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口述：我的成长史和我的设计观

常沙娜

常沙娜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元素设计的头巾

    发展、创新我们民族优秀文脉

    常沙娜（北京）  

　　本报记者近日赴北京专访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艺术设计家、教育家常沙娜先生，听常老口述了一生中辗转而又丰富的艺术历程，以及对当下艺术设计领域在传统文脉传承上的担忧。

　　常沙娜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出生在法国里昂，同年和父母生活在艺术之都巴黎，举家回国时恰逢中日战争爆发，即跟随国立艺专艰苦逃难多年，辗转大半个中国。其后她又随父母到了沙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在千年艺术的熏陶下度过了动荡和艰苦的少年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留学的常沙娜毅然返回祖国，从梁思成、林徽因身边走向艺术设计领域。

　　常沙娜先生提出艺术设计的发展要承前启后，一方面要在传统文脉中挖掘、借鉴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强调要在大自然中发现美，并对未来艺术设计领域的发展寄予深切的厚望。

　　我跟画家不一样，我是搞艺术设计的，当年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首次参加工艺美术品设计的实践和经历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成为我投入工艺美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前奏。

　　我们的老前辈们强调解决衣、食、住、行的设计。“衣”是指服装、面料设计，我现在看不上年轻人穿超短裙，冬天色彩还都一样，到了夏天就露腿了。“食”，是指餐具、摆饰，如陶瓷、景泰蓝的食用器皿和摆饰，现在我们食品的餐馆容器都成了怪异的造型，失去了实用性。“住”，是指建筑，北京东边的“铁裤衩”、“鸟巢”都是外国人来设计的，非常怪异，现在又开始比高，把原中央工艺美院的旧址改为北京市的商业区，正在建造500米高的所谓“中国樽”，其高度和面积破坏了附近的自然环境。“行”，就是指交通用具各种车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后，以衣、食、住、行中的艺术设计为宗旨，与造型、色调、功能、材料分不开，这也是我们做设计的原则。我们前辈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央工艺美院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实际生活中所需发展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也不注重传统，就知道学洋，黑头发也给染成黄头发，追求时尚却忘了自己是黑发的中国人。不了解民族传统，实在可悲！

　　我一直强调源流，我十几岁就随着我父亲在西北甘肃的敦煌莫高窟临摹中国历代石窟壁画，受到中国传统的“童子功”的基本功训练。我曾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就是当年在林先生指导下设计出来的。记得当时她讲：“你看过毕加索画的鸽子吗？现在应该把敦煌壁画上的鸽子形式用在头巾中的装饰上。”她的提示给了我灵气，马上就设计出来了。同时还设计了一个景泰蓝盘子，褐色的底子，白色的鸽子，加上卷草纹的装饰，既是敦煌风格，又成了现代的工艺产品，林先生都挺满意，也成为当时国家召开首次“亚太和平会议”的礼品，我由此也体会到如何把敦煌传统的图案应用到现代。

　　到了中央工艺美院以后，为了让我们亲身体验民族的“源”、生活的“流”，1959年夏天，我们的老前辈程尚仁先生安排李绵璐、黄能馥和我三人去敦煌把敦煌的莫高窟历代壁画、彩塑人物服饰上的图案按年代分类收集，临摹整理。1961年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派我们染织系的老师温练昌、朱军山、李永平和我到新疆足足呆了三个月整理少数民族的染织物。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有关的帽子、马褡子，还有各类服装、地毯的图案及制作工艺。从乌鲁木齐到和田，那时候条件很困难，随身就买点儿馕用餐，白天随乡亲收集样式，晚上整理，整理出了200多幅纯真的少数民族图案。回到北京后，先在学院做了展示，原计划还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正逢“文化大革命”未能出版，珍贵收集整理的原作由此而不知下落了，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

　　另外，给我影响很深的是，1958年末，我有幸赶上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造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工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对设计风格提出来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从此我一辈子都是按照这个核心的观念走过来的。那时我刚27岁，我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奚小彭老师任组长，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前辈的指导下，负责设计外墙的琉璃花板、须弥座的石雕花饰以及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同时还在民族文化宫参与了大门的金属镶嵌装饰设计。整个过程我们都要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工程设计专家相互配合，要在照明、通风、结构等方面进行复杂而具体的合作。设计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时，我在大厅的天顶中央设计了具有唐代风格的，由敦煌藻井图案的元素的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开始只是在花型的装饰性上下功夫，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先生看了马上提示我：“沙娜，这样只设计图型花瓣不行，你得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在装饰花型中。仅有花中心的照明还不够，还需要把照明扩大到外圈的那些小花，把照明灯和小花组合在一起。”“通风口也不够，根据通风工程的需要，花的装饰外圈也得设通风口。”由此我知道了装饰设计需要与整个工程、功能相结合，要考虑通风、照明、建筑结构的需要、材料的需要完成，最后达到充实、完美的装饰效果。设计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是各方面共同完成的，不像画一幅画那样，画完了签个字、盖个章，一署名就是某个人的作品了；装饰设计都要根据功能应用不同材料、工艺，由多方面需求不断改进，共同完成，绝不是简单的个人作品。切要对历史、对国家、对设计要求尽责，也要注重民族的时代的特色，就如代表国家的“人民大会堂”经过半个多世纪至今成为了国家的殿堂。

