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代：两个伟大的收藏家

　Timlessness： Two Great American Collectors

　　John Pierpont Morgan（JP.Morgan），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于1861年创立摩根商行；1892年合并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与汤姆逊休士顿电力公司成为通用电气公司；1901年组建美国钢铁公司。

　　Charles Lang Freer（Freer），查尔斯·朗·弗利尔：伟大的收藏家和赞助人。 1906年，弗利尔将他的大量藏品捐赠给了史密森学会，随后弗利尔与罗斯福总统取得联系，并资助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建立弗利尔博物馆。

　　▲ 蓝理捷先生（JJ.Lally）2011年弗利尔博物馆讲座

　　前言

　　策展人介绍

　　Lee Glazer，弗利尔博物馆美国艺术副策展人

　　“Lally先生是广受伦敦东方陶瓷协会等学术机构欢迎的演讲者，我知道我们都在热切期待今天关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查尔斯·朗·弗利尔的演讲。“

　　陶瓷向来是弗利尔博物馆的强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物馆创始人底特律工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的收藏。弗利尔先生毕生收藏的来自东亚和西亚各地的1000多件陶瓷是建立弗利尔博物馆的基石，其中约254件目前正在孔雀厅展出，这个展览也借机重现了孔雀厅1908年原来的设计。

　　从在苏富比(微博)的经历开始，Lally先生便对收藏家的习惯和心态有着深刻而又持续的理解。他于1970年开始其职业生涯，分别在纽约和香港担任苏富比中国艺术总监，并于1984年担任苏富比北美总裁。

　　“Lally先生于1986年创立了JJ Lally&Company（Lally & Co。），并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艺术私人和博物馆收藏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中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当然包括弗利尔博物馆，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年来，Lally先生对弗利尔博物馆也是一直给予慷慨的支持。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对康熙青花瓷瓷器重返孔雀厅的倡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近些年，Lally先生为弗利尔中国艺术主要捐赠 - “Singer序列收藏”的评估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专业知识，其中一部分于明年Sackler成立25周年展出。

　　Lally先生是广受伦敦东方陶瓷协会等学术机构欢迎的演讲者，我知道我们都在热切期待今天关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查尔斯·朗·弗利尔的演讲 - “两位伟大的中国陶瓷收藏家”。

　　两位伟大的收藏家

　　JJ.Lally ： 摩根 & 弗利尔

　　著名学者，著名纽约古董经纪人，前苏富比北美总裁

　　“在收藏家中，Morgan和Freer应当属于佼佼者。他们极高的藏品质量，以及他们在美国艺术品收藏发展史重要时刻所展示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陶瓷收藏风格，使得他们在众多收藏家中的脱颖而出。

　　非常感谢Lee Glazer非常慷慨和善意的介绍，感谢大家在这个美丽的夏日下午来到弗利尔博物馆。在我开始之前，我必须花一点时间来感谢为本讲座提供参考依据的一些研究和出版物的学者们。

　　在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研究上，我必须感谢Jean Strouse写了这位伟大的金融家的权威传记 - “Morgan： American Financier”；查理朗弗利尔的研究，我必须感谢Thomas Lawton博士与琳达·梅里尔（Linda Merrill）一起编著的 - “Freer： A Legacy of Art”，这本书很棒，我希望它还依然在弗利尔博物馆的书店里。最后，海伦·汤姆林森（Helen Tomlinson）在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中提供了许多来自弗利尔信件的见解和精彩原始资料。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都是美国收藏中国陶瓷的先锋，都为中国陶瓷在美国的理解和欣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都不是收藏中国陶瓷的第一批美国收藏家。”

　　先于他们的美国收藏家中，就包括巴尔的摩的伟大先驱威廉·汤姆森·沃尔特斯（William Thomson Walters），他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收藏超过30年，并于1896年在学术目录中出版了1400多件中国瓷器。

　　美国收藏家的简短列表包括：Samuel P Avery，Benjamin Altman，Heber Bishop，Charles A Dana，John Cadwallader，Sturgis Bigelow，Harry Havemeyer，Samuel T Peters ， Marsden Perry，James Garland William，Mrs.Potter Palmer，Henry Sampson，George B Warren，PAB Widener和John D Rockefeller Junior…

　　在这些收藏家中，摩根和弗利尔应当属于佼佼者。他们极高的藏品质量，以及他们在美国艺术品收藏发展史重要时刻所展示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陶瓷收藏风格，使得他们在众多收藏家中的脱颖而出。摩根和弗利尔是非常接近的同时代人，尽管他们的出身非常不同，他们的生活和商业生涯中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便如此，在收藏上他们的收藏方法理念与最后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简单介绍这两位收藏家的人生经历，进而阐述他们如何打造自己的的收藏序列并成为中国陶瓷的收藏家。”

