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地标性建筑，你能想到什么？天安门、鸟巢、广州塔、国际金融中心……究竟何为地标？中国的地标性建筑经历了哪几波风潮？地标建筑应如何传承城市的文脉？3月29日下午，著名设计史论家、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做客“时代国际单位·南都艺术沙龙”，讲述中国地标性建筑的发展和症结。

    民国的大城市最有“民族相”

    “建筑(architecture)在国外，在中国只有房子(building)。”一开场，王受之就套用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查尔斯·詹克斯的话，来形容中国的地标性建筑。在他看来，中国的地标建筑多以配置豪华、体型巨大闻名，但却往往因浪费资源、破坏天际线而引起民间的愤怒，如今已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

    王受之说，古代的地标性建筑基本与宗教有关，而如今却大多依靠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广州在芳村搞了一个‘大铜钱’，那个‘大铜钱’我看了特别痛苦，黄颜色的，非常恐怖，那就是广州脸上的一道疤。”

    中国修建地标性建筑的第一波是在民国时期，王受之说，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上，极力倡导“中国固有之形式”，其实就是民族形式加现代化结构，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市政府等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走下来，一直到海珠桥、海珠广场，在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做了不少地标性建筑，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市布局是最漂亮的。”在他看来，民国年间的中国大城市也是最有“民族相”的，“广州就是广州，上海就是上海，不像现在，从县城到首都都一个样，有了雾霾大家都看不见。”

    地标建筑不应破坏城市“文脉”

    “地标性建筑应该以不破坏城市的文脉为前提，这个城市是它的一个母体，母体里面长出新的东西，应该放在新的地方。”王受之认为，不能把一座建筑和它所在的城市隔断，建筑不是展品，它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我们恰恰就做了很多跟这个城市没有关系的建筑，反而把跟城市有关系的东西都拆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王受之回忆，曾经的人民南路到西堤一线，是广州的繁华之路。小时候常到新亚酒店吃西餐，足足可以跟香港的湾仔相比，“后来来了一任市长，要搞一个高架桥，人民南路就完了。”城市建设跟政绩挂钩，是中国地标建筑井喷的原因之一。

    “中山纪念堂、光孝寺、上下九，一想到这些，就知道这里是广州。但你再想想另外一个广州，太古汇？珠江新城？珠江新城是一个什么城？路很大，晚上没人走，还是吃东西特难找？”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石油国家大肆搞地标建筑的“土豪风”很快就刮到了中国。这股风对于城市文脉的切割“太严重”了，政府依靠行政权力，用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和老广州的联系缺少一点东西，“缺的是依靠城市慢慢发展起来所积累的文脉。”

    说法

    保育老建筑

    应靠严格立法

    对于近期广州城中热议的骑楼保护问题，王受之建议，应该依靠严格的政府立法，而不是单靠行政的手段，有很多建筑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的保护，但它本身有价值，这时候就应依靠立法来明确。在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除了需要建筑方面的专家，研究文史的学者也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