　　设计与工艺美术是分不开的，在不同的时期，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应用到衣、食、住、行的形式和专业不同。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最早的老前辈是庞薰琹、雷圭元先生，还有陈叔亮先生、柴扉、程尚红、郑可、徐振鹏、祝大年等先生，他们都重视设计与实用相结合，始终忘不了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科发展的宗旨。

　　在中央工艺美院教学的重要基础课是以雷圭元先生的图案基础为主题的图案的法则，并以花卉写生、写生变化及传统图案作为图案法则应用的“源”“流”丰富多样的装饰图形。我上图案课时先让学生临摹敦煌的图案、再以临摹的感悟设计需要的单独图案或适合图案，还要对自然的花卉写生、根据写生再进行写生变化，变为花卉的单独图案和适合图案。现在的学生图案设计课都没有了。花卉写生到图案设计，这是一个学科、是一个过程。要写生，才有体会和技艺训练，蝴蝶兰的叶子跟君子兰的叶子不一样，跟牡丹花的叶子也不一样，它们都各有自己的造型、色彩特色，是大自然的给养与品种所形成。那个时代上课，教师必须按照课程的内容要求带上示范作品，教师不光是讲，还要作示范讲解。图案课要结合传统——敦煌的图案，或结合少数民族的蜡染、刺绣、织物图案，如结合大自然的花卉写生，讲写生变化。怎么变呢，根据设计的需要，都是需要老师的示范作品。现在的教学据说已经不是这样了。2003年，我带着5位硕士研究生（杨建军、孙晓丽、刘珂艳、高阳、李迅文），以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为课题，进行分类研究、整理，经他们分别完成初次课题后，先后两次专程去敦煌莫高窟现场体会、深化理解，待他们毕业后都任各有关大学的老师，又形成了我们进行设计的团队，一起又编绘了一部提名为《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图案集。

　　敦煌莫高窟经历了十个朝代，约1600多年，历代是承前启后的发展，形成各时代的特色。壁画和彩塑随着丝绸之路、西域与中原的文化、商业的交流融合形成不同时代的风格，丰富了内容和形式的特色，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脉络。

　　设计离不开图案装饰，现在只不过把壁画里反映的艺术形式分类整理介绍给大家。但是，应用也并不是直接套用，而是摘出壁画里的图案纹样，如佛的背光图案应用到现代工艺、用品的图案纹样中就很漂亮。我现在还把已经整理的图案应用到头巾、面料、陶瓷、景泰蓝的设计中。现在社会上的生活用品设计满目凌乱，却缺少传统的概念，甚至缺少专业的知识。图案包括图案的色彩、图案的造型、图案的构成，图案的大小和造型、比例、尺度都要相称。单说色彩也是非常讲究的，色环里有同类色、邻近色、对比色，冷色调、暖色调，是很专业的学术问题。现在很多头巾的设计不懂色调，不懂比例，大红大绿地用，电视上播出的舞蹈服装、背景，色调和形式上出现各种缺陷、毛病，变得怪异了！现在的设计课学生就靠拍照、电脑拼凑，没有法则，令人担忧啊！

　　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正如敦煌从公元300多年延续下来，一千多年历史、文化集中在莫高窟，很不容易，而是承前启后的发展，形成了不同时代的特色，有特色才能取胜。我一直赞成“承前启后”的观点，对于今天而言，“后”就是现代的年轻人的成长的过程，不是说非要把过去的东西都套在现代，需要融合起来发展，还要保存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不能盲目地学外国。正如鲁迅先生的格言“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图案设计与丝绸、染织、景泰蓝等工艺为现代生活所需的产品与现代技艺相结合，研发传播才能正常发展。

　　我对现在所存在的追求怪异的形式设计很担忧，面料的设计也不存在了，当今的服装面料就用简单的动物老虎皮、豹子皮、斑马皮代替了图样设计，对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纹样都不知晓，太可惜了，太遗憾了。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边是传统的，一边是自然的美，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要理解装饰设计的“真善美”，“真”就是传统与大自然的融合，“善”就是视觉上感觉上要给人以健康、平和正常舒服的感受，别刺激，这样才会形成真正的“美”！

　　装饰设计需要去美化人民的心灵，要避开“假、丑、恶”的影响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