　　我将展示这两个收藏序列的代表性藏品，并简要讨论这些序列形成的历史背景、两位藏家的独特个性以及影响收藏方向的背景和收藏的最终处置方式等其他因素。最后，我将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位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买宋瓷的早期美国收藏家的方法和态度，侧重阐述弗利尔的收藏传奇。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查尔斯·朗·弗利尔都出生于19世纪中叶，活跃于20世纪初，他们几乎大部分的中国陶瓷收藏都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并完成，大约在19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这段时间。”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 John Pierpont Morgan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于1837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富裕美国家庭。摩根家族7岁时搬到波士顿，然后去了伦敦，接着到瑞士上学再进入德国的大学。”

　　当他20岁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他已经精通法语和德语，并且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他可以很容易地阅读意大利语。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是一位非常成熟且非常成功的国际金融家，当时他是一位在美国欧洲和中东等地区过着华丽生活，并奢侈旅行的公众人物。

　　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伦敦拥有一座大房子，另外还有六座房子，包括纽约的一座豪宅。他拥有一艘300英尺长的游艇，这是纽约游艇俱乐部的旗舰型号，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是当时的负责人。他参与了当时许多重要的美国博物馆和机构的建立，并且是美国几个主要高等文化机构的杰出支持者，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罗马美国学院以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从1888年起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受托人，从1904年起担任主席，直到1913年去世。

　　▲  摩根有过好几艘游艇，他的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问哪种游艇好，那就是因为你买不起，The 304-foot Corsair III， the last yacht he owned， included a library， player piano and humidors stocked with Cuban cigars。

　　摩根还在他位于东36街的曼哈顿住宅旁边建了一座非凡的图书馆，收藏了他的珍本书籍手稿和图纸。图书馆在他去世后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并继续蓬勃发展和扩大。

　　“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今天被公认为是美国最好的书籍和手稿收藏机构，摩根图书馆的图纸收集也美国最好的公共收藏之一。”

　　▲  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225 Madison Ave， New York

　　虽然他表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并且在他的早年和整个从商生涯中大量游历世界各地，摩根在他晚年从华尔街半退休以前（大概65岁），其实并没有时间专注做一个收藏家和赞助人的角色。摩根是一个胃口非凡的收藏家，对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求。这是来自英国杂志PUCK的插图，展示了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对欧洲艺术市场的影响。

　　▲  磁铁 - 欧洲艺术市场眼中的摩根

　　摩根购买艺术并不是为了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他已经属于精英阶层。他购买艺术，是他对自身和国家皆抱有雄心壮志。当然，像所有收藏家一样，摩根的购买动机很多也很复杂，但购买的快感却不是他的主要动机。摩根的兴趣点是纯粹的美，对历史的追寻以及对艺术本身的无限热情。

　　“摩根通常会争取购买整个收藏序列。在摩根过世的时候，除了他为自己图书馆提供的书籍、手稿以及图画，和他一生中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和机构的藏品之外，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还拥有超过15，000件艺术收藏品。”

　　摩根不仅拥有非凡的收藏野心，他还通过大量的游历培养了对欧洲艺术和文化的深刻见解。但即便他有一双辨别藏品质量的火眼金睛，他走的却不是学术型收藏家的路线。摩根并没有时间去细细研究他收集的每个类别或个别物品，但摩根也并不蔑视学术研究或收藏鉴赏学。恰恰相反，他非常相信专业知识，他知道他本人在风险较高的金融市场中就是质量和价值的鉴赏家，他也十分清楚在艺术市场上他只能充其量算是狂热的业余爱好者。因此，在清晰的自我认知下，摩根一直在寻找具有专业艺术品知识的合格人才，并委托专业经纪人帮他网罗挑选每个门类的最佳藏品。

　　▲ John Pierpont Morgan at the Temple of Horus at Edfu， Egypt， 1913 or earlier Archives of the 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 New York

　　当摩根看到他想要的东西时，他从不讨价还价。摩根用他在金融业中的一贯做法，在艺术收藏领域也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财富与声誉来赢得比任何其他人更好的机会。与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摩根其实从未造访过中国或亚洲任何其他地方，对中国艺术也了解不深。然而，当机会出现，纽约富商James A.Garland的中国瓷器序列收藏在1902年Garland去世后重返市场时，摩根毫不犹豫就出手拿下了整个收藏：在艺术品经纪人Henry Duveen刚从Garland的后代手中以50万美元购得整个收藏的仅仅几天以后，摩根便斥资60万美元将其纳入自己囊中。这个拥有超过一千件作品的藏品序列已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多年，当Garland去世时仍在展出，摩根的收购使得这批藏品能留在博物馆里继续展出。这是“纽约论坛报”的一则公告：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 为纽约留住Garland东方瓷器收藏序列。

　　▲ Gem from the Garland Collection of Oriental Porcelains saved for New York by J.P.Morgan， 纽约论坛报对摩根收购整个Garland系列的报道。

