本相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与现代鉴定家努力将一件作品弄得水落石出的执着态度不同，董其昌给某件作品定作者时，他往往不是确指，而更多的是一种涵泳的状态，只是根据作品传达出的信息，将之与历史上的某一家相对应。换言之，就是将某一类风格相似的作品都在历史记载中找到相应的解释。否则，明代中后期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书画作品都将无法确定身份，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混乱更让一位传统鉴定家更为恐慌的了。如果董其昌未能弄明白《黄庭内景经》的作者，之后的王肯堂也一定要考证出来。董氏的鉴定看似缺乏考证而不严谨，却留下了一些余地，而王氏则将作者坐实于杨羲或许翙，就无可商量了。就像董其昌鉴定董源画那样，他其实并未百分之百说某件作品一定就是历史上某个董源的亲笔，他只是尽力勾描董源的风格，并将那些拥有类似风格的作品都与历史文献中的董源画相对应。这不得不归因于中国书画历史的悠久而造成的文化重负，相对于绘画而言，书法所承受的负担还要重。目前看来，《黄庭内景经》定然是托名晋人的伪作，但这在当时却是董、王等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相对来说，王肯堂要比董其昌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作者颜晓军）

来源:艺术中国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