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勇]：当时对家里以及对我个人的打击确实很大，家里面的书法、画也都被查抄了，在学校总感觉低人一等，心里有不服也没有办法。后来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这样的家庭成分和背景，我也没有不走的道理，但是走的时候我还带着我的毛笔、砚台、墨。农村确实很苦，也是个大熔炉，那种苦是现在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们从通辽下火车，开鲁县地广人稀，过的是真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书法只能在下雨休息这样的时间练练。我给我们知青的屋子里面写了一套四条屏，楷书和隶书，只能写毛主席语录。

[天津美术网]：您是哪年回来的？

[张长勇]：应该是1975年。从内蒙到了河北唐山，因为当时的表现不错，就选调到天津一轻局第一人民造纸厂。在农村受过大苦大累，当了工人之后非常满足，但是我是上三班倒的工作，也比较辛苦。回到天津时间不长，打听到老师的住处。

[天津美术网]：这中间有多久没有见过老师？

[张长勇]：我下乡走了七年，断课之后也有大概一年半载没有见过老师，大概是在1978年或者1979年和老师联系上的。

[天津美术网]：再次见到老师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您还记得吗？

[张长勇]：小时候学书法，每到过年都去老师家里一趟。下乡回来之后，见到老师非常高兴，继续写书法，当时文化大革命也临近结束。这些老一辈的书法家，功力十分深厚，文化大革命压抑了他们很久，也希望他们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在1983年，在新华路上的和平文化馆举办过一次五老及传人书法展，有李鹤年、龚望、冯星伯、黄寿昌、耿仲敭五位老先生的作品，还有他们学生的作品，我也有幸参加，当时我二十几岁，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展览。龚老的学生百花齐放，写哪种书体的都有，龚老师教学生非常的严格，比如学生写颜字，颜真卿的碑帖不下十几种，但是龚老要求我们写《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郭氏家庙碑》、《颜氏家庙碑》等等。龚老推荐的字帖都是颜真卿顶峰时期的最好作品，而且龚老不建议学生经常换字帖，我们经常写完了用线定成本给龚老师送去，一部字帖上千字，少一点的大几百字。我从上山下乡回到天津之后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写颜字，写了七、八年，后来留在龚老师那一本，龚老师留下来你的字就说明这本可以给其他的同学当样子了。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大唐中兴颂》，偶尔也写写隶书，我除了写《夏承碑》以外也写《张迁碑》《华山碑》。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展，天津有几位老书法家都参加了，其中就有余明善、龚望、孙其峰、吴玉如等等，龚老师写的是四条屏的隶书。上海出了一本月刊的《书法》，其中写到龚老师的作品“石门颂字，兼有汉简神采，婀娜多姿，意态飞扬”，确认了龚老在全国隶书大家的地位。

张长勇书法作品