　　摩根购买了Garland整个中国陶瓷序列后，几乎立即就宣布准备组建一个绝佳中国瓷器收藏序列的决心。他对经纪人Duveen的原话是：“fill in the sequences and make it complete“ - 顺藤摸瓜，完善序列。就在1902年同年，Duveen给摩根的账单仅是送给博物馆的中国瓷器价值就超过20万美元。摩根在1902年消费了总共超过80万美元中国瓷器，有必要留意的是，当时的大都会博物馆整个年度的运营预算总额（不包含藏品购置预算）才仅约为17.5万美元。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继续收购中国瓷器，又给序列增添了400多件藏品。他接着委托当时最好的艺术史学家撰写整个序列的学术目录，并且在预算上毫不吝啬，其中大量的瓷器选择彩色印版（在当时价格不菲）。

　　“摩根的收藏品目录非常有建设性，仔细研读这个当时美国最好的中国陶瓷收藏序列，可以了解到当时哪些瓷器最受好评，哪种类别的瓷器最丰富，哪种瓷器是稀缺或完全缺乏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摩根选择只收集瓷器，他有意跳过了出土文物和早期陶器。在摩根的目录中，只有一件早期陶器，还有极少数的宋元陶瓷。

　　摩根的收藏中有一些明代瓷器，但明代陶瓷的选择品位却非常特殊：一个拥有同样强大资源的明代陶瓷收藏家在今天肯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例如，有几种明法华器物大约可以追溯到1500年左右，其中包括一个精美的莲花装饰梅瓶，这是一个大约十四点五英寸高的酒瓶，还有一些明代彩瓷。

　　“摩根目录中竟然没有被今天收藏家们所珍视的15世纪明代永乐、宣德或成化时期的瓷器，序列中的绝大多数瓷器都是清代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瓷器。。。”

　　而瓷器中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瓷器大部分是后期制作的“康熙”时期瓷器，从1680年代到1722年去世的“康熙”皇帝统治时期瓷器。摩根序列中最大的瓷器类别是单色釉，其中有一部分是的带官款的官窑器物，例如这个大约8英寸高的“康熙”豇豆红花瓶，但大多数器物都是没有款的。摩根目录展示了许多19世纪的花瓶，大量的18世纪后期的乾隆时期单色釉，一小部分雍正时期的单色釉以及一部分精选“康熙”单色釉瓷器。 

　　“康熙”时期的单色特别是豇豆红和较大的郎窑红釉器物，在摩根目录中被呈现为中国单色釉之最精美的器物。这就是所谓的郎窑红，在当时非常受追捧。这件花瓶在摩根买下之前就在英格兰很有名，它的高度大约是18英寸，昵称“火焰”。

　　摩根序列中有许多青花瓷器，以“康熙”时期藏品最被重视。当时欧洲和美国的主流鉴赏家和收藏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无论从技术和美学上“康熙”青花瓷都要优于早期的元、明的青花瓷，摩根目录的藏品也因此很明确地展示了这个偏好。这是一个典型的“康熙”青花盖罐，大约21英寸高，蓝中带紫的颜色在那个时期深得收藏家的高度珍视。

　　摩根序列还包含大量清代瓷器：粉彩花瓶、盖罐、碗盘等。1830至1850时期的雍正和乾隆粉彩，也在摩根目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特别是一些精心绘制的开光中绘粉彩类型，比如这个雍正粉彩富贵大吉纹杯碟，这个品种在19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都很流行。

　　在摩根序列的所有彩瓷中，依然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康熙”时期藏品，被当时编写目录的学者们以及摩根本人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漂亮的。人物素瓷等在摩根目录中也有大量篇幅，但在所有“康熙”彩瓷器中，“Famille Verte” 素三彩，尤其是彩地，比如这种28英寸高的康熙素三彩龙纹风尾尊，是当时被认为最重要最令人向往的。在这些彩地瓷器中，又以墨地三彩“Famille Noire”品种为最稀有和最精美的。这些都在当时都被当作选中之选的高级品种来呈现。

　　摩根最钟意的“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是一个非常大的花鸟纹大凤尾尊，装饰着鲜艳的红色梅花，当他从伦敦的Saltine序列中购得时，这个昵称为“Red Hawthorn”的瓶子被奉为他最重要的宝贝之一。摩根目录中虽然有许多其他的墨地三彩瓷器，但像这样的大尺寸的花瓶则被认为是他所有瓷器中最重要的。

　　“在世纪之交，“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被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顶级收藏家视为中国陶艺家的最高成就。这个27英寸高的巨大墨地三彩花卉盖罐，是由小洛克菲勒在摩根过世后以当时最高价格购藏，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这是当时小洛克菲勒的客厅，可以看到当时部分藏品是如何展示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墨地三彩花卉盖罐被展示在中心的最重要位置，还有一些其他的同类品种被展示在橱柜里和桌子上。

　　“在今天，“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没那么得宠。事实上有一大批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墨地三彩已被证实是伪造或改装的，有些是青花瓷改造，重新填色以满足当时大量的需求。。。”

　　大量的“康熙”青花被填上墨地，然后再填充各种装饰，这些经过改造的瓷器具体年份仍然非常难以断定且非常有争议。这些墨地三彩“Famille Noire”曾经被认为是现在最好的品种，现在很少被陈列出来。

　　19世纪后期形成的“墨地三彩热”的风潮，其动机模糊且有多种解读。当摩根开始收藏中国陶瓷时，中国仍被清朝统治，满族皇太后“慈禧”仍在王位上。每当欧洲或美国人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紫禁城时，他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瓷器都是清代瓷器。皇太后较为传统的品位可能导致她会重点推崇“康熙”王朝的光荣鼎盛，毕竟康熙是她的王朝的创始人，清代第一位伟大的皇帝。因此，“康熙”时期的瓷器在当时她的接待室里也有着重要的份量。

　　▲ 弗利尔博物馆专题视频 - Empresse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1644–1912

　　众所周知，慈溪太后的穿衣以及宫廷服饰都偏爱黑色系，19世纪末期“康熙”风格的墨地三彩瓷器大量生产和盛行有可能源自她的影响，但是1900年左右西方对“Famille Noire”墨地三彩瓷器的迷恋起因尚未被明确记载。尽管如此，摩根目录还是清楚地展示了该类别对当时收藏家和策展人的重要性。

　　对摩根目录的回顾还表明，官窑瓷器与非官窑或外销瓷器之间的等级差别并没有得到摩根与为他提供建议并编写目录的艺术史学家很好的理解，或根本不被当作评判质量和历史重要性的标准。

　　“摩根收藏序列里的外销瓷或其他受青睐的无款器物远远超过带官款的官窑瓷器以及带皇家传承的作品。”

　　目录里确实包括少量精美的官窑瓷器，如这对带雍正时期雍正款的“Famille Rose”粉彩天球瓶，大约14英寸高，底足带“大清雍正年制”字款，是皇家定制且在宫廷使用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目录中的影像资料，可以想象20世纪早期的印刷方式跟今天的打印照片的方法截然不同，在当时这些影像的印刷不仅十分困难，也是相对昂贵的。这样的官窑花瓶在当时并没有被视为更高质量或独特的品类，或在任何方面被视为比目录中所示的许多非官窑或外销瓷“Famille Rose”粉彩瓷器更为重要。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颐和园之前，这种类型和质量的官窑瓷器在中国之外几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因此，官窑瓷器相对稀有和其艺术历史重要性在摩根时代的欧美并未得到广泛的了解。

　　然而，摩根却曾经有过一个获得重要皇家收藏官窑瓷器的绝佳机会。

　　“摩根图书馆和博物馆档案中的一系列电报披露了当时美国驻北京外交官与摩根合作伙伴戴维森（H.P.Davidson）之间罕见的交流通信。这一连串的电报讨论了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从紫禁城和其他皇宫购买中国皇室所有瓷器和艺术珍品的建议事宜。”

　　这是在1912年中国第一次革命后不久，当时新共和国正在寻找现金，而旧皇室家庭则无家可归，也失去了收入来源。

　　1913年3月8日的第一封电报上写着“绝密：帝国家庭准备出售整个宫廷收藏品，包括珍珠、青铜器、瓷器等”，并要求尽快回复，戴维森回复“发来进一步的细节”。

　　“来自北京的后续电报对三个皇宫的收藏品进行了非常粗略的估价，表明这些收藏品可以一起整批打包并以大约当时四百万美元的等值黄金出售，电报内容允许摩根进行专业评估并享有藏品优先挑选权，一旦藏品装载完启航，摩根只需要确保支付50%的估价，其余部分由其下属股东分担付款。”

　　在满族统治和政府制度崩溃一年后的1913年，动荡的春天里，被废除的皇室出售帝国收藏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甚至是垂手可得。进一步的电报概述了在整个收购行为中代表皇室的具体人员，包括作为紫禁城最高级官员之一的皇室的大管家Shi Su。

　　“但一切却事与愿违。在后一封电报抵达的1913年3月27日仅仅四天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罗马逝世，享年75岁。”

　　▲ JP.Morgan in a garden at Algeciras， Spain， 1913，摩根人生的最后一年。

　　“除了他的图书馆和他的各种住宅中的许多艺术品中的书籍和手稿之外，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1500多件中国瓷器在他去世时被租借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摩根一生都对博物馆非常慷慨，但在他的遗嘱中，大都会博物馆却居然根本没有被提及。”

　　摩根艺术的归属权完全由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杰克·摩根支配，虽然杰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向大都会博物馆和其他美国机构作出了几次重要的大型捐赠，但其中并没有中国瓷器。 1915年1月，整个摩根的中国瓷器序列以近四百万美元的价格转售给前摩根艺术品经纪人杜文（Duveen），杜文随即开始将这批收藏转卖给其他私人收藏家，如洛克菲勒、IAB Widener等，著名的Widener收藏序列今天收藏于距离弗利尔不远的国家美术馆里。

　　今天市场上仍然可以在私人画廊或公开拍卖中找到摩根序列的精美瓷器。几年前，这个“康熙”罐子高约为18英寸，在拍卖会上以23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而这款非常罕见的雍正款龙罐在同一场拍卖中售得25万美元。

　　“作为美国中国陶瓷的收藏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加强公众对中国陶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美国博物馆展示和研究的重要性认知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摩根通过允许他的藏品公开展出近二十年并出版详尽目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陶瓷欣赏的的浪潮。”

　　摩根并没有最终将他的收藏遗赠给博物馆，但当其部分序列藏品再次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还是激发了新一代收藏家和博物馆在陶瓷领域的参与和激烈竞投。

　　查尔斯·朗·弗利尔 - Charles Lang Freer

　　“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一生的故事和他作为中国陶瓷收藏家的职业生涯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前辈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故事相似。这两位早期美国收藏家的目标和动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的早年生活和他们的教育背景却截然不同。”

　　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的早期故事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相反。弗利尔于1854年出生于金斯敦纽约一个卑微的农业家庭，这是一个位于哈德逊河和卡茨基尔山脉之间的小型北部小镇。他是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的母亲在他14岁时去世，为了支持家庭弗利尔去了当地一家水泥厂工作。后来，他成为金斯敦综合商店的一名职员，他的勤奋给当地一位名叫Frank J.Hecker的铁路经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Freer in the Catskills， 1889

　　Hecker迅速聘请他并将他提升为会计师和薪酬管理员，弗利尔随后与Hecker前往伊利诺伊州为一条新铁路工作。1880年弗利尔和Hecker前往底特律密歇根州，他们最终成为新工厂的合作伙伴，为快速扩张的美国铁路提供碎石的生意。

　　经过长期谈判，弗利尔收购或合并了所有主要竞争对手，这家铁路公司是弗利尔的财富基础。 1899年，他们将所有业务整合到美国汽车和铸造公司，该公司在这个利润丰厚，发展迅速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1900年左右一起拍摄的Freer和Hecker的照片。

　　“简而言之，弗利尔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没有任何优势，没有社会关系和太多的教育。通过勤奋和努力，他在世纪之交成为百万富翁。1899年春天，弗利尔决定退休，将积累的财富放入投资计划，转身投入了鉴赏和收藏事业。”

　　年轻时的弗利尔在他一拥有足够的资金便谨慎地开始了收藏。与摩根相同的是，他并没有从亚洲艺术开始，而是购买了现代欧洲蚀刻和版画，很快他就建立了一个大收藏。当有人把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作品介绍给弗利尔时，他被马上便被这种艺术形式所深深吸引。弗利尔从1887年开始收藏惠斯勒的作品，整个收藏活动持续了一生；但与此同时他很快就开始收藏现当代美国油画作品。

　　弗利尔还专门为他1889年完工的底特律新房子定制绘画作品，并且他一生都在持续收藏当代美国艺术家的画作。在1890年他第一次访问伦敦时，他与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签署了从艺术家处购买所有未来画作和版画的意向。接下来的日子里，弗利尔委托并购买了许多惠斯勒的画作，他不仅是一个好朋友，同时也是惠斯勒最大的赞助人。

　　▲ Freer‘s house in Detroit

　　1892年，弗利尔开始购买日本木版画，后来他提到他被日本版画美学所吸引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与惠斯勒作品的共通点”。接下来13年里弗利尔继续完善其日本版画收藏，直到大约1905年他将整个系列全部售出，并明确表示日本和中国的古代画作是更为明智的收藏选择。

　　“1894年，弗利尔度过了漫长的假期，先是在欧洲，然后再前往亚洲。在旅行的开始的巴黎，他花了很多天时间与惠斯勒一起讨论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共同兴趣。在长途旅行的后期，弗利尔去了印度，短暂停留上海，然后在日本待了四个月。”

　　这张照片是Freer在日本与他的好朋友Haro Tomitara（原富太郎）和其他人在1907年拍摄的。在日本的时候弗利尔并没有买什么东西，但他对日本文化的欣赏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成长。他有认识了一些人，包括比较重要的山中商会（Yamanaka&Co）的代理人，这对他后来的收藏有重要影响。

　　▲ Freer in Japan with Haro Tomitara and friends

　　1899年，45岁弗利尔退休。他前往欧洲并在卡普里岛买了一栋别墅，但躺着晒太阳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他很快就以使他商业上取得成功同样的精力和勤奋开始了他的艺术收藏事业。他加强了他的旅行和学习计划，并与欧洲领先的艺术学者经纪人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建立了强大的合作，Fenollosa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收藏品的创立和迅速扩张的推动力之一。

　　▲ Freer in Capri villa Castello， Italy

　　Fenollosa帮助弗利尔完善升级了他的日本艺术收藏品，并鼓励弗利尔收藏中国和日本艺术品。弗利尔也保持了艺术估值的独立观点，在购买上一直有自己的判断。但他显然受到了Fenollosa的影响，也很重视他的建议。

　　“弗利尔对他的收藏生涯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商业态度，将其收藏重心从日本艺术转移到中国艺术的决定，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市场条件的影响。”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并没有打算增添什么日本绘画收藏，因为他“发现有可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中国的更精美的作品”。弗利尔在20世纪的前十年开始集中和认真地收藏中国艺术，1909年他去了中国北方两个多月。抵达天津后，弗利尔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名叫南明远的非常可靠的向导，南明远当时已经有超过20年的带领外国经纪人寻求购买中国艺术品的经验。

　　▲ 龙门，南明远（右一）与弗利尔的团队

　　“南明远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建议来源，他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经纪人，他帮弗利尔组织了探险队并将他介绍给了合适的人，在弗利尔离开中国后的许多年里仍通过信件和其他联系方式照顾弗利尔的利益，南明远持续地为弗利尔提供一系列他想象不到的绝佳购买机会。”

　　在中国旅行期间，在美国大使馆以及一些外国和当地艺术品经纪人的介绍之下，弗利尔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与当地华人艺术收藏家会面。他所看到的一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非常感谢他在那里受到的款待。他在给他底特律的老搭档Hecker信中写到“中国收藏家们是很棒的老师，我真希望在我与Fenollosa联系的最初几年里能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这将对我们两个人影响至深”。

　　弗利尔访华的亮点是他参观了龙门石窟寺。法国古董商Marcel Humphrey当时刚从龙门回到北京，他提醒了弗利尔龙门正发生大面积的洪水，还有沿途遭土匪抢劫的风险。然而，弗利尔还是义无反顾的出发了，他的团队包括一个私人仆人、一个厨师、一个摄影师，一个后勤团队和他的向导南明远。他们还有一名军警陪同，并持有一张中国政府提供的特殊护照。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说他在洛阳政府受到了尊贵的招待，他说：“一行高智慧的绅士们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晚餐，比我以往任何用餐体验都更尊贵优雅，更精致。”

　　龙门石窟寺距离洛阳城只有十英里，但恶劣道路使得旅程持续了一整天。龙门当时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弗利尔扎营仔细研究石窟雕塑的两周时间里，弗利尔只遇到了三个其他的游客 - 都是独自前来朝拜的佛教朝圣者。但洪水与土匪的威胁迫使弗利尔不得不遏制他进一步的探险，西安之旅因此取消，但龙门的雕塑还是给弗利尔留下了极大震撼和喜悦。

　　弗利尔在龙门的营地里给他在底特律的朋友信中写道：“我一辈子从未见过在装饰上能比拟这些重要洞窟的，颜色、线条、构图……简单而又感性地传递着不受约束的想象力，他们的艺术性和美感似乎超越了我迄今见过的所有一切一切。”

　　弗利尔随后继续前往上海，在那里一位在中国长期居住的美国人约翰·弗格森（John C Ferguson）将弗利尔介绍给上海一位姓黄的老收藏家，弗利尔在上海购买了几件陶器和青铜器。但他的大部分购买都是在南明远的帮助下在北京完成的。旅程结束时，南明远组织了八个装满货的大型货运箱，其中一个据报道重达323磅。

　　“弗利尔并没有掩饰他对中国陶瓷的偏好，他坦承：“事实是我并不买瓷器，我只对早期中国陶瓷很感兴趣”。当时他在美国大使馆的官方介绍下看到了一批清宫旧藏的“康熙”瓷器，这些瓷器让其它外国访客都充满喜悦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弗利尔还是礼貌地等待其他人看完，然后坚持要求中国官员打开其他壁橱，向他展示宋瓷和最好的定窑。”

　　从中国回来后，弗利尔在1911年中风，再也没有能够在美国境外旅行。但他后来康复了，也有继续收藏。他转而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古董商和拍卖会上购买，继续完善他的藏品。

　　“弗利尔在艺术中找到了快乐和精神上的富足，他同样也希望为其它人提供同样的机会。早在他访问中国之前，弗利尔就决定将他的藏品遗赠给国家，并建立一个独特的博物馆，一个他持续打造的美国和亚洲艺术收藏品的永久居所。”

　　1905年1月，弗利尔正式将整个收藏序列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他去世后建立的博物馆的根基。弗利尔提议自己应该用他的余生继续扩展和完善这个序列，并寻求制定许多严格的限制以保持他对博物馆视野的纯粹性，并“致力于发展共同美学主流，为东西方情怀提供养分”。

　　史密森董事会由美国政界人士和博物馆人士组成，他们既不熟悉亚洲艺术也不了解其价值和重要性，因此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整个捐赠陷入了冗长的谈判。但弗利尔的捐赠意向后来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捐赠契约终于在1906年制定并签署完成。

　　▲ 罗斯福与弗利尔的通信记录，1905年12月

　　从1906年到1919年弗利尔去世，弗利尔捐赠的艺术品总数增加了四倍以上。最初捐赠的惠斯勒和其他60位美国艺术家的1000件西方作品，加上后来收藏的1400多件东方艺术品（包括950中日陶瓷），整个序列东西平衡。1919年弗利尔死后，捐赠给博物馆的中国陶瓷最终名单共计526件。

　　“1919年，弗利尔给国家的中国陶瓷收藏品的内容调查显示，他的收藏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收藏截然相反：没有明清瓷器，弗利尔几乎完全把精力集中在宋代和早期的作品上。”

　　弗利尔捐赠中最大的中国陶瓷类别是钧窑。钧窑和钧窑系作品占总量的20%多一点。这是钧窑天青釉鸡心罐，莲花状的小容器，葡萄大小，可能也被用作水盂。

　　▲ 弗利尔1903年购入，宋代天青釉钧窑鸡心罐，Goodridge Collection

　　用现在的标准判断，弗利尔收藏的钧窑质量和年代比较参差不齐：从上面这件1903年纽约Goodrich Collection拍卖购得的宋代罐子到下面这件1905年从山中商会3000美元购买的紫斑的典型元代作品都有。

　　“这件钧窑作品是弗利尔宋瓷收藏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件当时被认为是宋代但现在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在14世纪明末或明初制造的花盆。”

　　▲ 弗利尔1913年购于山中商会，H8.8cm x W22.6cm

　　许多作为宋代器物捐赠的钧窑器物，现在被定为是钧窑系或者后期商品，比如这个广东石湾窑梅瓶大概是在17世纪晚期而不是12世纪制造的。

　　弗利尔捐赠中的第二大中国陶瓷类别是磁州窑。这些藏品的质量也是差别较大，也有一些真正的精品，例如这个精湛的北宋剔刻罐，弗利尔以450美元的价格从上海的经销商那里购得。

　　弗利尔捐赠中另一个极好的北宋磁州器物则素胎而不是剔刻的白色巨鹿县梅瓶，于1914年从黄姓古董商购买，售价1000美元。

　　弗利尔磁州窑部分也有许多当作宋代购买的晚期器物，如1894年从RE moore购买的这个磁州窑梅瓶，当作宋代购买，但现在一般被认为是晚明。

　　实际上，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和学习，许多磁州窑作品重新断代也不是很意外。下面这个精美的花瓶最初作为宋代作品购买，现在被认为是元代的精品，保存状态非常好。

　　也许弗利尔买的最好的褐色磁州窑器物是这个巨大铁锈斑梅瓶，这个大梅瓶是1917年以1000美元从日本山中商会处购得。弗利尔也买过一些吉州窑，比如这个在巴黎买的元代玳瑁釉梅瓶，现在孔雀厅里可以看到。

　　“也许是因为他与日本和日本古董商长期合作的缘故，弗利尔还收藏了许多茶具，1919年库存中显示有五十多个茶碗，其中包括下面这个来自福建建窑的这种精湛的大号南宋银油滴茶碗，1909年购自林銑十郎（Hayashi）”

　　另一个例子，是上面一个美丽的南宋吉州窑梅花天目茶碗，购自山中商会纽约办事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个从山中商会购买的南宋龙泉青瓷束口茶碗，包了金边，在口沿小磕处，镶金的口沿宛若垂珠，像一滴金酱在口沿流淌。弗利尔收藏的青瓷不多，龙泉的收藏很少。这是中国陶瓷526件捐赠中仅有的10件青瓷之一。

　　弗利尔收藏了许多“影青”器物，包括这个在日本购得的刻花梅瓶，现在归到元代。弗利尔还有一部分影青瓷器来自他买下的Dr。 Horace and Alan伉俪珍藏韩国陶瓷系列，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传教士、外交官Horace和Alan在韩国期间收集了大量早期高丽陶瓷。

　　▲ 弗利尔1897年购于山中商会，元代影青刻花梅瓶

　　上面这两只影青作品都是中国宋代的作品，被当作韩国高丽王朝的作品购入。弗利尔大部分的影青瓷器的捐赠都没有这么高的品质，许多器物都是缺盖或者受沁严重。

　　“青瓷似乎并不是很符合弗利尔的口味。他的中国瓷器收藏中青瓷不多，有一点越窑青瓷，只有10件耀州青瓷。这件中国北方的耀州窑制作刻花瓶是弗利尔早期中国陶瓷收藏中最好的收藏之一。”

　　弗利尔非常了解早期定窑白瓷的重要性和美感，但在弗利尔捐赠的10件定窑瓷器中，只有少数是精品，例如从上海购买的这只内刻缠枝莲花的精美定窑。 1909年在巴黎当作明代瓷器购买的一件罕见的邢型器物，现在已被公认为是晚唐时期大约10世纪初制造的。

　　“弗利尔仅购买了少量的唐代作品，他当作唐时代购买的许多物品现在都被重新定为后期作品。然而他却购买了大约40件汉代陶器，大多数都是公元2世纪公元前2世纪左右制造的典型的汉代陶器。。。”

　　例如1906年从山中商会购买的这种罐子。他还买过一个为汉代墓葬而制造的巨大钟楼模型，尺寸不多见，于1907年添置。

　　“弗利尔并没有买过任何宋代最珍稀的汝窑作品，但他买过一件为宫廷制造的南宋官窑花瓶。无论弗利尔在他的中国陶瓷收藏中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犯过怎样的错误遇到过怎样的问题，光这一件藏品就让这一切都值得了，彻彻底底地为他扳回一程。”

　　摩根 vs 弗利尔

　　JJ.Lally ： 对收藏的启发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 Morgan）和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是成功的美国商人，他们利用那个时代爆发的美国经济所带来的机会积累巨额财富，然后利用他们的财富组建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品。”

　　这两个人都打算为子孙后代留下遗产，并且都认为持续的奖学金和后代教育机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目标。这两个人都没有完全专注于中国陶瓷，远非如此，他们两者都有更加宏大的野心。

　　摩根收集中国陶瓷的方法受到欧洲中心世界观的极大影响，而弗利尔则更加努力地向中国收藏家和学者学习，并尝试去了解中国历史观和中国对陶瓷的评判标准。

　　“弗利尔洞悉且成功地理解了中国人对中国陶瓷的看法和角度，因此超越了西方与他同时代人的主流趣味，这三件弗利尔捐赠的宋代精品就是其品位升华的最好例证。”

　　弗利尔对收藏的最大关注点是找到东西方艺术中审美共通和谐的艺术作品，这种独特的关注点也体现在其对孔雀厅展示方式的设计：以及西方惠斯勒的油画“La Princesse du Pays de la Porcelaine”为中心，搭配东方中国陶瓷的东西交融的独特陈列方式。

　　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正在创造新的亿万富翁，现在他们是中国陶瓷市场的主力买家。其中一些新买家也正在建立完善自己的博物馆，支持公共机构并出版自己的学术目录，正如摩根和弗利尔一个世纪前所做的一样。今天艺术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际论坛，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的一些市场基本规律与一百年前的艺术市场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摩根和弗利尔的收藏风格与当今中国陶瓷收藏风潮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两位先生收藏从来不是为了投资：利润动机在他们的收藏生涯中毫无立足之地，查尔斯·朗·弗利尔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从未将中国陶瓷视为一种资产类别，或是一种可用于将来流通获利的货币单位。他们从中国陶瓷中感受到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器物本身之美，对收藏家精神与境界的一种升华。”

　　结语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认可并向公众宣传中国陶瓷，将其作为一种重要艺术形式，使其地位上升到一种值得关注并值得被美国博物馆展示，摩根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和名望很大，通过他的努力和带领，中国陶瓷在美国私人收藏的地位获得大大提高。在亚洲艺术领域，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他的成就更加重要和持久。弗利尔留给国家非凡且多样的艺术收藏品，并建立伟大的弗利尔博物馆，为美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游客展示一个持续的传奇，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一样，弗利尔一生都是一位不知疲倦、专业又理性的收藏家；但与摩根不同的是，弗利尔没有追求时代流行的品味，他也从不让权威机构的传统观点影响他的收藏，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并没有这么做。”

　　弗利尔非常尊重当时的艺术史学家、艺术品经销商以及其他收藏家，他总是愿意倾听和学习；他身体力行，在重要的个人决定前，他总是坚定地保持独立的观点和选择。所有弗利尔的收藏和他建立弗利尔博物馆的根本是要展示他的个人艺术理论，包括对世界各地共同艺术之美的革命性观点。

　　“在他的收藏和他对美学的研究中，弗利尔的目标与爱因斯坦的目标一样崇高。他希望展示确立东西方艺术中的基本联系点，正如爱因斯坦寻求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宇宙一样，弗利尔寻求统一的美学理论来解释艺术在世界的各个文化中的力量。”

　　这个孔雀厅现在布满了古代陶瓷，它们是由弗里尔先生亲自收集和精心安排由他设计的，这是他试图展示的普遍美学理论的体现。无论你是否接受他的观点，置身于满目玲琅的来自世界各地古代陶瓷的孔雀厅是一件令人无比喜悦的事情，我邀请大家现在就上楼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